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全国第四届文代会

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称：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开幕。我看到那些老文艺家，坐着轮椅，拄着双拐，被人搀扶，口齿不清，惊魂乍定……都来了。老作家萧三、楼适夷等到台上发言，说上一句“咱们又见面了……”，泣不成声。“”中整死的文艺家的冤魂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啦。

大会上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眉飞色舞。有几个人发言极为活跃尖锐，例如柯岩、白桦，还有刘宾雁的讲话，全场轰动。他们本来不在文联全委的候选名单上，但是由于言发得好，人气旺，被增补到名单上了。

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辞祝贺。人们对他讲的“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欣喜若狂，掌声如雷。许多人记住的就是“不要横加干涉”6个字。能这样讲，谈何容易！

但我的印象不尽相同。我是主席团成员，姓氏笔画又少，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我近距离地感染到了也领会到了小平同志的庄严、正规、权威，他的决定一切指挥一切的神态、举止和语气。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员，他牢牢地掌握着局势和权力，他的姿态和论断绝无令文人们想入非非之余地。

你是真正的歌者，你感到的是文代会上的杜鹃啼血，精卫填海。你是闹者叫者吵嚷者呢？对不起，在四届文代会上我想到了对于众声喧哗的一些不敬的说法。喧哗是喧哗了，然而浅多于深，情大于理，跟着说、奉命说、人云亦云大于认真负责的思考。说实话，第四届文代会上，有所响动的文艺家人数有限。更多的人保持听（吆）喝状态，观察，思考，留有余地，告诫自己不要跳得太高。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东方式的道德标准。枪打出头鸟，东方式的低调哲学。例如路翎、胡风在以后的言论与文字中，也绝对是首先讲感谢，感激的。

我们有久经锻炼和教育的文艺队伍，其实活跃者也是摸着了某种精神以后适当活跃一下的，说声转弯，也就转过来了。极少数活跃得收不住闸的情况，此是后话。

你是梦者思想者行吟者记录者，你得到了或者正在得到海阔与天空。你大有可为。你是按精神说话办事的谨慎者，那么有多少水，和多少面，不会过分。而如果你寻思的是充当人民的领导者，领袖，呼风唤雨，改天换地（如你在10余年后向外国朋友所表示的那样）呢，你让我想到了孙猴子在如来佛的手掌心翻筋斗的故事。

但我又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欢欣鼓舞，能开成第四届文代会，一批原来打入另册的人能恢复名誉，一批冷冻20余年或者更久的人能大放（更正确地说是小放）厥词，这已经是多少鲜血多少青春多少生命付出的果实了。

但求无愧我心，这是一个低的标准，也是高的标准。成败利钝，置之度外，香臭宠辱，形象观感，也只能碰运气，我学会的一个最有用的词就叫“大言欺世”，谨妨大言欺世，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

精神领袖或导师于作家中出现，也许是鲁迅的那个时候。也不是鲁迅当时，而是以后被评价被承认被尊崇。现在不行。除了鲁迅，古今中外，作家而成为世纪良心、精神导师的绝无仅有。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马、巴尔扎克、塞万提斯……都不算。托尔斯泰在中国有人视其为道德与人格楷模，在俄国未必。近世的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倒是有点精神先行者的意思，但是也并无导师之风。

我希望保持适当的清醒，上海话叫做要“拎得清”，不可拎勿清。我的发言是低调的，我的讲话角度是极“左”的一套离间了作家与党。我必须在热烈的情绪下立于不败之地。

立刻有了反响，一些同行表示我讲的令他们不满足，听了不甚过瘾，我讲得太软，不痛快。从这个时候，我就常常受到善意的夹击了，一些人说，他太“左”了，他已经被招安，站到官方那边了。另一些人说，他其实“右”，而且更危险。

也可以说我成了一个桩子，力图越过各面的人，简单而又片面的人都觉得我脱离了他们，妨碍了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前进脚步的羁绊，而且是维护了效劳了投奔了对方。有时候我会左右逢源，这是真的。更多时候我会遭到左右夹击，这尤其是真的。

