“愚蠢”缺失的文化窒碍

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在一次会议上反思道：中国企业家缺少“stay hungry，stay f001ish”精神。

众所周知，“stay hungry，stay foolish”是苹果公司创始人斯蒂夫・乔布斯所奉圭臬。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誉为那个年代年轻一代“圣经”的Thewhole Earth Catalog，出版了其停刊号，封底文字唯有斯语。

时下的中国，正处于创新焦虑症中。中国创新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失落感超过高企的期盼，让人爱恨交织、耿耿于怀，越是想证明自己，越是“有意栽花花不发”。一方面，有些人高瞻远瞩、野心勃勃、大言不惭到不知天高地厚，似乎创新中国屈指可待；另一方面，有人却在为“山寨”的正当性进行辩护。

若“饥和愚”与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的创新业绩正相关联，那么，中国企业家，甚或全体国人，为什么缺乏“饥和愚”?创造的驱动

研究认为，大部分人都有一定的创造潜力，只要环境合适，就会发挥出来。但是，革命性的创造活动却是罕见的。

《美国创新史》作者哈罗德・艾文斯(HaroldEvans)在一篇题为《伟大创新者的驱动力》中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从蒸汽机到搜索引擎，实用性创新是让美国出类拔萃、而其他条件优越的国家落后乃至失败的首要原因。创新不仅仅指发明。对发明的衡量要看专利的数量……而创新是指实用的发明。

创新委实不易。德鲁克在1985年5／6月号《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创新的原则》中陈述道：在1918年，计算机通常需要的六种独立的知识体系(二进制、计算机器的理论、周期性人口调查表、数理逻辑、程序及反馈理论)业已具备，但是直到1946年，可操作的数字计算机才出现。1918年的美国人和1946年的美国人相比，差距在哪里?亨利・福特也谦逊过：“我没发明任何新东西，只是把他人几百年来的发明组装成了汽车。”

不少学者认为，技术发明的本质是试错(trialand error)之后的“剩者为王”。在前工业革命时代，技术变革的主要来源是工匠、农民的经验，它的成功具有偶然性，并非为了“知识产权”的收益而进行的有意识活动；而到了工业革命时代及以降，技术发明被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专门职能。试错行为在科学理论(清晰界定的概念、数量关系的变量结构)的背书下，以数目字精细衡量为标准，既需要有资本进行前期的投入，又需要发明家们的人力资本投入，同时要承担失败的风险，因为它大于成功的概率。

试错行为当然不是机械的，否则，创新活动的过程便是，先穷举各种可能(德鲁克相信，(创新的)成功需要对构成一项可能创新的各种知识进行仔细分析)，然后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逐次排除错误项直至成功。成败取决于创造者的知识(能否穷举)、毅力、家庭或者社会的剩余的丰裕度以及运气(失败一次就成功还是失败九十九次再成功)。爱迪生有句至理名言一“成功就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但很多时候这1％的灵感比99％的汗水更重要”。“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大多数时候是臭皮匠们的自我安慰。但是，灵感从何而来?

在一些传记作家眼里，创新的发生和实现都有些诡谲。的确，创新的人也都不那么正常。有研究表明，富有创造力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出现情绪障碍，对内外部刺激往往更为敏感――情绪反应往往更强，换言之，神经质。同时，在精神分析学者看来，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人，从未完全走出童年，不会放弃介于现实和幻想之间的“过渡世界”。创新者被描绘成走火入魔的偏执狂、躁狂症者，创新活动就像吸食了兴奋剂的人在一种混乱中敢于“乱点鸳鸯谱”而“妙手偶得之”。

实际上，社会需求牵引和催化了创新；当然，社会需求与社会的结构又紧密相关。德鲁克认为，在一家企业或一个行业中，创新机会存在于四个方面：①出乎意料的事情(机会或者失败)；②不可调和的事件(过程中的逻辑或者节奏中的不调和、经济现实中的不调和、预期和结果中的不调和)；③过程需要(在实践中的现实需求所产生的创新。例如，日本在现代化早期没有现代化的公路体系，但是借助反光镜仍然可以使汽车行驶)；④行业或市场变化。企业之外的另外三种创新机会的来源，存在于其社会和智力环境中：①人口统计的变化；②观念的变化；③新的知识。

创新者的确与众不同(其实人人都有差异)，但必须与社会需求一致，这种需求未必是现世的，也(更)可能是潜在的，感知的途径之一即是对个人的现实和群体的现实不满甚至仇恨。其次，无论天才们多么智慧和异端，勤奋、专注都是必须的，在苹果砸中牛顿之前，他业已困惑多时，没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难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激灵；没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索，哪有“蓦然回首”时的恍然大悟?第三，与强调直接的经济动机相反，创新者须不必为五斗米而折腰。一方面，若长期“举家食粥酒常赊”，其怪异和异端就会被清除――正是这些异于常人的不一致激活了灵感，此外，如艾文斯所言“创新者最重要的素质并不在头脑，而是在脸皮。脸皮不厚的创新者一定失败，因为倡导变革的人必然要面临一大群尖刻的反对者”，如果他们动辄被扼住了咽喉，要接受道德和秩序的审判，失败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他们要获得发现、发明的经济回馈，并非是富足其生活和消费，而是衡量成就和人生价值的一种尺度。

智力资本“独买”与价值低估

在近代科技革命和创新洪流之中，中国人几无建树。李约瑟博士问道：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科技遥遥领先的中国在近现代落伍了?

