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女性身体政治意识

摘 要：研究了莫里森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所表现出的黑人女性的身体政治意识。莫里森以鲜明的性别差异立场对西方哲学话语展开了批判与重建。以作品中凸现的女性身体政治意识为切入点，通过聚焦女主人公佩科拉的悲剧故事，阐述了黑人女性如何在反抗和内省中找寻自我，以及男权意识对女性政治意识的压制。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黑人女性；身体政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199-02

1993年，一位黑人妇女摘取了诺贝尔皇冠上的宝石，她就是托尼・莫里森。莫里森的小说由于其意义深远的主题和独特的艺术造诣而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并赢得了高度的评价。作为一位具有黑人和女性双重身份的作家，她除了通过自己独到的观察和理解对遭受到白人统治文化和意识恶意的歧视、异化和歪曲的黑人女性形象和历史进行了重新展现和构建之外，她还力图通过重获黑人的文学话语权来修正历史与记忆，抵制白人统治文化的侵略与压迫，并呼吁黑人民众，特别是黑人女性扎根于本民族肥沃的传统文化土壤，以期治愈黑人种族在情感、心理和文化上的创伤，重建民族意识，重构政治意识。

一、文献综述

莫里森以女性和黑人的双重身份进入到“那些不是黑人、不是女性的人所不能进入的一个（充满）感情和感受的宽广领域”[1]，同时对黑人女性的成长、黑人女性的身体政治建构投入了最真切的关怀。但是，在近期的对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女性这一主题的研究中，评论家们通常都从宏观的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并没有太多的从身体政治意识方面进行微观的探索。

国外对莫里森作品中所表现的身体政治意识研究也处于初级阶段，且主要集中在对《宠儿》的研究，包括：女性如何以身体对基督教进行挑战与亵渎，黑人文化与黑人身体的重塑的关系，重理性轻身体的主体模式如何对黑人身体进行压制等。

在国内，对莫里森的研究中，王玉括出版了《莫里森研究》。其中阐释了《宠儿》中的身体政治意识和《秀拉》的身体“抗拒策略”。而对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则缺乏相关的研究。因此本文以《最蓝的眼睛》为切入点来探讨莫里森小说中黑人女性身体政治意识这一主题。

二、概念及理论依据

很长时期以来，政治已经先于身体而存在，这就必然导致每一个身体不可避免地降生在政治的怀抱里。身体政治由来已久。那么，身体政治是什么呢？简单的说，身体政治是指权力拥有者对其所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身体实施的某种管理和规训；并对那些拒不服从者进行公开的惩罚。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灵魂出了问题，其灵魂所藏身的处所必须受到惩罚，这时，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公权力对个体身体的政治管辖。

众多西方文学理论家也对此展开过精妙的论述。最早，柏拉图认为身体只是单一的理性，而与政治意识则相去甚远。随后，尼采首次把身体和政治联系起来，他认为对个体而言，身体在对主体意识构建中意义非常重大。法国思想家福柯也认为，身体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结构，是由历史铭刻并带有权利关系的。同时，权利使身体内在的张力得到充分的舒展，这就意味着，身体是从属于政治领域的。

而与此同时，西方哲学中一直存在对女性的殖民化现象。一方面，男性哲学家在哲学传统中以言说主体自居，与哲学史自身对话，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调动自身的物质性身体和无意识部分，拒绝承认女性的社会性，不与她们分享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如果要成为言说中心，成为哲学主体，女性必须经历自我的异化，同时要扮成男性，以男性的方式进入哲学体系。

三、《最蓝的眼睛》

在托尼・莫里森早期的小说中，许多小说中的女性角色都展现出强烈的身体政治意识。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这一点尤为突出。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在黑/白、男/女两极文化的冲突下迷失了自己，而这一“迷失”对研究黑人女性政治意识的最初构建很有价值。

《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遭受到白人文化意识毁灭性影响的黑人小女孩的悲剧故事。黑人小姑娘佩科拉11岁了，她相貌普通，皮肤黝黑。她生活在一个普通的黑人家庭，从小父母就对她非打即骂，上学后同学们也经常取笑她的黑皮肤，其他周围的人也大多因为她只是一个黑人小女孩而无视她的存在。年幼的佩科拉渐渐意识到所有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全部因为自己是一个黑人女孩。连佩科拉自己都认为，真正的美丽一定是要有白皙的皮肤、湛蓝的眼睛、金黄的卷发，就像每一个白人小女孩那样。单纯天真的佩科拉以为只要自己的容貌改变了，就可以受到众人的喜欢。于是她开始天天祈祷，希望自己的眼睛能够变成蓝色的。在她心目中，拥有蓝色的眼睛，自己就可以被周围所接受，父母也不会打骂她，同学老师也会喜欢她。但是，现实总是冰冷残酷的。佩科拉在遭生父奸污后，生下一个死婴，这一事件使众人由最初的冷落转变为厌恶她。无论佩科拉怎样祈祷，她都无法拥有最蓝的眼睛。佩科拉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执念于自己的祈祷，最终神经错乱。