这样的桩子，客观上有点像个界牌了。

刘宾雁喜欢大骂国人，把愚蠢、野蛮、专横、无知之类的字眼挂在嘴边。一位女诗人讲领导不要信小报告。她讲得惟妙惟肖，极富表演性。她在大会上当众表扬另一位后来与她极不和谐的诗人，不知人们今日是否还记得。一位上海老干部王若望口音不清，抓不住重点，气不打一处来，显得很激动，却又不知所云。他的上海同行说他是以“小热昏”而著名。一位剧作家自问自答：“你们究竟要什么？”“我们究竟要什么？”他要的都是最好最理想的事，包括全面的启蒙主义、现代性与普世价值。周扬同志在大会上正式向被错整了的文艺人道歉，他特别提出向丁玲、江丰等人致歉。另一位坐在主席台上的老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同志说是周的道歉也代表了他，立即有几个人在会场上喊叫：“不代表你！”

而我印象极深的是夏衍老的闭幕词。他讲到了反封建，讲到了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需要发展的，讲到了文艺工作者需要学习科学，强调学习，是夏老历次讲话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都很爱听。

这次文代会上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与会许多人提出那时的一些“自发性文学社团”的事，如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杂志及其作者群，包括顾城、舒婷、杨炼、芒克、甘铁生、史铁生、潘婧、徐晓等等。他们的名字至今多数人耳熟能详。舒婷的诗与散文是那么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她如今也是厦门文联的领军人物。史铁生的为人与为文深受各方面的尊敬与好评。潘婧的《激情年代》获得了“上海文学奖”的头奖。还有些人则选择了移居海外。

当时有一些大学的文学社团，例如在武汉大学的文学杂志上我就读到了张安东的别有风味的小说《大海，不属于我们》，他写得忧伤而又含蓄，青春而又沉重。可惜此后不再见到他的创作。他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我的亦师亦友亦领导的兄长光未然。

该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作协章程里加上了为繁荣文学创作加强与各文学社团联系的字样，这反映了一个美好的愿望，促进文学界的大团结大整合与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避免在文学上出现政治分化与身份裂痕。可惜，这方面的努力没有得到完全的成功，反而产生了一系列后患。

1997年，我访问原东德国地区的时候，就听到那里的所谓与原民德政权合作的与不合作的作家的分野。我想起张贤亮的名言，谁需要在阅读欣赏以前先弄清王安石与坡的政治派别？

32年已经过去了，回想起来除了大的社会变动的投影与有关政策的宣示以外，这样的盛大隆重的文代作代会竟然没有什么文艺的内容可资记忆。

会议的规格与气势也许令人记住，令多数文艺家包括许多标榜清高与忧愤的作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们羡慕感动向往。几千人的文艺大会，人民大会堂的灯火辉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尽数出席，掌声如雷，热泪如注，铿锵动员，豪迈号召，英武表态，响亮口号，勇敢决心，都令人热血沸腾，如参加了战前爆破动员与班组红旗竞赛。还有大会上才揭开幕布的几十名几百位贤达俊杰名流人物的升降进退：谁谁当了主席，谁谁当了书记，谁谁当了委员，谁谁当了理事，还有后来的顾问、名誉主席、副主席、委员和其他封号，蔚为壮观。有为之哭的，有为之笑的，有为之奔走的，有为之上访告状的，有为之处心积虑或者痛心疾首的。甚至许多年后，还有一位很有身份的可敬的老文艺家，在一次类似的盛大会议上因为理事候选名单上漏印了他老的名字而泣不成声，几乎当场晕倒……偏偏该一届理事会只开过两次，一次是成立，一次是下届大会前宣布寿终。

说来归齐，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中国的文艺进入了新时期，声嘶力竭，雷霆万钧，一切达于极致的“”，终于离开了我们，这应了物极必反的老话。不论具体情节上有多少仓促和不足，肤浅和幼稚，4次文代会仍然算是一个转折，它毕竟埋葬了“”。

而此后的文代会、作代会，越来越只解决一个改选换届的问题了。

（摘自北京出版社《一辈子的活法——王蒙的人生历练》 作者：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