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30 03:05:37
去年，初秋时节，战友为他的孩子举办婚礼，邀我去雷洞吃喜酒。他要我一定去。他说，我们二十五年不相见了，他太想念我了。其实我也很想念他，也很想去看望他。我们曾多次相互邀请对方做客各自的家乡，可彼此却很少成行，这未免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八十年代初期，我和战友一起在双江修电站，摸爬滚打了三年，在一铺被窝里睡了三年。一次突然塌方，我急中生智，用钢钎扭转了一个大岩石的滚动方向，救了战友的命。我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手足深情。不过，我们不称兄道弟，也不称朋唤友。我们喜欢像部队一样叫战友。后来，电站完工了，我们都回家了。再后来，我考取了黎平师范，他却一直在家务农。
我的家在黎平县的最西北，他的家在黎平县的最东南，相距四百多里。再说，我们都生活得很忙碌，也很艰辛，所以我们很少走动。不过我们常常书信往来。现在，也常常电话联系。
1986年，他特意来九潮参加我的婚礼。他到广峒请工匠为我雕塑了一道红豆杉木长匾，祝贺我新婚大喜。那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厚重的礼物。我很骄傲。至今，那块匾依然高高悬挂在我家的堂屋里。
一晃，就二十五年了。我们的孩子也谈婚论嫁了。因此，这回我欣然答应了。我说，不管多忙，也不管多远，我都要去。再不去，我就太没有人情味了。不过，说到雷洞，我的心里就掠过一道阴影。那道阴影在我的心里扎下深根，我拼命抹都抹不掉。
那是1987年的深秋，我应邀去雷洞参加战友的婚礼。我越过山山水水，来到了雷洞。雷洞躲藏在重重叠叠的大山的褶皱里和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的绿色中，像一个静谧的处子，静卧在母亲的怀抱中，做着纯净甜美的梦。
公路弯弯，像一条飘飞的丝带挂在山问。古树一棵挨一棵，枯朽的枝丫高插云天。山脚下，古墓层层叠叠，高高的墓碑耸立在丛生的杂草里。木桥下，溪水静静地流，跳下小小的悬崖，开成一朵朵小小的白花。悬崖突兀的地方，长着青青的草和高高的树。石壁光滑得很，天天都被水冲洗，一点泥巴都没有，草和树怎么会长得那么茂盛？
刚刚进寨，我就听到了坏消息：战友的新娘与人私奔了。
拐走战友的新娘的男人是湖南邵阳人，是个木匠。他在雷洞一带打家具近两年了。他的手艺很精细。他有一本样书，印着各种样式的家具图案。主家选中了喜欢的款式，他打出来的与图案上的一模一样。漆也上得光光鲜鲜。因此，人们都喜欢请他打家具。招待他的都是好酒好饭。自然，他很有钱。虽然又老又矮，像一个秋冬瓜，可依然不影响他成为四方八寨的姑娘的梦中情人。姑娘们都有心亲近他，都想做他的婆娘。无奈，他的眼光很高。于是姑娘们纷纷败下阵来。
战友的新娘是寨子里的一朵鲜花，被称为“盖篮菜”。她的父亲不想慢待女儿，就请年轻的湖南木匠打嫁妆。一打，就是二十几天。一来二去，他和战友的新娘的眼里就有点意思了。家具打完了，他们就失踪了。据说，他们回湖南了。那套木工工具都不敢要了，都丢在新娘的家里了。
这无疑是最丢脸的事了。战友的母亲受不住打击，旧病复发，倒在床上，天天哭，不吃不喝。不久，就去世了。
不过，战友不怪新娘。他只怪他太穷。他只怪他没有手艺。他家那栋低低矮矮的小木屋，烟熏火燎，黑得都看不见木纹了。那是他的太公修造的木屋，怕是一百多年了。想想，把一个像花一样光亮的新娘娶进这栋黑屋里，那也太委屈她了。因此，埋葬了母亲，他咬咬牙，背着一卷铺盖，下广西三江，学木工去了。
他说，他要学就学起房造屋。
他说，他要在技术上超过湖南木匠。
他说，他要在气势上压过湖南木匠。
他说，学不到技术就不回家。