小说一开始，佩科拉就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是不同的。她从小生活在黑人社区，但却感觉不到任何熟悉与温馨。相反，她感觉到的是“发现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潜伏着这种神色。毫无疑问，这厌恶是冲她而来的，是冲着她的黑皮肤来的”。白人文化价值观已经被内化，使得佩科拉对自己的丑陋深信不疑，每日“久久地坐在镜子面前，想发现丑陋的秘密。并想象着如果她的眼睛，那些摄入图像富有视觉的眼睛――如果她的那双眼睛不一样，也就是说，美丽的话，她自己就会不一样了”[2]。像所有的小女孩一样，佩科拉她想变得美丽，但她认为的美丽则是像白人那样有白皮肤和蓝眼睛。由于这个愿望在现实中不可实现，佩科拉对自己的鄙视和厌恶变得更加浓烈。这种对自我的彻底否定导致年幼的佩科拉竟在绝望中盼望肉体的消失。“身体是知觉的载体，个体的人只有在自己的身体中才能发现自己的意识、经验及身份；没有身体，人的主体将处于无所依附的状态，个人乃至人类的经验、生活、知识和意义都不复存在。”[3]对佩科拉来说，从镜子中望见自己黝黑的肤色时，佩科拉便盼望自己丑陋的身体快点消失。镜子代表着浸透着强势白人文化意识的社会判断，代表着白人文化价值对黑皮肤的否定。这种盲目的否定自己，就是佩科拉最初的身体政治意识。此时的佩科拉已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失去了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肯定。

个体的身体表明的是一种生物属性，需要通过社会来解释；个体通过感知世界而获得自己的身体，但是，反过来，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个体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体。无法找到自己的佩科拉在被酒醉的父亲生下死婴后，遭到周围所有人的遗弃。甚至连佩科拉的母亲也是如此。当知道佩科拉被丈夫怀孕后，佩科拉的母亲不仅没有给佩科拉丝毫的安慰，反而是非打即骂，将佩科拉向生命的悬崖边又推进了一步。之后，佩科拉疯了，完全迷失在自己的幻想中。她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那蓝色大眼睛。最初的寻找以迷失作为终结。

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身体政治意识最终没有建构成功。佩科拉的悲剧让读者不得不在哀叹中深思。是什么阻断了佩科拉认清自己的黑人女性身份呢？

根据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在白人社会所形成的镜子当中，佩科拉看不到自己的完整形象。在母亲的影响下，佩科拉又把白人社会的审美标准内化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在自己与他人的意象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鸿沟，在她周围塑造了一个看不见的、具有控制性的“蓝色的缺失”。而这一缺失，或者可以称之为“种族主义的内在化”[4]，彻底破坏了佩科拉通过个人行为进行自我身体意识的建构。

同时，由此可见，佩科拉自我的泯灭正是佩科拉的母亲波琳自我泯灭的结果。只有真正拥有自我的母亲，才能教会孩子如何树立完整的自我。但作为母亲，波琳只教会了佩科拉害怕。所以在被生父奸污以后，佩科拉只是始终保持安静，丧失了应有的话语权。当佩科拉躺在厨房的地上，再次恢复了意识时，她把“双腿间的疼痛和母亲隐隐约约的脸”联系起来。在这一场景中，显然，佩科拉把父亲对自己的侮辱和母亲对自己的迫害等同了起来，可见母亲在她的成长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而是一种毁灭和破坏。

四、结语

托尼・莫里森说过，在19世纪文学中，那种“穿不透的白色”有时也会停顿一下，尤其是当这种白色和一些挥之不去的黑色和黑暗的阴影联系在一起时。《最蓝的眼睛》在美国黑人文学的创作上是一次突破，作品以黑人小女孩作为故事的主角意在说明如果黑人女性在幼时没有被及时地注入黑人文化价值，没有对自己黑色身体的正确认识，那么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之下，就容易盲目地以白人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价值取向，成为白人文化的牺牲品，从而造成人生的悲剧。

“世界将总是从身体的角度获得它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性意义，它是身体动态弃取的产物”[5]。当身体逐渐走出与心灵、与灵魂的二元对立而占据了本体论的中心位置时，个体对自己身体的认知和接受与自己的权力政治观就有着极大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与自我主体的建构休戚相关。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所塑造的黑人女性形象仍不会从读者的记忆中淡出，其深刻的身体政治意蕴将给我们以历久弥新的启示。

参考文献：

[1]Taylor-Guthrie Danielle.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M].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1994.

[2]Morrison. The Bluest Eye [M].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70.

[3]卡尔・雅斯贝斯.世界观的心理学[G]//费迪南・弗尔曼.生命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4]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