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构建科学矫正评估体系的思考

构建矫正评估体系，提高受刑人矫正质量既是一个老话题同时也是一个新话题，从新中国成立，虽然未明确提出受刑人矫正质量的概念，但在特殊政治年度的泛政治工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提高受刑人矫正质量的可能，甚至一些数据在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具有领先水平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冷静的看到，长期以来监狱工作突出强调的性质，更习惯于在政治的范畴下开展工作，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受刑人的构成与特征出现诸多新趋势的当代中国，把对受刑人的矫正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与技术科学相结合的理论体系，不但要在基础理论认识有革新，更要在技术与操作层面取得突破。

受刑人矫正质量评估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无论是李斯特的"马堡计划”还是美国的“马丁森炸弹”，都在不同时期对监狱的矫正工作提出了拷问与质疑，如何构建一个科学的矫正质量评估体系依旧是当今世界监狱行刑的重要工作与未解难题。

长期以来，对受刑人矫正与重新犯罪的关系，在学术界颇有争议，但社会往往单一的认为重新犯罪的犯罪人监狱应当负有主要责任，监狱矫正的重新犯罪率高低往往成为公众评价监狱工作的主要依据，这也正是“首要标准”提出的内在法理，在这个标准提出以后，很多干警表示了压力与不理解，认为重新犯罪的原因与犯罪一样，其实取决于多种相互关联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对重新犯罪，监狱应当负有一定责任，但绝对不是全部责任。

构建科学矫正质量评估体系，是指监狱借助有关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如社会学、犯罪学、心理学、法学等，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受刑人矫正质量的量化进行评价与估量。构建一个崭新的矫正评估体系，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以国家为导向，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在长时间调研与取样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对该体系的精细化研究，也许是笔者一生的工作追求。但就该评估体系的大致框架，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前提是注重分类与处遇

受刑人矫正质量问题实际就是要降低重新犯罪率。但是关于重新犯罪率对监狱工作的评价，在西方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假释的扩大、受刑人权利的保障并不能遏制社会的犯罪率，于是人们又重新的审视威慑和报应在监狱的实践与恢复（新古典主义），但这些都不能动摇与改变“矫正”在行刑中的地位与作用。应该说，受刑人分类既是一种认识，又是一个过程，同时一种矫正方式。其经历了文字和印象阶段、临床和理论性阶段和综合性的定量阶段。显然，在对受刑人分类的过程中，各类专家的参与，如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家等，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从而制定受刑人个体针对性强的分类建议以及相应的个性化矫正方案，并随时跟踪调查，调整补充。分类的实质是依据受刑人的矫正表现给予不同的处遇，实施不同的矫正方案。在发达国家，受刑人的分类同时还体现在不同的关押等级，高警戒度监狱与低警戒度监狱所变现出的管理模式、矫正方案、关押人群都是具有较大差异的，而这些都需要受刑人自身努力以及科学的测评手段。在我国，受刑人的分类还处在一个很粗糙的阶段，既无相应的分类机构，也缺乏相应的警戒等级与矫正计划；应该说，对受刑人科学的分类是一个国家监狱是否实行科学管理的前提，也是我们开展矫正评估与个别矫正方案的前提。

二、关键是实现受刑人的人身危险性评估

危险性评估是指受刑人在服刑期间可能给监狱管理乃至社会安全造成的潜在威胁，也包括受刑人自身带来的影响较重和正常生活的不确定状态。前者如受刑人的脱逃、行凶、故意伤害、劫持人质等暴力性其倾向；后者比如受刑人的绝食、自伤自残、自杀等倾向。因此，无论是从保障监狱的安全出发，还是从对受刑人本身的服刑矫正计划有效实施而言，对受刑人实施科学合理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是我们开展矫正工作的关键；既要在入监初期就对受刑人的危险性进行评估，也要在服刑期间对危险性明显的受刑人进行必要的鉴定。

危险性评估的依据应当是犯罪心理恶化程度，同样的杀人行为，以虐待、碎尸方法的犯罪人危险性就明显高于过失的杀人。目前在网络出现的诸如虐杀动物的行为也能表现出这种犯罪心理的恶化，如果面临同样的犯罪诱惑，犯罪心理恶化度较高的就更容易表现出犯罪倾向，在作案过程中，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远大于普通犯罪人。犯罪行为所体现的不同犯罪类型也是危险性评估的重要依据，比如暴力犯的危险性就远高于智力犯罪人。其它还应考虑的还有诸如刑期长短、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经济状况、成长经历等因素。

目前我国监狱行刑实践中零散的也有对受刑人的危险性评估，比如我们经常召开的狱犯情分析会、顽危犯的认定等等；但这些都并没有科学合理的分析工具，多是靠警察的主观感受以及受刑人的言行表现，在评估的过程中难免有所偏颇。

