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征途第一站

【中图分类号】D231；K263 【文献标志码】D 【文章编号】1626-3570（2016）-10-003-08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赣南闽西）后经过的第一个省份。1934年10月26日至11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先后经过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连县（今连州）、乳源梅花乡（今乐昌梅花镇），经历了新田之战、城口突袭战、铜鼓岭伏击战、茶料阻击战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成功突破了设置的三道封锁线，使主力顺利通过广东境内，向湖南方向挺进。为了纪念这段难忘的历史，《红广角》编辑部采访了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建伟。杨主任曾应邀到井冈山干部学院作“红军长征在广东――万里征途第一站”党史专题报告，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

一、“借道”广东

《红广角》编辑部：长征路上，红军与地方军阀既打也谈，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政策。长期以来，红军和粤军“借道”谈判的历史并不为世人熟知。请杨主任详细谈谈这段历史。

杨建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前夕，与陈济棠互派代表进行秘密军事谈判，达成停战协议，稳定了南线的战略局势，实现了赣粤和局，为长征“借道”广东并突破军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与陈济棠的停战谈判又被称为“借道”谈判。

内部历来派系林立，各路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明争暗斗，分庭抗礼。追剿进行战略转移中的红军，就为“一石数鸟”战略（即在消灭红军的同时，削弱乃至消灭地方军阀）提供了机遇，也为红军借道广东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迫于局势的压力和对先前“福建事变”失误教训的总结，从长征前夕一直到长征胜利结束，中共中央也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包括后来的云南军阀龙云、四川军阀杨森、邓锡侯等人，而广东军阀陈济棠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开展统战的第一人，而且成效显著，比较成功。

1934年10月9日至11日，中共代表何长工、潘汉年与粤军代表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让红军通过。

这个协议意义重大，正如同志所言：这次谈判“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说，这将使中央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

《红广角》编辑部：红军“借道”谈判的对手陈济棠是怎样一个军阀？

杨建伟：陈济棠是粤系军阀的代表，是一级陆军上将，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平起平坐。从1929年到1936年，连续主政广东8年，统领广东海陆空三军，掌握了广东省党政军大权，有“南天王”之称。

就陈济棠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关系来说，他具有鲜明的两大特点：

一是坚定。在内，陈济棠向来以坚决著称。早在北伐大革命时期，就明确反对孙中山先生主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计划；南昌起义失败后，亲率大军死力阻截由叶挺、带领的南下潮汕、梅州一带的起义部队，给起义军造成重大损失；长期对广东境内的革命根据地展开大规模“围剿”，东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等先后丧失；长期残酷镇压广东境内的革命者，两广省委书记蔡和森同志、两广军委书记李硕勋同志等著名中共领导人，先后遭到杀害，使广东党组织遭受重大挫折，导致广东的革命斗争长期处于低潮；第四、第五两次奉之命参与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陈济棠本人分别被任命为闽、粤、赣、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和南路军总司令，期间还积极参与镇压“福建事变”。

二是能征善战。陈济棠毕业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可以说是军事科班出身。众所周知，桂系军队之强悍闻名中外，又有“小诸葛”白崇禧亲自指挥，连中央军都惧怕三分。在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累累战功被人称为“铁军”，由桂军组成的第七军听到后，便自称“钢军”。其眼中无物，可见一斑。但这支“钢军”先后在1929-1930年的蒋桂战争、粤桂战争、中原大战中三次败于陈济棠之手。

《红广角》编辑部：红军与粤军有过交手的记录吗？

杨建伟：中央红军也曾在与粤军的战争中吃过大亏。如发生在1932年7月的南雄水口战役。水口战役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著名战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场罕见的恶仗。在这场历时三天两夜的战役中，粤军机动灵活、特别顽强，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后来总结说：“1932年7月，在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