“高水平均衡陷阱”说广为流传。此论道，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导致中国家庭早婚多育，人口增长较快使得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因而技术创新被“便宜”的劳动力替代，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同时，由于人均剩余不足，导致积累有限，无力支撑技术革新。另一说认为，前现代的中国，由于地利优势，加之太平洋季风气候，进步，肇因于各个诸侯国求生存、谋霸道的需要。再如，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实因蔡伦取悦皇后邓绥。历史上的知名文人能为千古传唱之文章，实因政治上的失意引致，地理学家徐霞客，实属当时知识分子中的异类。即便在近现代，中国整体业已落后并仍自大，但是在制瓷、建筑、家具制作、饮食、戏曲等方面的创造和精进无与伦比，可从使得人口多，试错几率大，所以领先；唐宋以来，精英均以身居庙堂为荣，“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政府作为非生产组织，“挤兑”了生产领域的技术革新。

认为前工业社会的劳动力都是“治于人”的劳力者，或者把前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视为农民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恐未得要领。发明创造很早就是精英人群有主观意图的专业活动。尽管这种主观意图是复杂的，可能是为了谋生，也可能是出于兴趣、禀赋，但是必须强调，社会需求对创造性活动的决定性价值。至少在中国历史上，

政府(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一个统一的政府)和权势集团的需求是整个社会需求结构中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

早在周朝伊始，周公教诲康叔，须学文王施行裕民政治、勿要枉法杀人……商人群聚饮酒，除了百工，全数羁押镐京予以杀戮。战国时生产《红楼梦》这部“人间悲剧”中管窥。技术进步源自节省劳力、降低疲惫感，这应该是19世纪末期弗雷德里克・泰罗在伯利恒钢铁公司实践“科学管理”所做的事。

在前工业社会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社会中，政府作为汇集财富、权力、地位、特权于一体的机构，几乎成为精英人群的唯一“市场”。智力资本市场上的“独买”格局，使得其价值远远低于“市场价值”，只有极少数精英分子能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此，就集体性地对“天下一家”的“大地主”通过近乎偷窃的“腐败”来补偿，即便如朱元璋严刑峻法治贪，也不能阻止前赴后继。

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制、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抑制了民间和生产性活动对创新活动的需求。大部分民众不能远行，所以几千年来的交通工具都是马、船；牛耕技术业已也绵延几千年，即便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日，在西部地区“仍旧贯，不改作”。潜力精英们求富贵的出路就此圈定，而且总体上他们不能作为一个“廉能”群体而存在。

这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灵魂：以功名为指引的实用主义。一朝登天子之门，相对于民间给予的回报，人生从此不同，所以才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为了从局外人登科为局内人，就衍生出诸多今人难以理解的故事。李白素有傲骨，但对韩朝宗也尽逢迎之词，“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君子不器”与创新注意力稀缺

既然士农工商，以君子为准绳的读书人、精英分子既然以出仕为唯一的出路，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可以而且必须是社会蛋糕的分配者。

民间缺乏剩余，也缺乏动力进行技术变革，与其把剩余用于具有风险的技术改进，倒不如培养一个文才，参与“公共财政”的分配，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另一方面，权势阶层不惜民力，穷奢极欲，在消费上“朱门酒肉臭”，哪管“路有冻死骨”；宫阙近万问，哪管天下寒士无立锥之地。

智力上的精英大多不事生产，在经济上就陷入“依附”境地，而所附着之家资物用，要么是祖德(或来自赏赐，或来自地租盘剥、放贷)，要么就是朝廷的俸禄，民众的脂膏，或者来自前同僚好友的接济与救助(如李贽)。古代知识分子不为(甚至耻为)稻梁谋，孔子“多能鄙事”，不以“器”而自立为荣(“君子不器”)，对问稼穑之事的樊迟不齿――“小人哉”。

即便作为士大夫的官员的异地任职和交流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有积极意义，那也绝不是他们的主要使命，或出于举手之劳的个人“施恩”，也可能是准备军粮、中央朝廷的税收等的压力使然，技术创新既要投入，又有风险，成功率低，难出“政绩”，不利升迁。因此，精英分子的注意力投放到生产就更为鲜见。