果然，不出两年，他就学成归寨了。不出三年，他就功成名就了。不仅家具打得出色，而且起房造屋也是一把好手。他掌墨修造的第一栋房子，就是他自家的房子。他把太公修造的老房子拆了，换成三问五柱四面倒水的大瓦房。楼上楼下，都是玻璃窗，板壁还涂了桐油。房子高大威武，做工精细，样式独特。他的新屋成了一道招牌，于是名声越传越远。雷洞周边寨子的很多人家都请他做掌墨师傅。独峒、水口、龙额，洪州，也有人慕名前来请他。后来，他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妻子也是瑶族姑娘，很贤惠。据说，他的妻子就是请他造屋的人家的宝贝姑娘。姑娘愿意嫁给他，除了看中他又高又帅，最重要的是仰慕他有一身过硬的木工技术。
如今，他的儿子就要步入新婚殿堂了。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去喝喜酒了。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又到了雷洞。青山依旧，流水依旧，那么雷洞寨子还是那么陈旧，那么古老吗？
公路转过一个弯，就看见寨子了。战友到寨子中间的停车点来接我。他有很多白头发了，他的背也微微驼了。岁月太无情，短短二十几年，就硬是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磨成一个小老头了。不过，他的笑依然很甜。从他的笑里流露出来的都是真情真意。
我们沿着寨路慢慢走。原来的青石板路拓宽为又平又宽的水泥路了。那些东倒西歪在路边的简陋的厕所和猪圈也拆除了。砖楼一座连着一座，在阳光下闪着银灰的光。楼房造型都很美观，也都很有气派。不过，最多的款式是砖木结构的青瓦屋，一楼是砖房，粉成了白墙，二、三楼是杉木屋，开着一排排玻璃窗，挂着色彩鲜艳的窗帘。板壁都油了桐油或清漆。一楼是堂屋、厨房和火塘，二楼是卧室，三楼是客房。这样的设计，宽敞明亮，干燥防腐又防火，造价又低廉。
战友说，那些年，政府拨出专款，号召改灶改厕、建沼气池，修消防火干、建消防水池，修饮水工程。群众纷纷响应，都投工投劳。群众的热情感动了村长。村长说，趁热打铁，干脆把寨弄寨路拓宽成水泥路。村民纷纷响应。可是老人们有意见了。他们说：
“把猪圈都推了，把茅厮（厕所）都拆了，败家子哟，造孽哟。”
年轻的村长硬是顶着压力，带领年轻人该掀的掀了，该填的填了。他们把肮脏的厕所木板木架搬到寨子外边，一把火烧了。熊熊大火，把雷洞的夜烧得亮亮堂堂。人们像过节一样，喜笑颜开。他们从红红的火焰里，看到了一个崭新的雷洞。
许多人家把新式厕所和洗澡问修起来了。他们接进自来水，装上大便器，铺上瓷砖，安上透气木门。水龙头一拧，水就哗哗地流，把厕所冲洗得干干净净。粪水流进沼气池，发酵成燃气。沼气灶开关一扭，火焰就呼呼地响，把锅底都烧红了。
战友介绍完了，呵呵地笑着。在笑声中，我们来到了他的新家的门口。
战友的新屋也是砖木结构，不过别具一格。木屋坐落在砖屋的水泥平板上；木屋四周都宽出一块水泥坪，那是走廊；走廊围着不锈钢围栏；二楼三楼，都修造一圈雕花的木走廊；屋檐四面倒水；二楼三楼挂着一排红灯笼，渲染出浓浓的喜庆气氛。因此，更气派，更时尚，也更突显瑶族的建筑风格。远远地看，像一座辉煌的瑶家宫殿。
战友说，他的新屋是他的儿子设计的，也是儿子建造的。说到儿子，他很骄傲。他的笑也就更灿烂了
原来，儿子读完了初中，战友就送他去黔东南职业技术学院学建筑。毕业后，战友不许儿子去沿海打工。他把儿子留在身边学木工，学瑶家的古典建筑。几年下来，儿子就能独立支撑天下了。儿子把现代建筑和瑶家古典建筑结合起来，又时尚，又典雅，又舒适，很受瑶家人欢迎。
我们走进了院坝。院坝被水泥栏杆围成一个长方形；栏杆下，种着一排蜡树，一棵秋海棠，两蔸千年矮；一兜葡萄藤伸出院墙，墙外搭建了葡萄架；一辆大阳牌摩托车停在葡萄架下，新崭崭地闪着银光，摩托车头扎着一朵丝绸编扎的大红花。堂屋里，也摆着彩电、冰箱、沙发、电脑，还有一台刨木机。战友说，那是儿媳妇的嫁妆。嫁妆都是去黎平和三江买的。嫁妆也不拉回娘家了。儿媳妇说，拉回去，还得拉回来，山高路远，拉来拉去的，麻烦。