这样一个的军阀之所以愿意与红军谈判，主要就是为了自保，红军正是利用了他这种心态。

二、突破三道封锁线

《红广角》编辑部：既然“借道”谈判成功，怎么还有突破三道封锁线之说呢？

杨建伟：虽然中央红军与粤军成功进行了“借道”谈判，但惧于的压力，又怕红军进入广东，陈济棠部还是构筑了封锁线，和红军进行了一些战斗。中央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粤军分别在粤赣、湘粤边境设置的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地通过了中央红军万里征途的第一站。

《红广角》编辑部：第一道封锁线设置在哪里？中央红军如何突破？

杨建伟：1934年10月，为阻止中央红军向粤赣边境地区发展，粤军在信丰、安远至赣县王母渡和赣州、南康一线，构筑了一条以桃江（信丰河）为天堑的南北长120多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的弧形封锁线。

21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红三军团第四师由赣县向百石推进，遭常备中队阻击。红军用炮火将堡垒攻破，活捉中队长何德泮，全歼常备队，取得红军长征第一仗的伟大胜利。同日，红一军团向新田圩迫近。担任左前锋的红一师红三团率先抢占新田圩制高点小石岭，向驻新田圩粤军发起攻击。激战至夜时，红军毙敌300余人，取得新田战斗胜利。红一师红三团占领新田圩的同时，担任攻击任务的红二师三团也从罗峰头向金鸡出击，晚10时许，将刚从百石逃回的粤军姚营毙伤200余人，占领金鸡圩，取得金鸡战斗胜利。

22日，红三团进至大桥头遭敌阻击，将敌击溃后向石背追击，部分残敌退入古陂。占领新田之红二师直往石背拦截，经过1小时激战，毙敌300余，缴获一批辎重和军用物资。右前锋红十一团急进到茶了附近，也遭粤军某营堵击，毙敌数十名。23日凌晨，红十团配合红十一团击溃古陂顽敌，占领粤军师部驻地古陂圩，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25日，红军在铁石口、大塘埠、石寨圩等地西渡桃江，向赣粤边界推进，至27日，担负中央红军长征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渡过桃江到达小河。至此，中央红军长征部队全部渡过了桃江，完全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南雄境内。

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同志的牺牲是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最大损失。洪超同志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个师级干部，而且是最年轻的主力师师长。

《红广角》编辑部：中央红军如何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智取城口镇？

杨建伟：在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渡过信丰河前进之际，判断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是战略转移，立即重新调整部署和紧急调动部队。命令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加强第二道封锁线，堵截红军。妄图把红军堵截在城口至汝城、桂东一线第二道封锁线之内。

10月29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11月1日进至汝城、城口等地，并通过敌设在粤境城口至湘境汝城、桂东的第二道封锁线。

10月31日，左翼红一军团第二师前锋别动队为前卫（右翼、中翼进军路线都在湘境汝城县内），第六团、第四团为后卫，由江西崇义县的聂都经五洞进入仁化长江的冷饭坑、犁壁岭、佛坳一线。

11月2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经八丘田，集结于三江口地域，截断敌军湘军主力第六十二师陶广部与粤军间的联系，从北面警戒，遏制城口。红二师第六团从浒松乡进入城口区东坑分道：一部从坳背折向牛皮洞，经响塘等地，过城口河，进入恩村、厚坑地域，从外线执行截击城口敌人退路和阻击仁化追敌的任务；一部经老屋、半山、塘湾、半奢水，插到水东桥头侦察敌情，警戒城口镇方向，并与进入三江口地域之红军部队，形成对城口镇的钳形包围之势。

城口镇位于湘粤边境。四面群山环抱，山峰陡峻，谷狭路隘，地势险要。筑有碉堡、碉楼20座，密布成网，扼守着狭谷、道口，可监视和控制仁化、扶溪、长江、仙溪文英、东岭、乐昌方向。碉堡、碉楼间濠沟相接，电话相通。此镇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既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湘、粤边境古道交通的咽喉。决心把城口建成“围剿”红军第二道封锁线南端的中心据点。

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首长认为，城口守敌人数不多，但设防坚固，有精良武器和充足弹药；若正面进攻，虽有取胜的把握，但要付出较大的代价，甚至会耽误时间，影响军团部战略部署的完成。为此，他们决定乘敌不备，突然袭击，夺取城口。

