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基建“陷阱”?

虽然分到了250万元，但季缃绮的心情并不是很好。季是鲁商集团的董事长。

2008年第四季度，首批新增中央投资安排给山东省33.08亿元，250万元只占33.08亿的不足0.08%。作为山东国有企业的新锐，季缃绮对这个结果有些失望。

失望的背后，是季对资金分配原则的异议。在他看来，国家和地方政府把大笔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工业、大物流，这种方式虽然能短期见效，但不如将一部分资金投入到零售和服务行业，这样对拉动内需才有实质作用。

一个国企的异议

在山东，几乎没有人不和以零售为主业，涉足地产、酒店、啤酒、传媒等的鲁商集团发生过联系。

2007年底召开的山东省服务业发展工作会议，让季缃绮心情大好。这次会议传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到2020年，山东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要超过50%，同时集中力量重点培植100个市场竞争力强的重点服务企业。此前，山东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2.7%。而且在会议上，鲁商集团作为企业典型被多次提起。对于拥有现代零售业等多个服务业板块的鲁商集团来说，发展空间和助推力量骤然被放大。

凭借着这样的背景，鲁商集团有理由获得更多的政府投资。但是，季缃绮失望了。从山东省商业厅下海的季缃绮能理解政府的想法，毕竟将钱投资于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能立刻见到效益，所以，尽管山东的高速公路已经非常好了，但还要不断修。但是，多年的商业生涯让季觉得这是工业化时代的思想，而且这种方式拉动的内需有限，只是一些原材料商和建筑工人。

在季缃绮看来，应该将拉动内需的领域放在老百姓身边，如零售业和服务业。而且这些行业现在效率还比较低，许多消费者还不能方便地买到自己想买的东西，如果趁着经济危机发展这些行业，一是可以直接促进就业，二是哪怕增加消费愿意的10%，结果也会很可观，三是零售业的增长，会直接带动上游产业的发展。虽然这样行业显得有些细枝末节，不如建一个大工程那么显著，但却对拉动内需有实质作用。

郎咸平也有类似观点：“把4万亿投资基础建设，是一锤子买卖，建完了就失业了，怎么办？再建第二条，再促进就业，建完以后又失业了，那怎么办？回头拆第一条，一拆就又促进就业了，但拆完以后又失业了，又只能拆第二条。所以搞了半天你建了两条，拆了两条，老百姓是全民就业，但最后却什么事都没有干，这就是基础建设。”

陷入国家基建陷阱？

郭东原，科尔尼公司的董事，韩国人，将这种投资分配方式称为“国家基建陷阱”，即国家在短期内对基础建设过量投资，虽然产生了短期效应，但长期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从而进入另一个陷阱，形成另一个泡沫，而且后一个陷阱、泡沫会比前一个更大。最坏的情况是产生极度的通货膨胀，尤其是非关键货币的国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日本是关键货币的国家，但上世纪90年代后也发生了通货膨胀，就是因为进入了国家基建陷阱。

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反复强调投资国家基础建设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可能需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一政策措施所存在的严重缺陷，而这些严重缺陷确实曾让一些工业化国家痛苦不堪。”这其中包括他最最熟悉的韩国。在他看来，自从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国家基建陷阱后，至今仍然深受失效的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他希望通过韩国的例子给中国政府一些启示，他说：“每当遭遇经济困难时，韩国就会对大型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市场进行大量的投资，因为这样做能马上看到效果，结果却造成了‘国家基建陷阱’。政府不得不制造一个新泡沫来对付那些已经破碎了的泡沫，而扭曲的国家资源配置方式却恰恰削弱了新一代增长引擎的发展。”

为什么对基础建设过量投资就会进入陷阱？郭东原举例：当时遭遇经济危机时，韩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放松了对房地产建设的政策和向银行贷款的政策，使得房地产投机风起，房地产价格在短时期内以超过年GDP增长率的速度急剧上涨。由于政府大量投资基础建设，也使得经营不善、本应被淘汰的开发商得以存活下来，并且不断获得收获。

此后，他们再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中，从而加剧泡沫的产生，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还引发了另外两个后果：银行为了贷款给房地产企业，不得不通过激进的方式展开激烈的竞争，导致后来大量坏账的产生；政府的明确导向使得庞大预算不断被建筑公司所截留，严重影响了资本向其他工业部门的流动。并且扭曲的国家资源配置方式却恰恰削弱了新一代增长引擎的发展。

在没有发生经济危机之前，韩国本计划要大力发展船舶制造业，认为这个行业能对韩国经济起到支撑作用，但经济危机一来，这个领域就失去了财务上的支持，甚至后来在韩国就消失了。银行也因此整天忙于清理当初留下的坏账，没有能力去支持有新经济增长点的那些行业。

“借鉴历史，即使中国可以通过战略性投资规划与合理配置来取得理想的经济振兴计划的成果，也应该更多考虑添加一些未来元素。”郭东原说。

如何绕开？

对于曾经深陷基建陷阱的韩国，郭东原似乎对如何规避陷阱更有发言权。他告诉记者，要想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恢复经济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一是金融业，尤其是银行要有很好的稳健性，这种稳健是指有很好的流动性。二是建筑行业要达到成熟的水平，否则就会令许多经营不善的建筑企业存活下来，并危害其他的相关行业。三是行业结构被正确地重新调整，否则资源会被不正当地分配。

他说：韩国就是因为未满足这三个条件，而陷入国家基建陷阱。中国政府也要必须注意这三个条件，这样带来的经济好处才有持续效应，否则将把经济带入恶性循环，有增长潜力的行业也将为此牺牲。现在来看，中国起码满足了第一个条件。

政府一定要清楚，应该在经济下滑阶段做产业结构调整，否则下一次成长就会受到影响。下一代要素包括发展可再生能源、生产型经济的升级、对金融业的加强等。但是，仅筛选行业并不足够，还要看我们在产业链中处于什么位置，要向价值链的前端移动。

如果中国不幸陷入国家基建陷阱，三五年后由于能源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下降，中国逐渐失去提升能源产业平台的动力和冲劲――中国将继续成为能源以及所有高附加值技术的进口国，而美国等其他国家却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享受着新增长动力所带来的利益。

厉以宁直言：基建对就业促进不大

针对目前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的拉动恐怕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效果。

厉以宁在政协发言中表示， 经济增长有两个周期，一个是经济增长周期，一个是就业周期。为什么现在的就业低谷要比经济低谷滞后？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非对称性。

“也就是说，当经济增长的时候，各个用工单位，首先挖掘现有的人力，而不急于增加劳动力，只有现有的劳动力差得多了，才会考虑增加新的劳动力。当经济增长下滑的时候，更多的用工单位是陆续解聘现有劳动力，他们希望能够节支，并且希望能够得到新的订单。假定把现有的劳动力一次性裁减了，一旦接到新的订单，又完成不了任务，所以经济增长下滑在前，大量裁员在后。”

同时，对于就业问题，厉以宁还认为，人均占有的固定资产总额会越来越大，这样就会增加就业难度，在分析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就业低谷的来临有明显的滞后性。

“当前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两种挑战：一个是经济增长下滑的挑战，另一个是就业压力增大的挑战。政府进行大量投资，并且大量对实体经济投资是正确的，有助于经济保持平稳和较快的增长，有助于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可控制的，也是可以预料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可以让就业较快地走出低谷。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大了能够大量解决下岗回乡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吗？民工很难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工地上去，因为多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了到沿海制造业工作，并且有一定技能，能安心地去基础设施建设的工地干活吗？因此，为了应对就业的压力，必须完成经济转型的改革。”

（摘自3月9日《中国经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