据说，关于儿子的婚事，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呢。
儿媳妇是广西三江侗家人。她刚刚从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她的专业是“室内设计与装饰”。她的父亲请战友的儿子建房子，要她参与设计与施工。在工作中，他为她的聪明与美丽而激情澎湃，她也为他的才智与帅气而春心荡漾。他们的目光里都隐隐含着一份温情。他们都喜欢看着对方，都喜欢把意见说给对方，都喜欢在工作或休息时间待在一起。他们配合默契。他们的见解相辅相成。
房子造好了，他们的爱情花朵也怒放了。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他们在河边散步。他们走了很久，都不说话。他们的心都蹦蹦地跳。其实，他们的心里都有很多话。平常他们也有很多话。可是，靠近主题，他们的嘴就笨了。走累了，他们就坐在河堤上。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挤着眼睛对着他们笑。
“我要回雷洞了。”
“我要跟你走。”
“雷洞很小，怕你住不惯。”
“我不怕。”
是的，在她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她说，他的心地也宽，他的眼界也宽，和他在一起，她的世界就变得无边无际。那么她还怕什么呢？于是他们紧紧拥在一起。温馨的月光包裹着他们的甜蜜，哗哗的河水歌唱着他们的幸福。他们从对方的臂膀里，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
他说，她嫁给他了，他们就成立一家瑶侗建筑公司。他们要把“瑶侗建筑公司”经营成黔湘桂边界区域一家著名的公司。瑶侗建筑公司总部就设在雷洞，设在这栋雕花的木楼里。他们要在黎平、三江和通道设立分公司。他们把目标定位在黔湘桂边界区域广大的农村。他们要把农家的砖楼建筑、木楼建筑和砖木结构楼建筑打造成三大品牌。他们要让村村寨寨都耸立着他们修造的房屋。等他们的公司壮大了、雄厚了，再打进城市。
他们说，他们用的是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用这个战术打下一片红色江山，那么他们也能打下一片红色江山。
我很惊异。我也很佩服。战友的有勇有谋的儿子娶了有智慧有远见的妻子，简直就是如虎添翼了。那么他们未来的江山一定比火都还要红。我突然想到战友的那场凄惨的爱情。二十五年后，战友的儿子的爱情故事和他的父亲的爱情故事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我沉思了很久，都打不开那个关联的节。我想，绝对不是巧合。
那么，难道这是天意？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
我们坐在葡萄树下，细数二十几年的思念与牵挂。凉风一阵阵地吹。风里飘着一股股秋的清香。战友说，可惜葡萄成熟的季节过去了，不然伸手就可摘到葡萄了。那葡萄种子是从浙江引进的新品种，成熟的时候，挂在架上，密密麻麻，颗大粒圆，晶莹透亮，鲜嫩甜蜜。不过，葡萄一点都不卖，都送给街坊和亲戚。
“为什么不卖？”
“卖，最多也只得到几百千把块钱。家里又不缺那点钱。再说，雷洞远离城镇，交通不便，也很难卖掉。”
我想，战友的话，是雷洞人的心里话。交通制约着雷洞的发展。不过，这种现状会改变的。雷洞会发达与繁荣起来的。厦蓉高速公路和贵广快速铁路穿过雷洞就是明证。等厦蓉高速公路和贵广快速铁路都全线通车了，那么雷洞就是西南出海的桥头堡了。雷洞占着好的天时和地利，等相关的基础设施一步步完善，那么雷洞就是距离富裕最近的地方了。
“起新屋花了很多钱吧？”
“二十几万。”
“那还欠账不？”
“不欠。”
我很佩服战友。他轻轻笑着，叹着气：“不过，累得很。操心得很。人都瘦了几斤。”