11月2日夜，负责主攻的红军第一营，潜伏到距水东桥头近百米处，被敌哨兵发现。敌哨兵喝令时，对夺取城口充满胜利信心的红军响亮回答：“自己人！”边答边率部阔步过桥。敌哨兵对空鸣枪警告时，已成为红军的俘虏。红军进入城口镇内，割断电话线，包围了敌军连部、公安分局、保安队部、民团部，向敌军展开政治攻势。在响亮的“缴枪不杀”声中，敌军自知已被包围，插翼难逃，纷纷举手投降。据守在山上碉堡、碉楼、哨所的敌军，慑于红军的强大威力，纷纷弃堡、弃岗仓皇逃窜。

这次战斗，共俘敌军100多人，缴获长短枪几百支、子弹1万多发，对此，中革军委通电全军：红一军团前锋于11月2日，占领了敌第二道封锁线上重镇城口，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红广角》编辑部：中央红军突破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后，军是不是加强了第三道封锁线？

杨建伟：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接连被摧毁后，军加紧调遣兵力，固守第三道封锁线。当时韶关、乐昌、郴州一线的铁路虽然没有全线通车，但是有些地方短距离是通车的，公路上汽车往来频繁，敌人调兵非常方便。在粤汉铁路沿线部署20万兵力把守，利用数年前修铁路的水泥钢材，在山上修了不少碉堡。

11月5日，红军分头向西挺进。右路红三军团绕过汝城县城，经延寿山田坳、岭秀、大源百丈岭、文明向宜章进军；左路红军第一、第五、第九军团由城口沿九峰山脉前进。这时，敌人已判明红军正在突围，粤军正在赶赴乐昌。他们利用公路、铁路之便，企图抢先占领九峰山，以堵截红军前进。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从九峰打过去，要在敌人到达之前，抢占九峰山制高点，将敌人牵制在九峰山麓，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

红一军团领导及时指挥红二师第四团冒雨昼夜兼程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了阵地，监视着九峰墟的敌人，随后派出部队击溃了固守在茶料的粤军一个团。11月6日，红二师第五团、红一师到达九峰，在张姑岭与敌展开战斗，保证了左翼部队的安全，使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安全的通过延寿。

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中央机关、军委纵队等于11月5日、6日分四路进入广东乐昌五山境内。一路从广东仁化城口清水江进入五山山寨歧经沙坪、长老坑西进；另一路从广东仁化城口新田进入五山中山经沙坪、长老坑西进；再一路从湖南汝城小亘枫树坳进入五山石下、大王山西进；还有一路从湖南汝城井陂界头进入五山青龙头经石下、大王山西进。

大王山地处五岭山脉，位于湘粤交界处，海拔1600多米，是红军进入粤北以来所遇到的第一座高峰。在饥寒交迫和筋疲力尽的情况下，爬越大王山，对于每个红军战士，都是严峻的考验。但是，红军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经过10多个小时的艰难险阻的行军，终于胜利地翻过了大王山。

翻过大王山后，红军进入山区小道，拥挤不堪，行进速度减慢了。这时，急令陈济棠部尾追前堵红军。粤军李汉魂、余汉谋部从乐昌向九峰延寿赶来堵截；中央军薛岳、吴奇伟两个兵团衔尾紧追，粤军邓龙光一个团从乐昌开往九峰。敌人从三面围堵，而红军和中央纵队都挤到一条路上来，情况十分紧张。

红一军团首长命令红十师师长李聚奎，率一个团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在前头开路，并要求在11月11日前抢占宜章县白石渡，掩护全军和中央纵队从乐昌以北通过粤汉铁路，向湘西前进，动作要快，不得延误。

由于红一军团派出得力部队在九峰茶料与文洞之间的鸦鹊岭阻击军队，监视了九峰墟的敌人，保证了左翼部队的安全，特别是占领了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支点白石渡，再加上右翼的红三军团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在南北两面很好地掩护中革军委等后续部队，从而全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三、广东对中央苏区腹地的支持