受刑人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是实现受刑人矫正质量的关键条件，二者具有重要的关联性。

三、重点是针对每个受刑人的个别化矫正方案

所谓刑罚个别化是指在适用刑罚时, 要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 即再犯可能性, 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 使刑罚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实行刑罚个别化, 必须对犯罪人的个性品质特征、经历、境遇、教育程度、身心状况、平时表现、犯罪态度等事项进行调查, 以确定其人身危险性。刑罚个别化重视犯罪的一般预防, 认为只有根据犯罪人的个人情况适用刑罚, 才能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初期的刑罚个别化理论只注重刑罚裁量个别化, 后来又增加了刑罚执行个别化和刑罚制定个别化。而在我国传统法律理论理解中，更多的是把刑罚个别化理解为裁量个别化，忽视行刑过程中的个别化矫正，在我国监狱实践中，更多的是实行对受刑人“面”的改造，忽视“点”的矫正；在大量行刑实践中，除非个别受刑人引起监狱的注意与帮教，更多的受刑人缺乏相应的独立分析与专门的矫正方案。

我们推行的受刑人个别化矫正方案，是指为实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运用科学的检测评价方法，分析受刑人个性化的思想特征、行为特征、犯罪特征、人格特征等犯因性因素，并依此作为矫正受刑人的依据，制定并实施相应的矫正手段从而实现监狱的行刑价值。

受刑人个别化矫正方案的实施是监狱行刑的主题，也是矫正质量评估体系的重点，如何构建一个科学有效的矫正框架以及能够量化的对受刑人矫正质量进行考评，目前看来，仍然是一个学界有所争议的话题，在实践中也需要较长时间的总结与讨论，但就其体系来看，应当涵括受刑人犯因性因素考察、受刑人心理测量、受刑人社会支持系统调查、个别化矫正方案总体目标与阶段目标、个别化矫正方案计划、个别化矫正技术方案、个别化矫正成效测评与改进等内容。

四、难点是做出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预测

重新犯罪预测是指监狱对即将释放的受刑人，进行出狱后是否在一定期限内再犯罪可能性的鉴定与判断。重新犯罪预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尚无公认有效的预测方法与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重新犯罪预测的研究与探索，客观地说，受刑人出狱后再犯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诸多因素共同合力导致的结果。对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预测问卷的编写同样也是难点，尤其是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人口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我国，要想做出一个在全国适用的测量系统，绝非易事。重新犯罪预测同时也是受刑人矫正质量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验监狱矫正成效的重要参考标准，“首要标准”的提出就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其重要性与特殊性。虽然重新犯罪时综合因素造成的，但监狱在里面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意义在于：检验监狱矫正系统的成效，寻找监狱矫正的薄弱环节，使监狱能够逐步完善与改进后续的矫正措施与方案；为社区与相关机构提供建议性的信息，并实行控制与帮助，逐步消弭其再犯罪的可能性，有效的控制、避免和防范其重新犯罪。

重新犯罪预测其着眼点应该是一种可能性的判断，并不存在必然性，因为社会的变迁与人的不确定性，我们永远不可能对刑释人做出肯定性的判定。法律上规定受刑人”不致再维护社会”作为假释的必要条件之一，我认为并不具有科学性与操作性。这也是实践中导致我国受刑人假释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对刑释人的重新犯罪也不是单纯的心理测量，其中也应该含有很多经验性的标准，由有相关知识与经验的专家综合判断得出。

重新犯罪率预测只能是专家判断，不能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与政府背景，包括监狱也不倡导作为预测的主体机构相关数据，同时，预测结果也是应该严格保密的，只能由相关人了解与掌握。否则一旦给刑释人形成“标签效应”与社会压力，测试就完全的背离了设计的初衷。

构建科学的矫正评估体系是一个综合各学科知识的复合命题，要提高受刑人矫正质量，就必须打破以前监狱工作主管定性，客观记录的工作方法，实现受刑人矫正评估的量化工作是近年来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问题，无论是对受刑人还是对警察，都需要一个客观有效的评估系统来检验我们的工作，监狱改造工作在很长时间被理解为一种经验性的工作，传统的经验总结与管理模式一度成为监狱工作的主流思想，行刑被理解为一种不需要太高技术水平与智力标准的工作，甚至监狱学也一度被否定纳入科学的体系，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我们自身的问题。如马克思所言“一种科学只有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通过刑事一体化的研究思路，运用其它刑事科学已有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技巧，在深化研究监狱学科的同时又有效的反馈与影响其他刑事法律科学，从而实现刑事法学的整体突破。如陈兴良教授所言，我们要构建自己的“学术槽”，形成具有完整生命体系的监狱科学。

（作者单位：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刑事司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