战友说的是实话。他真的很累，不然，他不会一脸的沧桑，也不会一头的白发，更不会早早地就驼了背。不过，他是笑着叹气的，可见他又很幸福。其实，他也应该很幸福。
太阳落山了。凉意慢慢地厚重起来了。柿树上挂着的金黄的柿子，在风中轻轻摇摆。树叶在风中塞塞率率的响。不久，山边山冲的田野里就会一片金黄，高高大大的枫叶也会红得像一团燃烧的火。
那些学生
那天，我在班上辅导早读。突然，一个学生急急地跑进教室，告诉我公社接到电话，说我的母亲病了。我的心咚地一跳，就乱了。我的眼泪哗哗地涌出来。
我晓得，小病小痛，母亲是不会让人通知我的。她不想麻烦我。去年春天，母亲挑着大粪上山去下辣椒秧。路很陡，又刚刚下过雨，结果母亲滑倒了，滚下山坡，摔崴了脚，躺了一个多月，可是，她硬是不肯告诉我。看来，这回母亲的病一定很重了。
学生放下书，静静地看着我。我很感伤。我说：“好好看书。我……”
我要哭了。其实我不想在学生面前哭，就拼命忍，然而越忍，就越想哭，于是我跑出了教室。
我要回家。我要去看望母亲，就去，一刻也不能停留。父亲过世得早，母亲拉扯着我们一帮崽女，拼死拼活地做活路，依然饱一餐，饿一顿，可是再穷再苦，母亲也要把我们送进学校。别人劝母亲，说孤儿寡母的日子太难，就不要让我读书了，我是老大，十四五岁了，可以做活路挣工分了，可是母亲凄苦地笑着，依然送我去学校。其实我很想退学，很想分担母亲的苦难，很想像别家的孩子一样去做生产队的活路，虽然汗流汗淌，累死累活，一天只挣得四五个工分，但是积累起来，一年也可以得到一千多分，那么就可以在秋天多分到几担谷子。有一回，我悄悄扛起锄头，跟着大人去坡上，可是母亲硬是把我的锄头抢走了。母亲又哭又骂，说我故意和她作对，骂着哭着，就想起了父亲，说父亲太狠心，丢下她孤孤单单，受崽女的气。
于是我又乖乖地回到学校。小学，初中，师范，我一滴一滴地榨着母亲的心血。十几年来，我硬是把母亲的心血榨干了。五十多岁，可母亲又瘦又黑又老又驼，像一棵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的枯朽的枫树蔸。我劝她不要做活路了，她不肯，说还有力气，就慢慢做，做一点，就得一点，做一点，活路就少一点，可是母亲的活路却越做越多。
我在宿舍里收拾行李。校长来了，问我还有没有钱，要是没有，就去向会计借。他要我多带一些钱回去，万一有了难处，就可以救急。老师挤满了我的小屋。学生围在门外，黑黑的一片，安安静静。看着那么多人，我的眼眶又湿润了。我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句子都想好了，但是不敢说，我怕一旦开口，哭声就猛地蹦出来。
人们送我出了校门。猛然，有人说：“没有车了。班车早就过去了。”
我的家乡是一个很远的侗家山村，一天只有一辆过路班车从远远的寨子后面的山坳路过。不过，我不担心。我早就想好了，走路去，四十多里，三个多小时就到了。
有人说：“干脆，骑单车去。”
可是我没有单车。一个学生说可以用他的单车，于是他就跑去推车。他叫姚福远，是走读生，家里距离学校七八里，他的父母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不会找钱，子女读书，全靠卖猪。那辆单车也是父母卖猪买的，平常他爱车就像爱他的命一样，同学向他借，他都不肯，为此他得罪了很多人。
车子推到我的面前了，我很犹豫。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说：“石老师，不要紧的，你骑车走吧。”
紧赶慢赶，终于到家了。我家的大门虚掩着，没有一个人，屋里屋外找遍了，不见母亲，大声呼喊，也没有回应。我想，母亲可能被送去医院了。我正要去问邻居，就看见村头走来一位年老的农妇，挑着担子，一头是粪桶、一头是竹篮，竹篮里装着猪菜。她驼着背，走一步，身子就猛地歪斜一下，等站稳了，就再走一步，然后又再一次歪斜。我很担心，生怕她哪一步站不稳，摔倒了。
那是我的母亲。母亲的脚去年摔崴了，就再也不能恢复了。