《红广角》编辑部：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了中央苏区腹地。中央苏区在其鼎盛时期，范围辐射到了广东地区。所以广东对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请杨主任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杨建伟：广东省现有11个中央苏区县，分别为梅州市的大埔县、平远县、兴宁市、梅县、梅江区、蕉岭县、丰顺县、五华县，韶关市的南雄市，潮州市的饶平，河源市的龙川县。也就是说，它们本来就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对中央苏区腹地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支持和帮助上。

东江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创较早、范围较大、坚持时间较长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从大革命失败后就开始创建，1930年5月正式形成，到1935年夏丧失，经历了长达8年多的极为艰辛、曲折复杂的英勇斗争。在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它领导着拥有正规军约3000人的红十一军和约200万的苏区人口，根据地范围遍及粤东地区20多个县市，并发展到福建和江西南部。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力地支持和策应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东江革命根据地因此成为支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基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广角》编辑部：东江革命根据地对中央苏区腹地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建伟：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

（1）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发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南方屏障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

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东部和北部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部彼此相连。东江苏区的革命斗争，打击和牵制了广大军阀的兵力，加深了军阀之间的矛盾，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中央红军进行的几次反“围剿”期间，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牵制了广东军队几个师兵力，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1932年7月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东江特委向东江军民发出战斗的号召：“东江红军与一切工农武装，必须与中央和闽西苏区红军作互相呼应的作战，袭击敌人的后方，扩大我们的区域……给广大军阀进攻中央苏区以最大的牵制”。第五次反“围剿”时，南路总司令陈济棠为保住东江地盘，以免“后院起火”，并提防“借刀杀人”之计得逞，遂将其主要兵力驻扎在东江地区，开赴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只是一部分兵力，并与中央红军秘密谈判，双方达到就地停战、互相借道等项协议，使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能比较顺利地突破陈济棠军队防区，减少了损失。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及其对军队的牵制，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

（2）协助和配合中共中央建立了由上海通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沟通了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东江革命根据地发挥了两地之间“中转站”的重要作用。

东江革命根据地所在的东江地区，是驻上海的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两地之间的主要通道。为了沟通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联系，1930年秋，由领导的中共中央交通局在中共广东省委（驻香港）和东江特委的协助和配合下，开辟了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中央苏区的红色秘密交通线。这条秘密交通线所经的东江苏区，分别在汕头、大埔设立交通中站，均中共东江特委负责。东江特委为此选派了一批得力干部负责交通工作，使这条交通线一直畅通无阻，安全可靠，一直坚持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东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这一重要使命，除了圆满完成日常大量的来往文件传递外，还安全护送了包括、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瞿秋白、杨尚昆、李富春、、聂荣臻等在内共200多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从白区进入中央根据地；通过这条交通线给中央根据地输送了大量急需的军用物资、医药及食盐、布匹等生活用品；为上海党中央和中央根据地传递了各种政治和军事情报。从而有力地支援了中央根据地的斗争。

（3）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

东江革命根据地在长达8年多的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党、政、军领导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先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重要的岗位上担任重要干部。1930年11月，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后改称为福建省委）成立，其领导成员主要从东江苏区中调任。担任特委组织部长（后任宣传部长）的李明光、秘书长肖向荣、妇委书记李坚真、工委书记方方等4人均来自东江苏区，此后，他们一直生活和战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此外，据统计，从广东调入中央苏区担任县委书记以上职务的共有10余人，其中主要有：原红十一军参谋长梁锡祜1931年调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军大学高级参谋培训班主任；原籍寻乌，在东江地区投身革命并长期战斗在东江地区，曾担任共青团梅县县委宣传部长的古柏，于1930年到了中央苏区后，先后担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等职；原中共兴宁县委书记罗屏汉与妻子、原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张瑾瑜，于1931年春调入中央苏区，罗屏汉先后担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粤赣边区游击队司令员等职，张瑾瑜则先后担任中共会昌县委妇委书记、粤赣省委委员、粤赣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原红11军48团政委温仰春于1932年调入中央苏区后，担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省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他们为保卫和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

