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阳土家族文学生态研究

内容摘要：近年来，长阳土家族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的生态整体性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自然环境、民族文化、文化底蕴、文学传统四个方面对长阳土家族文学生态作出分析论述。

关键词：土家族 自然环境 民族文化 文化底蕴 文学传统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鄂西南，是公认的土家族故乡，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近年来，长阳土家族文学创作在其作家群体的辛勤耕耘下，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涌现出了以温新阶、陈哈林、刘小平、陈孝荣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极富个人特色的作家，他们把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当作创作的基石，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寻找失落的传统和道德，运用自然、童年回忆、民歌民俗等“精神原乡”意象，积极地构建了呼唤和谐的生态理想，体现出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生态写作。民族作家焕发着来自边缘的活力，融合着多民族的异质文化因素，他们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生态整体性引人深思。本文将从自然环境、民族文化、文化底蕴、文学传统四个方面对土家族作家文学创作的现状及其所体现的生态整体性进行剖析。

一.独特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影响长阳土家族作家文学创作的一个尤为重要的因素。马克斯说过：“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壤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是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决定因素，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长阳土家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所受到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长阳的自然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了长阳土家族作家的创作情思和艺术风格。我国理论家很早就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作家、艺术家的陶冶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取平所以能洞监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由于自然环境对作家的创作情思和作品风格存在着深刻的熏染作用，所以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出现不同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即文学的地方特色或区域特色。负有盛名的长阳作家温新阶之所以能够创造出那些充满灵气、意味盎然的散文，除了与他的经历、思想有关外，长阳的独特风光对他的陶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温新阶在他最新的作品《乡村影像》中明确谈到了这一点。温新阶出生在长阳县一个偏僻的小镇，他在那里度过自己生命中心灵成长的时光，即所有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以及部分中年时代。故乡的秀丽景色孕育了他的灵性和胸襟，令他终生难忘，并伴随他一生的文学创作。那美丽的清江，两岸茂密的树林，崎岖的山路上严峻的身影，破败的村庄……都在他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回声。第二，长阳自然地理环境对长阳土家族作家的文学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不同地理因素为文学创作提供各具地方特色的创作素材。长阳地处鄂西，多山区。境内沟壑纵横，重峦叠嶂，秀水萦回，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复杂多样的地貌类型构成了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生活在大山深处的长阳人依山傍水而居。八百里清江从这里流过，这条古称“夷水”的大河，早在魏晋时期就有记载。郦道元在位《水经》作注时就说这条“夷水”“水色清照十丈……因名清江”。美丽的清江自西而东横穿长阳全境，这条洋洋洒洒宛若蓝色丝带的清江，从恩施的利川齐岳山逶逶西去，折而向东奔腾咆哮，滋润着两岸苍峻的青山，浇灌着两岸肥沃的土地，抚育着两岸勤劳的人民，培育了两岸灿烂的土家文化。长阳境内遍布着清江大大小小的支流，如招徕河、小溪、泗杨溪、天池河、平洛河、丹水等、这些支流与清江一道共同孕育着长阳土家文化的生成，为全县人民提供了舟楫之便，因而长阳的运输业也随之发达，人们交往也较为频繁。虽然当地人民的劳作方式多种多样，但劳动的环境却是山清水秀绚丽多姿，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使人们养成既勤劳勇敢又柔和温情的性格，长阳的这种风光和长阳人的这类气质也进入了长阳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无论是陈哈林的《庄》，还是温新阶的《他乡，故乡》，亦或是陈孝荣的《山梅》，他们对清江两岸农村中那种古老、纯朴而又落后的生活十分熟悉，其创作总离不了水乡风光、土家民俗，尤其是对长阳民情的描绘尤多。第三，长阳自然地理环境对本民族某些文学艺术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影响作用。也就是说，某些自然环境是以某种文学艺术样式的存在，因而为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长阳土家族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集中而又固定，人们的生活住地比较固定，人们有可能用一段较为集中的时间欣赏艺术，这就为长篇叙事诗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所以，这些地区的诗歌一般都比较长，长篇诗歌相对发达。比如年逾古稀的老作家肖国松的新作《老巴子》，整理了他多年以来所有的诗歌作品，洋洋几十万字着实令人惊叹，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作家在劳作之余仍然有着如此旺盛的创作力。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然环境对文学样式的形成所起的促进作用。

