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教授谈《三国演义》与巴蜀文化

沈伯俊，男，1946年4月生于重庆，原籍安徽庐江。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1年开始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主要著作有《三国演义辞典》、《校理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评点本、《罗贯中和〈三国演义〉》、《三国漫话》、《三国演义新探》、《图说三国》、《沈伯俊说三国》等。

《三国演义》成书以来，已成为仅次于《论语》、《老子》等原典的“亚经典”，也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雅俗共赏特色的“亚文化”之一。这支文明的血液注入之后的千百年来，华夏大地上处处显现出它基因的特征。作为蜀汉辖区中心的四川，其特有的巴蜀文化与三国文化又交融出别样的风貌。

11月的一个下午，记者专程采访了沈教授，请他讲述了《三国演义》与巴蜀文化间的渊源。

多层次的三国文化

我们谈三国文化，论三国文化，但对于三国文化的确切概念却很模糊，大多数人将其理解为三国时期的文化，其实这是狭义的理解。深谙三国文化的沈伯俊教授从学术层面上将三国文化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在史料中的反映。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也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和三国精神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这是一种层层递进的文化，我们平常说的“三国文化”只是大文化概念下的一小部分。

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巴蜀文化最早是分为巴文化与蜀文化，周朝开始，在现今的成渝地区出现两个重要国家――巴国与蜀国，巴国以重庆为中心，蜀国以成都为中心，围绕两个中心地带相应形成了“巴”文化与“蜀”文化。早期蜀文化和巴文化虽然各有自身特征，但和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相比，共同性很突出。后经秦朝统一，巴文化与蜀文化这两个小文化圈渐趋一体，成为一个大的文化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巴蜀文化。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四川成为大后方，一大批大师级人物来到四川，带来了造就了四川文化的繁盛。当时三星堆遗址已经发掘，出土了不少战国前后的巴蜀铜器，有着很强的自身特色，这引起了当时入川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并据此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命题。可以说“巴蜀文化”最早是一个考古学意义上的概念。

因当时可靠文献记载很少，对巴蜀文化的认识主要是从流散文物中所见到的某些铜器（尤其是铜兵器）上得到的，研究进展缓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巴蜀文化”的概念也主要在考古学界和史学界流行，应用也主要局限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科范围内。但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形成以及观念的不断革新，这一界定逐渐被打破而在更广泛的方面得到应用。

90年代，四川省社科院成立了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沈伯俊教授在会上发言，提出：“巴蜀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大文化的概念。巴蜀文化就是从古至今发生在巴蜀大地上各种文化的总和，是一种大文化意义上的巴蜀文化。”现如今我们所说的有关四川的历史、民俗、旅游、饮食、文学、艺术、宗教等都属于巴蜀文化，大文化意义上的巴蜀文化包含涉及的层面非常广泛。

三国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三国文化与巴蜀文化总的说来是一种交叉的关系。三国文化中有巴蜀文化的元素，巴蜀文化中也有三国文化的元素。现在我们讲的很多大文化观上的三国文化，如三国遗迹、三国旅游开发等也是巴蜀文化的一部分。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主要讲述的是刘蜀集团的创业兴亡史，是站在整个历史变迁的角度进行的宏大性叙事，涉及到巴蜀的主要是蜀中人物，及发生在巴蜀大地上的故事。正面关于巴蜀的铺陈很少，虽没有直观描写三国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接，但却从客观上促进三国文化在蜀地的传播与兴盛。

正如沈教授所言：“应该感谢罗贯中，尽管他似乎不曾到过巴蜀，也无意专写巴蜀，却使巴蜀的千百万读者为自己历史上的先贤英杰们油然而生绵绵情思，为今天的巴蜀广大人民留下了一幅幅各具风采的先贤画像。”

三国文化是一大宝藏，一部《三国演义》为巴蜀地区留下了太多。沈伯俊教授将此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三国遗迹巴蜀多。在广袤的巴蜀大地，三国遗迹数不胜数，以成都为心广泛分布，成都有闻名全国的武侯祠和刘备称帝即位处的武担山。由成都往北，有广汉的雒城遗址、罗江的庞统祠墓，绵阳的富乐山（刘备入蜀时与刘璋聚会宴饮处）等。由成都往东，有南充的陈寿万卷楼、谯公祠（纪念谯周）、王平墓等；再顺江而下，到重庆，有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八阵图遗址等。由成都往南，有夹江的诸葛点将台，金沙江畔的五月渡沪处，西昌的孟获城等等。

二是三国传说缀满巴山蜀水。巴蜀地区作为蜀汉的主要疆域，有关蜀汉人物，尤其是诸葛亮的传说故事，自然就特别丰富。今天能够听到的三国传说，绝大多数产生于《三国演义》成书之后，或多或少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而又超出《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之外，纵横腾挪，大胆发挥。

三是三国文化对巴蜀地区的文学艺术、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也产生了巨大而深广的影响。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三国演义》对川剧和曲艺的影响。川剧中的大量剧目，数量最多的便是三国戏，仅现存的就有160出左右。

充分利用巴蜀三国文化：人文和经济的双赢

影响如此之大，如果不加以引导利用，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特别是上文所述的三国遗迹，这些遗迹如果形成系统的旅游文化景点，不光是对普及三国知识，而且对提升整个四川旅游产业的文化底蕴都有不小的益处。

对此，沈教授早在其《努力打造川陕三国文化旅游精品线》一文中就作了定论：“四川是全国三国文化旅游资源最丰富、知名度最高、开发价值最大的地区。”并依据景点的分布，设计出了一条“川陕三国文化旅游”的路线，这条路线包括一个中心区（成都）、一条黄金线（以成都、西安为起始点，沿川陕公路展开）、一条旅游线（以四川的成南、成绵广两条高速公路为依托，串连成都、南充、广元、绵阳、德阳五大中心城市，网罗众多景点）、多个闪光点（成都武侯祠等）。

将这些景点与本地区其他的人文旅游、自然风光旅游有机整合在一起，逐渐形成沈教授所提出的“大天府，大旅游”的概念，这无疑是经济和人文的一种双赢。

三国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巧妙融合与互相影响，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的持续，而这些成果离不开做学问三十年如一日的研究者，幕前的炫目总是带有幕后的清寂，灯火阑珊处的这些学者诚如沈伯俊教授者，恰恰是推动文化前行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