（4）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部队提供了兵源方面的支持

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相连的饶和埔诏苏区、五兴龙苏区、蕉平寻苏区的党组织除了指挥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经常配合中央苏区红军作战外，并根据需要选派其中骨干编入红军主力，还发动当地青年响应“扩红”号召，积极参加红军。1929年初，红四战赣南寻乌等地，五兴龙游击队的部分骨干在配合红军作战后被编入红21军纵队。1930年12月，饶和埔诏苏区的红11军48团随闽西红12军行动，转战永定、上杭，后被编入红12军34师等。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主力提供兵源方面的支持，为发展和壮大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作出了贡献。

（5）为苏区腹地输送食盐和紧缺物资。据统计，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为中央苏区腹地收集和运送了大量的急需军用物资、医药、食盐及生活用品。特别是龙川的贝岭，几乎每天有百十担食盐分四路从细坳、和平等处，机智避开粤军关卡严查运往赣南，为中央苏区运送食盐达数干吨，一度呈现“十万挑夫上赣南”的动人景况。

四、留守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在广东

《红广角》编辑部：除了转移的中央红军，还有一部分留守红军和地方武装留在赣粤边界坚持游击战。请杨主任概括介绍三年游击战争情况。

杨建伟：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7月，在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领导下，中央红军独立24师和地方武装共一万六千余人，开辟了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在项英、等人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留守红军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策应了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第二，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组建了新四军；第三，保持了抗日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红广角》编辑部：刚才您用“艰苦卓绝”来形容三年游击战争，能否详细描述一下？

杨建伟：留守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确实是非常艰苦的，项英、等领导人九死一生，正如所言：“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的战争”。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牺牲的中央红军领导人有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阮啸仙、刘伯坚、贺昌、古柏等。

1935年2月17日，被粤军围困于于都南部的留守红军被迫分散行动，分九路进行突围。项英、等人于1935年3月9日从于南上坪山区出发，向长汀突围，途中渡安远河时遇阻。11日，项英、带几名警卫员化装成老百姓，由中共信丰原县委书记曾纪才引路，偷渡桃江，4月初到达油山，与先行到达这里的蔡会文、李乐天等会合。三支部队合在一起，加上当地的游击队，共有1400余人。

4月上旬，项英在大余县长岭村召开了三支部队和赣粤边特委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二月指示精神。会议制定了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依照“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争。会议还决定将红军游击队编成四个大队和若干个小队，分散活动。

为了粉碎粤军将领余汉谋部队的“清剿”，红军游击队寄宿于山林，采取“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以游击队为骨干，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革命群众三者结合”。为了做好群众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红军游击队组成“武装工作组”，身穿农民服装，以做手艺为名，深人各地进行革命串连活动。他们根据“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的原则，避强击弱，昼伏夜出，突然袭击等游击战术，巧妙地打击敌人，或者跟敌人周旋。即使是这样，红军游击队仍然伤亡很大，由原来的1400余人减少到300余人。

5月2日，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在郴县率部叛变投敌。余汉谋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派他到北山来破坏赣粤边游击队指挥中心，制造了“北山事件”。项英、等脱险后，总结了教训，开展了反叛徒斗争，并对红军游击队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

11月，粤军又对赣粤边游击区实行搜山和经济封锁。由于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得到了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持，使红军游击队终于战胜了经济封锁带来的严重困难。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粤军撤走。红军游击队先后出击了大余县的青龙、池江、新城、长江、幽地，南雄县的里栋、水口、乌迁、邓坑、北山、新镇，信丰县的九渡、大小窝等地的敌军驻地，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游击区得到扩大。

7月31日，第46师又奉之命进驻赣粤边，先后对红军游击队发动了三次全面“清剿”。叛徒龚楚又制造了“梅岭事件”，企图再次谋害项英、等领导人。湘赣红军游击队最终粉碎了军第46师的“清剿”，使红军游击队得到较大的发展。