二.独特的民族文化

民族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固有的基本心理特征，包括气质、性格等方面的内容，以性格为核心，它具体表现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意志等，一个民族也是由于它独特的心理特征而形成其民族性格。文学是人们反映客观生活、表达主观感情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它必然要受到人们思维方式、意志、性格等心理状态的制约，所以民族心理素质对民族文学在内容上有巨大的影响。长阳土家作家的文学创作，也深刻地收到了土家族社会心理的制约，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民族心理制约着作家的视角。民族心理素质致使作家以独特的民族眼光和视角观察生活，选取最能反映民族生活情状的创作题材。正如别林斯基所言：“无论诗人从哪一个世界提取创作内容，无论它的主人公属于哪个国家，世人永远是民族精神的代表，以自己民族的眼光去观察事物并按下了她的印记的。”几乎所有的长阳土家族作家都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本民族的生活情状。如温新阶的《唐朝女子》，选取鲁昌秀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反映了八十年代鄂西长阳土家族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及她们善良淳朴的心理状态，既生动感人又普遍深刻。陈哈林以故乡为底色、以过往经历为内容写出的散文集《庄》，更是典型的鄂西土家族人民的生活情状，从他那充满灵气的文字中传达着当地居民的纯朴自然、性灵如水。第二，民族心理制约着作家在作品中以何种方式提出问题。民族心理素质制约着作家在作品中提出本民族特别关切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绝大多数长阳土家族作家都有政治上翻身得解放的幸福以及物质生活上的满足感，加上政治运动不断，又使他们处于一种革命的警觉中。所以，他们热情地歌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1929年出生于长阳县津洋口镇的习久兰是共和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农民诗人，也是长阳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顶梁柱和旗帜。在《人民文学》、《诗刊》、《民间文学》、《长江文艺》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诗作1000余首，他的许多诗歌如《大山里的歌》、《万水千山共太阳》、《山里青松》、《红砂石》、《尖峰岭、牛背窝》、《三闯峰岩垴》等一直为人民传诵。新时期以来，长阳土家族作家进入到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中。这些都说明，文学不可能不顾及人民的愿望，一种民族文学是受制于该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心理状态的。由于长阳地处鄂西较为偏僻贫瘠之区，物质生产受到了自然条件的限制，所以长阳人民意识到，要生存发展，必须勤劳和勇敢，必须具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种民族心理素质也为长阳土家族作家所发现，他们创作的民间故事、小说、散文、民歌、叙事长诗，大多数都是对辛勤劳动、善良品德以及美好心灵的赞颂，对反抗邪恶的斗争精神的肯定。他们是长阳土家族的代言人，是长阳土家族灵魂的表现者。第三，民族心理制约着作家如何塑造人物形象。民族心理素质制约着作家以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塑造人物形象。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在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作为怎样做，指这个人是如何思想、如何行动，他按一种什么观念去指导自己的认识活动，按一种什么价值标准去评价事物，他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在具体行动中，又有什么样的准则和心理定势等等。比如陈哈林笔下的珍珍，作者通过对女主角悲惨爱情故事的讲述，反映了一个清纯而又美好的少女温柔的内心、忧伤的情绪，批判了旧时代对人性的摧残和真爱的扼杀。陈孝荣的小说《跟着太阳走》中的胡椒粉，原本对生活充满斗志和希望，但终究还是被农民阶级根深蒂固的攀比心理给毁了。为了能让两个儿子娶到比他们两个堂哥更加貌美的媳妇，胡椒粉全然不顾自己家庭和儿子的实际情况，眼高手低，在经过近十次的相亲失败之后，又被人骗了钱财。最后，心比天高的胡椒粉疯了，不明就里地茫然离家出走。以上这些人物形象都是作者依据土家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塑造出来的成功形象，读者可以清晰地从这些人物的性格中了解到土家族若干独特的品德和精神。这些优秀的土家族文学的优秀作品都具有展现本民族性格、气质、精神的认识价值。

