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汉字(下)

由外国人学中文说起

外国人怎么才能多快好地学好中文?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张朋朋明确地说：要贯彻“字本位”的原则。

“汉字落后”和汉字必须走“拉丁化道路”的观点，根据的是西方逻各斯(语言)中心主义的学说。这个流派最早的鼻祖，是大名鼎鼎的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他的近代传人，便是西方赫赫有名的语言大师索绪尔。逻各斯(语言)中心主义的宗旨说起来有些绕口，简单地说来就是认为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语言是第一位，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是语言的附庸，所以文字不重要。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个观点我们听得太多了。正是它助长了“汉字消灭”论，使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对汉字深入的认识，让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去“拨、坡、磨、佛”地学拼音，最后导致了连外国的留学生都知道“呱呱落地”和“炙手可热”的含义，而我们的大学生不知道。可是索绪尔在中国的推行者们却不愿意提到：尽管索绪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是他还是很郑重地声明：他的研究只限于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西方表音文字(包括拉丁字母)，而不包括汉字这样的表意文字系统。

文字学家曹念明先生对此做了专门的研究，认为其原因是：汉字与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的区别太大了。

提到希腊字母，就不能不研究―下古代的希腊。那时候希腊是几十个互相独立的城邦国家，一般来说从城邦的中央出发，往任何一个方向步行一天就到达它的边界，政令由骑马的使者到各处口头宣布即可。希腊在其盛期实行直接民主制，无论是重大的选举，还是处理日常事务和诉讼，都在人数众多的大会上讨论、表决、陈述、宣判，因此口语能力能够影响到个人以至城邦的命运，引起了极度的重视。另外一个原因是：古代希腊本土的文明因为三次外族入侵而遭毁灭，他们先祖创造的象形文字和两种线形文字从此失传，经过了几百年的无文字时代，才从别处“借”了一套字母来标志自己的读音，今天风靡西方的拉丁字母就是于此发展演变而来。这样看来，当初亚里士多德将希腊的文字作为语言的附庸，多少也有些道理。

可是汉字不同。首先，我国一直都是一个大国，政府不可能靠着喊话来传达号令，一定得四处张贴汉字写成的文告，使它有了神圣的“帝王属性”，也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文字的崇拜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远在秦朝，要认识九千个字的人才能当官。汉字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向别人借来的，它表达了我们的祖先最原始的智慧，以及这些智慧在几千年的传承发展中对于整个民族性格的影响。还有，和已经消失了的其他几种自源性象形文字(古埃及圣书字、巴比伦楔形字、玛雅文、东巴文)一样，汉字创制的目的不在于人际交流(这种交流由语言来承担)，而在于人与神(占卜)的交流。在漫长的岁月里，除了官府文件之外，典雅庄重的文言文一直是我们民族各种学派神圣经典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以书面汉字为载体，中原帝国才可能将她的统治力扩展到经济科技更为落后的广阔疆域，并远至四夷。汉字记录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和文明的进化过程，就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国乃至汉字文化圈很多国家的文明。

文字的这些属性，使得它与语言有了根本的区别：语言的能力是人们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听说的能力；文字的能力是需要学习才能够形成的，是读写的能力。比起语言的能力来，文字的能力更为重要：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不是看他能说多少话，而是看他能认识多少字：那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谚语，至今还被家长们坚信不疑。所以尽管几岁的孩子已经能够说很多的活，还是得把他送去读书识字，将来才有出息。

张朋朋悟到这一点，是在他教外国人学了十几年的中文之后。而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在法国教的学生从开初的50多个下降到不到10个。

张朋朋在法国亲身体会到西方人对于汉字的热爱。他认为汉字在本质上是不能改革的，是不能丢弃的，应该研究对于汉字教学的方法问题，因此对于“汉字灭亡”的理论，很有些不以为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说过：人类社会“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也就是说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它是记录前人的思想和所创造的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这么说来，咱们的汉字也是记录文明的标志。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们应该承认：汉字不是中国大陆一家的私产。甚至也不是包括台港澳同胞和新加坡等全世界华人的私产，它承载了汉字文化圈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是这些地区各民族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一一如果我们把“汉字”说成是“中国字”，一定会遭到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坚决反对。还有，作为世界上唯一留存的一种始创的象形文字，汉字也是世界文明的宝贵遗产，这份遗产不但包括“现代汉语”，更包括实际上已经在我们国家被废止了的文言文和繁体字。汉字几千年不衰的历史，证明它不是落后的，而是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汉字能够使用到今天，不是中国人的愚昧，而是智慧，是人类的一大幸事。反之，毁灭汉字倒是愚蠢的，是人类的灾难。

张朋朋一边进行着理论的批判，一边进行着批判的实践。他的职业是一个教授外国人学中文的教师，得想办法让他的学生学习中文不再困难。不过既然已经弄明白了语言和文字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事情就好力了――现在国内通行的“语文一体”的方针，明显是错误的了―一应该把语言和文字分开来教。

张朋朋自己编写的教材，一课识30个字，全书25课，共750个字。最近中国教育部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会900汉字可读天下文章”，外国学生有了这750个常用的汉字，就可以读下报纸上的“豆腐干”文章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教写字，只是不教笔画，而是教独体字，教偏旁部首，教字的组合一次他给高年级学生上课，上来就问：“这课有新汉字吗?”一个学生说有，是“赢”字。张朋朋说你在黑板上写出来吧、那学生死劲地看看那字，可走到黑板前还是写不出来――他又忘了。张朋朋在黑板上，刷刷地把个“赢”字五马分尸：大家看看，这字不就是由“亡”、“口”、“月”、“贝”、“凡”几个字拼合起来的吗?这几个字咱们不都是学过的吗?哪是什么新字儿啊?这样一来全班的学生在5秒钟内全都记住了，没一个写错的。

唉，看来不是汉字难学，而是咱们自己把老祖宗那一套全丢了，没把汉字的规律闹明白，结果不但糊弄了外国人，也糊弄了咱们自己。

这些年，张朋朋将自己的教学经验都编成了教材：《现代千字文》、《口语速成》、《集中识字》、《常用汉字部首》、《部首三字经》……由国内多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被民间的各种协会、培训班、私人辅导站广泛采用，6年来已经印刷了6次：张朋朋还被频繁地邀请到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海洋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讲学，所到之处反响热烈。其中武汉大学正在与张朋朋合作，建立一个语言文字研究中心，不但将这套“语文分开”的教学系统用于外国人学中文，还准备运用到英语、德语、法语等拉丁语系的教学上。这些教材也受到国外的欢迎。到2007年，已经有了英、法、德、俄、西班牙、阿拉伯等6个语种的版本，韩国还买走了版权。2007年8月，张朋朋还应邀到澳大利亚讲学――在索绪尔理论一统西方语言学界之时，澳大利亚人正在大读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对索绪尔的批判。一个中国教师的到来，给这场颠覆性的革命加了一把火，一时间张朋朋的书被放在大书店最显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