五、历史的启示

《红广角》编辑部：以上我们谈的都是红军长征在广东的相关党史。下面请杨主任从这段党史出发，为我们归纳提炼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杨建伟：我们从“红军长征在广东”这一主题中获得的第一条历史启示，就是必须创造性地建立统一战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为我所用。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红军长征在广东”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启示之一是：创造性地建立统一战线是党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

“借道”广东成功的根本前提，就是利用了陈济棠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紧紧抓住陈济棠最为关注的“保存实力、独霸广东、维持广东的半独立局面”这一问题。应当说，陈济棠总体上还是执行了“借道”协议，主要表现为：身为南路军总司令的陈济棠，把大部队只是集结在城市特别是广州附近，只派出较少部队袭击骚扰，而非死命狙击；在广东梅县和江西赣州等地建有机场，拥有包括战斗机在内的飞机七十多架，而当时红军的突围转移又是采取“甬道式”的大搬家，速度很慢。陈济棠若派战斗机狂轰滥炸，红军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一直按“机”不动。

对此，的行营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曾说：“追堵部队……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在1934年11月7日，、杨尚昆在给军委的电报中就认为：“湘军必与协同动作对我，粤军则对我无与南北夹击企图”，可谓一语中的。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给陈济棠发去一封责电，措辞甚是严厉：“此次按兵不动，任由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也正是鉴于此，陈济棠唯恐日后难以向“交账”，迅速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所有文件，同时令部属尾追红军入湘。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是在党的历史上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统一战线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红广角》编辑部：我们从“红军长征在广东”这一主题中获得的第二条历史启示是什么呢？

杨建伟：第二条历史启示就是必须坚持思想建党。

思想建党是我们党的传统，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途径。这是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重要论断。坚持思想建党，特别是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观念，是“红军长征在广东”这一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第二条启示。

由于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紧迫和仓促，虽然通过广东时间较短，相对损失较少，当然与陈济棠的“借道”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但包括留守红军的三年游击战在内，红军可以说是无政权、无后方、无固定粮食来源、无经费、无固定鞋袜衣服供给，群众给予的支持基本上是无组织、零散的、自发的。从根本上讲，红军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广东，留守红军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归根结底在于广大红军指战员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从而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努力杀敌的结果。

比如，洪超烈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的是：“不要管我，坚决消灭敌人……”。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余部被敌人狙击在湘军东岸后曾重返广东连县开展游击战）师长陈树湘烈士在腹部中弹受伤、弹尽粮绝被俘的情况下，乘敌不备，咬紧牙关，忍着巨痛，用手从伤口伸入腹部，抠出肠子，使尽全力，大叫一声，绞断肠子，壮烈牺牲。从而实现了自己“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不朽誓言。当年在给游击战士开展革命气节教育时说的更清楚：“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我们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的队伍，有几千人就可以成立几万人的队伍”。他的不朽诗篇《梅岭三章》中的“旌旗十万斩阎罗”、“捷报飞来当纸钱”、“人间遍种自由花”可以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理想信念的真实写照。

大量资料表明，在红军经过广东和三年游击战争中，粤北人民群众给予了红军以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主要表现在：给红军当向导，作翻译，提供情报；在物质上积极支援红军，包括粮食、生盐、布匹、草鞋等；为红军提供住所，冒险安置、护理伤病员，收容失散红军。就连的腿伤，也是靠周篮大嫂用草药治好的。在《赣南游击词》中曾把群众比作“重生亲父母”，就是说：情报靠群众传送；隐蔽靠群众掩护；转移靠群众协助；伤员靠群众安置；伤病靠群众救治；脱险靠群众帮助。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帮助，没有与人民生死与共的团结，红军能够胜利进军、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

就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来说，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之所以给予支持和帮助，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体到这一段历史来说，长征中的红军尽管十分疲倦，生活异常艰苦，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放被关押的群众、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穷苦群众……。正如曾总结的：“老百姓的利益，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因此，强化宗旨观念，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