其实，母亲根本就没病。母亲很气，怪别人胡乱传话，好端端的人硬是被传成病人，还害我白白跑了很远的路。邻居们就开玩笑，说是天意，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回母亲消灾了，从此会平平安安，健康长寿；于是母亲就笑起来了。我也跟着笑了。
我的心轻松了。但是那个电话我却无法解释，不过我敢肯定，绝对不是恶作剧。那时只有公社有电话，是手摇电话，要先打到县里的总机室，再由话务员连线。我想，也许是某个环节出了差错吧。
傍晚，我去山上挑干柴。回来时，看见寨子里走出一列长长的队伍。隔得很远，他们就跑起来，呼喊起来。他们是我的学生，他们会来，是我远远都想不到的，来了那么多人，也是我远远都想不到的。
我们坐在田埂上休息。他们说，早上我一离开学校，他们也就没有心思上课了，没有我在，他们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是的，我当他们的班主任快两年了，几百个日日夜夜，我们像朋友一样相处，自由，和谐，快乐，一旦分开，他们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也不习惯。他们怕我的母亲病情太重，怕我太悲伤，因此一放晚学就来了。恰巧又是星期五，不上晚自习。
“骑车来么？”
“骑车。”
“哪里有那么多车？”
“借。两个人骑一辆。”
“路上都顺利吧？”
他们都笑，说也翻了几次车，连车带人倒在马路上，一身泥巴，不过没有伤着人，也没有摔坏车。他们把翻车的过程说得很轻松，我紧张的心也就松弛了。其实，我应该完全可以放心的，他们上学的路，都是坑坑洼洼的毛毛马路，一天来来回回五六次，早就锻炼成骑车的老手了。不过，我总觉得他们的远行是一次冒险，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我仍然心有余悸。
我说，这么多人骑车走这么远的路，没有出事，真该谢天谢地。可是他们不以为然，说一路上交换着骑，走走停停，你追我赶，你呼我叫，好玩得很，一点都不累。还说，再陡再弯再坑坑洼洼的路，哪怕雨天路面像泥鳅背一样滑的路，他们都不怕。
我轻轻地摇头，轻轻地笑。真是少年懵懂，少年轻狂。
回到家里，我安排学生去小河里洗脸。我忙着帮母亲煮饭。学生们聚成一堆，叽叽喳喳，然后说不要麻烦我了，他们在学校就商量好了，分散到亲戚家去吃住，山里山外都有他们的亲戚，十几里路，骑车二三十分钟就到了。我不答应。他们硬要走，我很生气地说：“你们是我的客人，就该在我家吃饭。你们要是成心想让我被人笑话，成心让我做不仁不义的人，你们就走。”
母亲也追出来说：“老弟老妹们，你们辛辛苦苦来看我，怎么跟我吃一餐饭都不肯呢？你们是不是嫌弃我没有好饭菜？”
学生们急忙说不是。他们你看我，我看你，都笑，都不说话，都拿不定主意。母亲又说：“不吃饭，那你们就把礼物都带走。你们走亲戚，也要带点礼物。”
母亲真的把礼物都搬了出来，罐头、橘子、苹果、蛋糕、饼干，装满了一提篮。母亲硬是把礼物塞在学生的手里。
这一招很灵。再也没有人敢说走了。于是，有的帮着烧火，有的帮着剁猪菜，屋里屋外都晃动着身影，都飘荡着笑声。说实在话，我的家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客人，也从来没有洋溢过这么多喜气。因此母亲出门进门，都是笑眯眯的，手脚也轻快了许多。我是第一次看见母亲的脸上有这么多笑。
我的家乡是一个小山村，很边远，没有肉卖。没有好菜招待学生，我很不好意思，我想去别人家买酸鱼酸肉，母亲说我去不好看，她去，她是老人家，不怕害羞。侗族山区有一个传统，秋天开了田，把鱼腌在木桶里，过年杀了猪，也把肉腌在木桶里，客人来了，就用酸鱼酸肉招待。可是我家没有酸鱼酸肉。我和弟妹一直读书，天天用钱，因此母亲把猪养大了就卖，酸鱼也被母亲拿到场上卖完了。即使这样，钱也不够，母亲还要到处借钱。我参加工作后，发了工资，我把一部分钱寄到县城里给弟妹做伙食费，一部分拿回家还账，工作两年了，我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所以可以说我家依然一贫如洗。