三.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孕育长阳土家族文学创作的文化土壤中，文化底蕴的影响也颇为重要。土家族文化氛围的照射和滋养，是长阳作家成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者。长阳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20万年前的“长阳人”活跃于此。3000―4000年前的“巴务相”掷剑浮舟于夷水之上。春秋时为巴国管辖之地。秦统一六国后，隶黔中郡。长阳有“巴人故里”之称，巴人祖先廪君诞生地的武落钟离山就坐落在清江岸边，是土家先祖的发祥地。长阳的历史是一部土家人的创业史和发展史。构成长阳的文化传统在历史的作用下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长阳人富有浓厚的恋故土、恋家园的情结，对此，清代竹枝词有形象的描述：“风无政无苛，鸡犬桑麻尽太和，问是桃园君信否，出山人少进山多”；“劝郎切莫上川西，劝郎切莫下竹溪，川西虽好风波险，竹溪虽好有别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长阳人对故土难离的至真至美之情，而这在诸如温新阶、田天、陈哈林、肖筱等作家的作品中也有着无比鲜明地体现。其次，长阳人经受着严峻的生存考验，他们把血肉与灵魂熔铸在山川草木山涧河流之中。原始巫术依然在这块土地上产生和传播，它与道教教义杂糅，深深浸染到长阳人的生命之中与生活世界里。这些带有强烈巫术色彩的民风习俗具有顽强的稳固性，构成了长阳既质朴蛮荒又神秘复杂的文化景观。另外，长阳人重视文化知识，清代长阳诗人彭秋潭曾写道：“若把人文较儒雅，近来似有读书人。”由于长阳人热爱文化热爱生活，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种类。数千年以来，生活在长阳的土家儿女世世代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女老幼，相从而歌，古老长阳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山歌、南曲、吹打乐和各类民间故事的讲述与碧波荡漾的清江、峰峦叠翠的武陵山脉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引人入胜的文化风情画卷。长阳土家族作家对故土充满了感情，他们在自己的文化结构和框架中，以其“下意识的文化自性”生发出对民族文化得天独厚的亲和、体认以及传播的天赋。于是长阳土家族作家们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了特有的审美叙事方式，这集中表现在故事、词汇和段落的重复上。长阳土家族作家的叙事结构建立在长阳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习俗之上，建立在长阳人心理认知和审美期待的基础之上。它源于长阳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和审美观念的多样性，叙事结构的模式化体现了长阳人表达情感、传达思想、理解生活的经验行为。

四.独特的文学传统

当我们遨游在土家族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千百年来土家族人民在长期艰苦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以其集体的或个人的创作所表现出来的文学传统和美学特征让人惊叹。丰富多彩的内容与别具匠心的体裁样式给人以独特新奇、耳目一新的感受，更为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外在的美，让后人体会到了作品中内在的向真向善向美的审美理想。解放前土家族的文学分为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两种，其中以口头文学为大宗，口头文学有歌谣、神话、传说、故事等，具有极其浓郁的民族风格。民间艺术方面，有摆手歌舞、跳丧歌舞、薅草锣鼓、咚咚喹、打家伙、花锣鼓等都富有瑰奇多艳的民族色彩。长阳土家族所形成的自成系统的文学传统，通过各种文化载体传给后世，致使其后来人或直接或潜移默化的代代承继下来，从而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当代长阳土家族文学创作中，我们的作家们不仅借鉴和继承了本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同时也发扬光大了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当代艺术创造。因此，我们在分析长阳土家族作品的生态整体性时，土家族所具有的文学传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主要的、根本的方面，亦是最深层的、内在的方面。那么，长阳土家族的文学传统主要有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下面我主要从歌谣、、生活习俗这三个方面来作一下简要地分析：

