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传”本非“传”

《方山子传》出自《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是苏轼被贬黄州期间的作品。这篇文章看似人物传记，后人亦多把它当做人物传记来解读，但其结构与内容均和一般的人物传记迥然不同，这固然体现了苏轼文法的独辟蹊径、别具一格，实际上也是由文章独特的主旨内容所决定的。

方山子即陈，字季常，别号龙丘居士，四川眉山人。实际上与苏轼颇有渊源，不仅是苏轼的老乡，还是苏轼初入仕途时做签书凤翔府判官时的上司陈希亮（字公弼）的儿子，而且二人一度时期还私交甚密。因而苏轼对于方山子家世自然是十分熟悉。但苏轼在《方山子传》中却对二人渊源略过不提，只是说“此吾故人陈季常也”，以“故人”二字便轻轻带过，这还可以解释为二人私交与方山子立身行世无关。但文章丝毫不提及陈季常具体的家世渊源，最终却又以“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数语，言方山子弃此官位富贵，“独往来穷山中”，生发“此岂无得而然哉”的议论抒情，更加让人费解。简要交代方山子籍贯出身，语言并不须多，这亦是一般传记文的必备内容，东坡先生欲独具匠心，以为这些与方山子的精神性格、立身行世无关，亦可以将之省去。然而欲以方山子之家世突出方山子精神品行，并由此生发抒情议论，应言之凿凿才行，否则便成沙滩上盖楼房了，一代文豪苏轼对此焉有不懂之理？这就只能解释为苏轼故意隐去这些，是别有用心了。

考证苏轼写陈季常的其它文字及流传下来的相关佳话轶事，更是发现《方山子传》不无虚构杜撰之处。

其实，同样是坡写陈季常的文字，作于被贬黄州期间的《方山子传》，远没有离开黄州后于元丰八年（1085年）所写的《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这首玩笑诗有名气和影响力。其中有“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说陈季常聊到玄学禅语，津津有味地谈“空”说“有”，一时忘情忽略了时间，以致夜很深了还不去睡觉，忽然听得妻子大声怒吼而吃了一惊，吓得手里的拐杖都掉落在地，内心茫然完全忘记了之前的话头。“河东”是陈妻柳氏的祖籍，柳性是当时河东望族。苏轼此诗广为传播，“河东狮吼”由此成为了指代妇人凶悍的成语，“季常癖”亦成为了男人惧内的典故和代名词。

“龙丘”是陈季常在黄州的隐居之地，也应该是“河东狮子吼”故事的发生之地。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后到黄州，于元丰七年（1084）年赴汝州任而离开黄州，在黄州总共有五六年时间。据有关考证，此诗中所写之事发生在元丰三年（1080）苏轼到陈季常家中拜访时，抛开具体时间不谈，从诗歌所写内容亦可以明显地看到作者苏轼绝非第一次到“龙丘居士”的住所，而《方山子传》言“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似是指这是苏轼被贬到黄州后与陈季常的第一次见面，因而诗中所写内容应稍后于《方山子传》，但时间跨度不会很大，毕竟苏轼在黄州也就是五六年时间。然而《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与《方山子传》中所写的陈季常隐居后的生活，却隐约存在不符之处。诗中陈季常之妻凶悍及其陈季常在其妻震怒之下仓皇之态皆活灵活现，应不是纯粹的杜撰，而这与《方山子传》中“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的夫唱妻随的和谐美满似乎有所冲突。

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三言：“陈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歧亭，自称龙邱先生。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好宾客，喜畜声妓”“每逢客至，必以歌妓宴客”，自然不会如同《方山子传》中所言“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更不可能“环堵萧然”。考虑到散文家苏轼的为文风格及传统所谓名士生活，谁更远真实可信自不待言。

由此看来，《方山子传》并不属于严谨的史传文字，而更像是一篇寓言式议论抒情的散文。方山子少有侠名，壮年发奋读书，能够在两名随从连射不中的情形下，“怒马独出，一发得之”，“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本是文武全才而又有用世之志――“欲以此驰骋当世”，做隐士本非其愿，而是在志不得伸（“然终不遇”）时的无奈选择，“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这与文名满天下，渴望出将入相、一展抱负，曾梦想“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 密州出猎》），如今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被迫生活在偏远之地黄州的作者何其相似。

“欲驰骋于当世”的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本可以做官显名，享受富贵安乐，却“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视富贵名利如浮云，只想一展抱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不正是大文豪苏轼的人生追求吗？如今自己因“谤讪新法”而险象环生，最终被贬到黄州，“此岂无得而然哉？”“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苏轼《与李公择》）

对于此次“乌台诗案”及其被贬黄州的经历，苏轼似乎不愿多说，却在三言两语中意味深长、含蓄蕴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方山子亦矍然”，同是满怀才学的故人却在黄州这个偏僻的地方不期而遇，先是感觉十分纳闷乃至吃惊，“矍然”写出大文豪苏轼现身于黄州僻壤的不合常情，而“亦”字表明苏轼与亦觉得方山子不该现身此地，两人大有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之意。“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一“俯”一“仰”，表达了对“我”的同情、沉痛和释怀、支持，“不答”与“笑”大有洞穿世态，蔑视政敌与苦难、坚强不屈的意味。

像方山子这样的文武全才、有志之士，却“终不遇”“独来穷山中”，“岂无得而然哉？”这不正体现了朝廷的用人标准不当，有德有能有志的人却不加运用，而是去任用一些争名逐利之徒吗？要知道苏轼此次遭难的罪名是“谤讥新法”，而正在推行的王安石变法正是以“与民争利”而饱受保守派诟病的。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以一“闻”字将方山子不得志而隐的个扩大延伸为一种现象。“阳狂垢污”往往是由于当局黑暗而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故假装疯狂以掩饰激情、压抑悲愤、逃避祸患。苏轼在文章结尾以于深化主旨，形象鲜明、自然而然地表达了对朝局的强烈不满。

就此看来，《方山子传》的传记色彩其实并不强，只不过是苏轼借他人之酒以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抒情言志的散文之作。其怀才不遇之概还是其次，更多地指向的是对朝局的强烈不满和批判。其实苏轼自己也说了，“轼平生不为行状墓碑”（《陈公弼传》），他本来就没有将《方山子传》当做是人物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