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求大受”而不以“小用”为然，使命感求大、求终极。比如中庸之道、过犹不及，但是鲜有人以数量的方式去最优化，而是格外强调个人的体悟和对平衡的近乎神秘的把握，这就极大地降低了一种高深或者说玄乎理念的应用，它正确但是悬空，受人膜拜而于大众无所裨益。历代的精英似乎都以哲学家自诩，为制造了旁人无法复制的学问而荣。

性恶论与乏安全感

尽管精英群体进阶为统治者、分蛋糕者，但也只是上了一艘危险的邮轮，船上虽有香肠与美酒，却也有被扔下船溺水而亡的风险。客人终究是客人，而非主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权势中枢的核心需求是分而治之、天下太平，不允许家臣、诸侯、地主或者商人做大以威胁中央威权，因此就尽量做到民不富、藩不强、臣不势，以阻碍剩余集中到中枢以外。即便富甲如和中堂，也能在一夜之间一贫如洗。

其次，在历史学者黄仁宇看来，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朝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儒家经典教育下，知识分子有阴阳两面：阴面，有七情六欲；阳面，要做君子而不言利，“毋我”。

这种人格的分裂导致人人可自恃握有道德照妖镜，于己全副伪装，对他人则求全责备，而道德判定的复杂和模糊性，极易小题大做，动辄否定人品，由忠而奸、由太傅太师而伪君子，尽在一念之间。孔子希望君子当杜绝的“肤受之诉、浸润之谮”在历史上实则大行其道。这就导致精英人群安全感极低，必须对人情世故谨慎有加，否则不仅封妻荫子不可求，身家性命堪忧，九族生灵亦有涂炭危险。译“stay foolish”为“处事若愚”，实反映了受其所累。“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看似智慧之语，实为道不尽知识分子风雨飘摇归宿的无奈。

大一统下的制衡之术，人格的阴阳分裂，“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性善论，不过是表面文章，阴谋论、性恶论大行其道。如果某个精英分子胆敢有创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那要先把你的动机亮出个空空荡荡方可。若动机不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便动机纯正得到认可，也有各式教条束缚，修德为上。如是，精英阶层与生产上的疾苦只会越来越远，即便有泛爱众之心，也无非是肃杀贪腐，自得于“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青天自比。

简朴的“饥愚”

保持“饥渴”和“愚蠢”并非深奥而微妙，无非是要祛除马奇教授所说的妄想――“我们不过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粒微尘，立身扬名，不过是无知者的幻想……重要的也许是，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在我们卑微的角色中，尽可能给生命添加更多的美而不是丑。”

为什么我们今天缺乏“饥渴”和“愚蠢”?从文化传承看，是因为骨子里还有各式帝王将相的遗毒。

席酉民教授将创新的基础总结为：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反叛精神、反思习惯。不承认民众私权的不可侵犯和至上，智力资本买方垄断的市场格局就难有变化；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人格上的独立即为空中楼阁；不独立是常态，独立反是异常。只要精英阶层必须谋食于他刘家、李家或者朱家这个垄断买家，而非通过服务民众，从民众处“积少成多”地实现自己的生活供给与地位获取(医生、巫师或能有所斩获)，独立人格即异端，不能成气候，也难以为继。这种精英阶层的弱势使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说无妨的开诚布公，不是花架子，便是阴谋诡计，李世民和魏徵的千古绝唱故事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反叛精神更是高悬在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李陵被负、算计在先，不得已投降匈奴以“曲线救国”，司马迁为其仗义执言，竞遭腐刑；五代十国，著有《权经》的冯道相十皇而不倒，被后世文人不屑。大一统王朝下的道德教化，把人教化成同一而非和而不同，创新即便不是罪恶，也不值得提倡，所以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才要鼓捣出一个《孔子改制考》，以求为变革赋予掩耳盗铃般的合法性。同时，道德说教与人性的背离，导致精英人群人格的扭曲和阴阳分离，以道德替代法制的治理结构，导致精英分子的注意力都被分配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人事事务之上。

第一、第二代企业家因为草莽而浸淫其中，新一代高知创业家们也未能免俗，因为文化嬗变是如此漫长，甚至某些方面还被有意识地强化了。不能平等视人，有罪推定、阴谋论横行，潜意识中的忠与奸，福山所批判的低信任，信仰懵懂而工具理性强健，等等。

乔布斯虚荣不差国人中的活跃分子，当他新产品的时候，他想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他邀请写过富兰克林、爱因斯坦等传记的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为自己“立碑”，除了恣意的自恋，但也多少看出他“人以群分”的标准和自我定位，“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立意不高，而是在国人的世界里，我们的幸福，多源于锚定人群的不幸福，而不是使人幸福。企业家若把顾客视为实现自己宏图大业的工具，就永远无法明白愚蠢其实有多么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