母亲正要出门，安哥就送来一碗腌鱼和一碗腌豆腐。安哥是我的堂哥，就住在我家隔壁。这么多年，我和弟妹在外读书，都是他照顾我的母亲，家里的重活路都是安哥帮着做，家里的田也是安哥帮着犁耙。说起安哥，母亲就连连感叹，一边感叹一边流泪。母亲要我们永远都要记住安哥的情义。
桌上，一碗炒酸菜，一碗酸肉糟，一钵捶青辣椒，一盆炖冬瓜，一碗腌鱼和一碗腌豆腐。学生们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很少吃鱼。我把鱼夹到他们的碗中，他们也不肯吃，我生起气来，硬是逼着他们吃，他们才肯轻轻咬一口，再夹给他们，都坚决不肯再要了，所以吃饱了饭，鱼却还剩下很多。我知道，他们都明白我家的难处，不想给我增加麻烦。
那晚，月光很亮，风也很凉。我们坐在月光下，说说笑笑。有人提议，要张芳美同学唱歌。张芳美是校园歌星，常常在二楼教室里放声歌唱，同学们都端着饭碗，挤在楼下，一边吃饭，一边静静地听。这回，张芳美一点都不推辞，大大方方地站起来，轻轻咳了一声就唱。她唱《黄土高坡》，歌声洪亮、甜美，在夜空里飘荡。后来又唱了两首。寨上很多孩子和大人都围拢来，他们也鼓掌、也欢呼。
一个唱完了，又轮到下一个。也有人不肯唱，可是不肯唱不行，规定人人都得唱，不肯唱的就学狗叫、学牛叫、学乌龟在地下爬，于是都不肯出丑，不管唱得好不好，都唱。石灿莲唱《的话儿记心上》，姚福远唱《牧羊曲》，郑懋军唱《敢问路在何方》。
学生们也要我唱。我的歌喉不好，很少在人前唱歌，但是我不想逃避，就唱《外婆的澎湖湾》。我唱完了，学生都鼓掌，都欢呼，都要我再唱。我知道我唱得一点都不好，但是我不想扫兴，就再唱。再说，我的母亲也在人群里，母亲为我付出太多，而我从来没有给母亲唱过歌，因此我很想像电视里的歌星一样把对母亲的爱和感激唱出来。在师范，我学会了很多歌唱母亲的歌，于是我选准了《党啊，亲爱的妈妈》，但是临到开口，又不好意思，结果改唱了《乡间的小路》。
那晚，学生给我创造了歌唱母亲的最好的氛围，我却错过了。如果我硬是硬着头皮唱那首歌，虽然母亲没有完全听懂，但是她一定听懂那句“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唉，太遗憾了。
也有两个学生死活都不肯唱，同学们就要他们学狗学牛叫，他们居然也学，学起来居然很像，于是又都笑、都鼓掌、都欢呼，然后都要求他们学乌龟爬。不过，他们笑着拒绝了。
等都唱过了，就大合唱，一首，又一首，唱得寨子都要翻了。寨上的老老少少，都来看，挤得路都走不通了。我们不散，他们也不走。那晚，是我们寨子最热闹的—个夜晚。
后来听说那两瓶罐头是刚刚来学校的那个高高挑挑的女老师买的，我很感动。她是湖南姑娘刚刚参加高考，结果以几分之差失败了，她受不了歧视和嘲笑，就独闯贵州。她来到学校都还不满一个月，一分工资都还领不到，却给我的母亲买了那么贵重的礼物。就是因为那两瓶罐头，我突然觉得她特别亲切，于是常常想起她，想起她就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兴奋和幸福。后来，那个姑娘就成了我的妻子。虽然我们婚后的日子清贫得很，但我们相互理解和扶持，也过得很有滋味。再后来，她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参加师范招生考试，考取了天柱师范最后一届民教班。毕业后，成了公办教师。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故事了。现在，我的那些学生很多都很有出息了，有的在贵阳，有的在凯里，有的在黎平，虽然他们早已天各一方，很少联系，但是他们在我的山寨唱歌的夜晚常常被我记起。那是一个甜甜美美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