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从1927年8月至1928年2月，他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半年时间内，他迅速恢复各地党组织，在农村发动土地革命，在城市领导工人运动，并组建了城市工人的武装——“打狗队”，救援了一大批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撤退回上海的革命者，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江苏党的工作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

迅速恢复和整顿各地党组织，全省大部分县的组织得到恢复

1927年8月，邓中夏接替牺牲不久的陈延年，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8月中旬，他到达上海后，立即着手组建新的江苏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和整顿被严重破坏的各级党组织。

1927年4月和7月，和相继背叛革命，实行“”和“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政权建立后，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攻。二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相继通过了《制止共党阴谋案》和《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并写进了《中华民国刑法》。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倒在血泊中。从“四一二”到年底的8个月中，江苏全省（含上海）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达1836人。其中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省委书记赵世炎、省委常委郭伯和等党的著名活动家都英勇牺牲。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有一些同志逃离家乡到外地隐藏起来；有的人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江苏各地的党组织几乎处于瓦解与瘫痪状态。

邓中夏到任后，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新的江苏省委。常委由王若飞、郑复他、项英、刘伯坚、李富春、陈乔年等11人组成，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农运部、农民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部、破坏反革命军队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等部门。陈乔年为组织部长，李富春为宣传部长，王若飞为农运部长。新的省委班子立即着手恢复党组织的工作。

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管辖江苏全省、安徽大部和上海市的党组织。1927年9月底，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后，上海又成为党中央的所在地。邓中夏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一方面恢复上海党的基层组织，另一方面，还派一些同志到江苏各县活动，把各地失去联系的党员组织起来，对遭到破坏的党组织进行整顿。考虑到派出去的同志多是外地人，对江苏、安徽一带的方言听不太懂，容易被敌人怀疑而遭逮捕，邓中夏就从城市中调一些本乡本土的同志下乡，来加强对当地已恢复起来的党组织的领导。同时，邓中夏还调派了一批从武汉撤退到上海的军官学校的学生、农民讲习所的学生、本地工人等充实到县委一级的领导。经过两三个月的紧张布置，到1927年11月，江苏已有县成立了8个县委，有11个县成立了独立支部，还有7个县找到了当地的党员和积极分子，9个县派驻了党的特派员。

到1927年底，全省大部分县都重新建立了县委或独立支部，有些原来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县，这时也有了党的组织。党员从1927年8月前的1500余人，发展到12月的3128人，翻了一番还多。到1928年夏，在江苏60个有农村党组织的县中，有55个成立了县委，占90%以上。在积极恢复县级党组织的同时，江苏省委又把江苏全省划分为六个地区，每个地区建立一个特委会，各县的县委书记参加特委会，这样严密的组织构架，使党组织很快发展壮大，党的活动很快在江苏大地上蓬勃开展起来。

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农民暴动土地革命遍布全省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邓中夏非常重视八七会议的作用，他认为：“我们党的生死存亡，以此会为转机。”以邓中夏为首的新的江苏省委，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把党的主要工作转移到开展土地革命方面。他们克服了四一二反革命后省委偏重于上海工运，对外县的工作和农民运动很少注意的不足，于1927年9月发出《江苏农民运动计划》。《计划》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江苏虽是全国产业最发达、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但农民革命仍占极重要的位置。随着各地党组织的恢复，邓中夏把发动农民举行暴动、开展土地革命提上了日程。他提出：目前江苏农运的主要工作是抗租、抗税、抗捐和利用冬防土匪蜂起造成各地暴动的形势。他还提出“暴动的区域在敌人统治中心附近地区是较少成功把握的，应选择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地区进行”。江苏省委的这一正确认识，虽遭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错误指责，给予否定，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左”倾思想逐渐滋长的情况下，邓中夏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注重农民起义的客观可能性，反对盲目暴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27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宜兴、无锡等地县委书记会议，部署秋收暴动。邓中夏在会上作了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的报告，他号召到会同志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起来举行暴动，没收地主土地，建立革命政权，“武装反抗”。这个报告振奋人心，扫除了党内普遍存在的悲观和失望情绪，鼓舞和调动了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会议结束后，各地党组织受会议精神的鼓舞，纷纷策划暴动。邓中夏和江苏省委的其他同志认真分析了宜兴的情况，认为宜兴位于江苏的南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这里地少人稠，农民遭受地主残酷剥削、工人深受资本家压迫，这里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可以行动。省委特派军委委员段炎华、团省委特派干部匡亚明前来宜兴领导秋收暴动。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成立了以段炎华为书记，匡亚明为副书记，万益为总指挥，史砚芬、宗益寿为副总指挥的宜兴县农民秋收暴动委员会，培训农民军500余人，可随时召集的农民达3000余人。11月1日，宜兴贫苦农民1000多人和部分陶业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首先打响了江苏省秋收暴动的第一枪。队伍曾一度占领宜兴县城，成立宜兴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并组成工农法庭，惩办恶贯满盈的土豪劣绅。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第二天，部队主动撤退。随后，中共江苏省委又发动了苏南的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农民暴动，史称苏南起义。在苏北，也举行了海门、如皋等地的农民暴动。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却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觉悟，锻炼了干部和党员，积累了斗争的经验，扩大了党在江苏农村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