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妻子是我的总顾问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在美国生活条件优越，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回国的？

施一公（以下简称施）：2006年5月，我回国参加四年一次的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清华大学的主要负责人找到我，恳请我回国担任学校的医学和生物学领头人。母校的诚意让我心潮澎湃，虽然我在国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根在中国，有为国效力的机会，我真的不想错过。

记：这些年您的事业都在国外，想抛弃一切回国，家人同意吗？

施：起初，我只是试探性地对妻子说：“我的本意是想回国创业，不过这就意味着要放弃很多东西，这件事情不应由我一个人决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妻子对我太了解了，她知道我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就提醒我：“是否回国是件大事儿，你要三思。这些年来，我们的事业在国外，家庭在国外，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在国外，你能放得下吗？”她的话确实击中了我的软肋。当时，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最年轻的教授，实验室的面积也是最大的，我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除了学校给我稳定的资金支持外，我还申请了11次美国国家基金，10次中标，此外还有一个基金会资助我的科研，5年的科研经费估计也在1000万美元以上。生活上，学校资助我购买了500平方米的独栋别墅，拥有1英亩的花园，我的一对龙凤胎孩子享受着美国快乐的幼儿园教育。我要回国效力，就必须放弃这些诱惑。不过，经过慎重考虑，我还是决定回国。

记：校方肯放弃您这个尖端人才吗？

施：校方再三做我的思想工作，看我去意已决，他们又找我的妻子，让她劝我放弃回国的打算，或者再奋斗几年，争取拿到美国科学院院士再走。我妻子是这样回答校方的：“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真正的黄金年龄很短，在我先生看来，他是想趁着精力最旺盛、创造力最强的时候回国，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能量。”我妻子看对方还不死心，就直言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却有他的祖国，爱国是每个人最朴素的感情，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她的话打动了校方，他们终于放弃了劝说。

记：您的一双儿女已经习惯了美国生活，说服他们回国容易吗？

施：确定回国日期后，我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那段时间，我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两个孩子很好奇，得知我准备回国时，他们对中国不了解，都表示不想跟我一起回国，还时不时地给我闹个别扭，让我很头疼。我妻子想出了应对方法，只要一有时间，她就带着两个孩子去当地的中国城公园，那里有中国的“兵马俑”、“万里长城”等名胜古迹。孩子们很惊奇，就刨根问底。我妻子给孩子们讲解后还不忘留下悬念，让他们以后到中国去看一看。此后，她还从图书馆借来《中国百科全书》给孩子们看，并买来原版的国产动画片让他们欣赏。经过半年熏陶，两个孩子终于产生了回国的兴趣。

记：您妻子比您晚一年多才回国，两地分居的日子习惯吗？

施：回国日期确定时，我儿子生病了，我妻子在美国滞留了一段时间。我俩经常视频交谈，妻子问我回国感觉如何。我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讲课时很尽责，那时我只是履行一份工作责任。现在讲课时，下面全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感觉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恨不得将平生所学都教给他们，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听了我的话，我妻子觉得我回国这一步走对了。不过，两地分居虽然让我有大量的时间搞科研，却无法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还是有些不习惯。一年后，我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国，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记：您妻子在您的事业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施：她也是一位生物学家，却在我的生活中起到了总顾问的作用。有段时间，我工作劳累，血压血糖出现了异常，她提醒我要注意身体，我没太在意。后来，我在工作中晕倒了一次，这才重视起来。她帮我制订了锻炼计划，还陪着我爬香山，想方设法对我进行食疗，让我的身体状况能适应繁重的工作。在她的支持下，我在清华大学的科研工作，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均超过在普林斯顿大学鼎盛时期的水平，我的几篇论文在顶尖学术期刊发表，并获得了多个有影响的奖项，这些都离不开她的支持。生活中，我也有很多普通人的烦恼和忧虑，不过我相信，有她做后盾，我的事业会越来越顺利。

施一公，46岁，河南驻马店人。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首席教授。2008年2月，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13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5月，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