歌谣是土家族口头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土家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历史事件、阶级斗争、生产劳动、生活习俗、男女爱情、社会礼仪等等。它对土家族文明建设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从其来源而论，唐代刘禹锡根据巴歌创造的《竹枝词》，世代相沿，其特点一直保存在土家族民歌中。至清代，鹤峰、长乐等地，正月元宵时，土家族仍多歌“杨柳”。龙山、永顺、长阳等地土家山寨，年年都有赛歌盛会，对歌如流，出口成歌，彻夜不散。土家族歌谣就其内容形式而言，主要有山歌、薅草歌、歌丧和哭嫁歌等。在歌谣方面，我们主要来看看土家族人民特有的“薅草锣鼓歌”。据说这种劳歌形式是土家族先民在田间劳作时，为驱赶野兽而作。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密度增加以及野兽的远遁，它逐渐演变成田间地头鼓舞人们劳动热情的歌。在布谷报春、人们开始耕作之时，请来几位歌师，携带锣鼓和唢呐一起来到田边，一阵吹打之后便开始唱歌。一般分为四个部分：歌头、请神、物歌和送神。随着时代不断地变迁，“薅草锣鼓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变化，逐步简化为在田间击鼓鸣锣唱歌助兴、协调动作、激发生产热情的歌曲形式。薅草歌的唱腔结构约为三类，即“乐段式唱腔”、“两段式唱腔”以及“成套式唱腔”[1]。长阳主要盛行第三种唱腔，这类唱腔一般由五到二十首民歌合成一套联唱，它是薅草歌的高级形式，它是土家族文化变迁的一个活化石。“薅草六月满山岗，锣鼓声中柳复杨”，这并非诗人的渲染，而是富有强大生命力的薅草歌扎根于民间，逼真感人的表现。相应地，这种民间的艺术传统和样式也频繁地出现在当代长阳土家族作家的创作之中。比如温新阶的散文《一种庄稼的气息》《菜葛》以及张长美的《红旗下的狗尾草》等作品之中都有描写。其次是山歌。它的形式比较简单朴实，一般多为七字一句，四句一首，也有五句一首，唱时首数不拘。这类山歌数量颇多，内容丰富。男女老幼几乎人人会编会唱，触景生情，即兴而歌。独唱、盘歌、合唱，样样唱式俱全。在长阳，山歌被称为“喊喊调”和“穿号子”。山歌的题材繁多，但主要是抒情歌、叙事歌和神歌。其歌词自由，音节不等，音域不广，朴素真挚，具有民歌典雅的风格[2]。比如在解放前，由于土家族人民长期受到地主阶级和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很多革命歌曲。有这样一首：五荒六月望风凉，十冬腊月望太阳。土家只望共产党，好比孩儿望爹娘。语言洗练而且大众化，其譬喻、排比、对比、对应的运用都极为娴熟贴切。在歌谣方面，歌丧和哭嫁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还在魏晋南北朝时，歌丧便在清江郡一带流行了。“蛮左”族人“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歌数十阙，乃衣衾棺殓，送往山林……”这种歌丧风俗，至今还在长阳清江流域完整地保存着，歌词多表达对死者的颂扬敬意。有的击鼓乐而歌，有的鼓乐歌舞并举，所以，它在长阳又被称为“跳丧鼓”。其流行的“明七暗八”形式独特，每句八言，两句一首，唱七隐八，歌众合唱并重复最后三字[3]。其歌词格律如：孝家今夜打鼓闹（热），三亲六戚都来朝（拜）。满堂儿孙披麻戴（孝），孝男孝女痛苦嚎（啕）。上句落“羽”，下句结“徵”，一曲多用，音乐富于吟诵性，以寄托哀思。长阳有“十月怀胎”等二三十种词牌，委婉动人，彻夜歌唱。正如土家诗人彭秋潭的《竹枝词》所歌的“谁家开路添新鬼，一夜丧鼓唱到明。”关于哭嫁歌，它是解放前土家族姑娘出嫁上轿前边哭边唱的歌。早在清代“改土归流”后就有哭嫁习俗。当时土家族已盛行封建婚姻制度，因此，结婚对有些妇女而言，往往不是幸福，而是痛苦的事。有的姑娘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学哭嫁，假如出嫁时哭得不动人，往往会被人耻笑。哭嫁歌有辞祖宗、女哭娘、娘哭女、妹哭姐、姐哭妹、哭哥嫂、哭团圆姐妹、哭梳头、哭穿露水衣、哭吃爷娘饭、哭百客、哭上轿等[4]。其中“骂媒人”一段颇富思想性：背时媒人是条狗，那头吃了这头走。娘家来吹女婿好，婆家去夸嫁妆多。树上麻雀哄得来，岩上猴子骗得走。豌豆开花角对角，媒人吃了烂嘴角。铁树开花八寸长，媒人吃了烂大肠。两句为一小段，每句七字，上下句子押韵，句句可换韵脚。唱时有独唱和两人对唱两种形式。对唱的两个声部有规律地交错出现，别具一格，正是“十姊妹歌歌太悲……犹如巴酿唱竹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