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凌叔华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时间:2022-10-28 08:29:50

试论凌叔华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摘要:凌叔华是中国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在小说中塑造了新旧两种男性形象。他们大多作为女性的陪衬,整体上是模糊的。作品中男性形象整体的模糊与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及其女性意识有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凌叔华 小说 男性形象 女性意识

在男性启蒙者的影响下,伴随着轰轰烈烈的,一批女作家走上了文坛,她们用手中的笔书写着女性的悲欢离合,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五四女作家群”,凌叔华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她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女性形象,表现了她们苍白的人生和艰难的生存空间,而男性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子。作为从深闺走到书斋的她,刻画的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①。她对于男性的刻画大体上呈现出一种趋势:整体形象单薄模糊,在文中只是起了点缀的作用,但却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可分为:

新式青年

在这一类中,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善解人意、包容异性的知识男性。傍着妻子“脸上挂着酒晕”的永璋(《酒后》),在得知妻子要kiss他的朋友时,由“很为难”、反对到“很果决”地答应、急切询问妻子放弃的原因,我们从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永璋的温文尔雅、宽容的一面;当然,“永璋基于对妻子的信赖、理解和尊重,判断妻子所提出的要求和将做出的行为是不会破坏双方的感情和婚姻的”②;而被妻子牵挂和注视下“正睡的沉酣”的子仪却是这样的“温润优美”:“像浸了胭脂一般”的两颊、以前充满神秘思想如今微微闭着的双眼、两道乌黑的眉、平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而现在“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的嘴、“盈盈带着浅笑”的腮边,凸显出女性作为主体的欲望。诗人幽泉在情书的诱惑下去赴约(《花之寺》),被妻子捉弄时,他搭讪着,“笑了笑”仍然很开心,能够“换换新空气,不用见不愿见的人”。有着“又黑又硬又多的剪成法国式的头发”、“紫色的脸”、“眯眯着笑意”的棣生(《他俩的一日》),面对分离一年的妻子,体会到“相聚时,觉得没意思,离别后,又那样一日三秋”。“戴着雨笠,穿着雨衣,骑了一条小黑驴”的诗人觉生(《疯了的诗人》),在妻子返璞归真的影响下,也迷恋上大自然,和妻子一起“疯”了。王斌在归国后(《吃茶》),处处以“男子服侍女子”这种“外国最平常的规矩”,殷勤地对待中国的闺秀,引发了诸多误会。患病的霄音在听到悲哀的曲调想到给旧日情人写信(《春天》),猫却舀了一桌子水毁了信;丈夫意外出现,立即“拿出一块干净擦桌布,帮她拭桌上水”,还建议妻子饭后去公园走走,处处体现出他的体贴。生病的芷青看到妻子早出晚归(《病》),以为她移情别恋,想发脾气,主动提出分手,却原来是一场误会。大学教师高先生看到杨妈晚上加班干活(《杨妈》),“早就有些看不过了”,建议妻子给她加薪;在听说杨妈的事情后,主动帮她打听她儿子的事。

在这一类男性形象中,他们受过新式教育,性格温文尔雅,虽然大都理解、尊重与宽容女性,追求两性平等,对异性的情感是真挚的和健康的,但他们的形象外貌大都模糊不清。在这类人物身上,寄予了作者的某种审美观以及对自由主义文化的渴求。

在新式青年中,还有一种从新式青年转变的世俗男人。他们开始是新思想的受惠者,后成为世俗的人。漂泊无所归宿的女性筱秋,在遇见初恋情人俊仁时的“暖烘烘”“眼眶有些发潮”的神态表情(《再见》),透露出她微妙的心态。在听说对方已经结婚的误会消除后,她的“脸慢慢的泛红”。昔日贫穷的他如今比以前丰润,“皮鞋擦得闪亮”,“头发刷得油光”。在经过双方看似无意实则有心的问答后,只能无可奈何说声再见:他已经学会打牌、请客、倒卖雷峰塔的经卷、训斥仆人和巴结上司,成为一个浑身充满着市侩气的小政客。丈夫胡卓群信誓旦旦要等待在欧洲学习音乐的妻子(《绮霞》),三年后毅然抛弃了自己的挚爱,另娶他人,但学成归来的“高先生还等他呢!”胡少爷在国外留学归来(《“我那件事对不起他”》),看妻子处处不顺眼,要和她离婚,“去外国留学原来学出这些不合人性的勾当”。李先生的哥哥们大学毕业后(《李先生》),“做事收入极微,娶了亲后又不断地轮流生儿育女”,把家里的负担全部丢给了李先生。到李先生29岁时,家里不须添补了,但“哥嫂们渐渐也露出不愿她不嫁的意思”,最终李先生为了家庭和母亲牺牲了她的青春。相对于女性形象而言,作者着力体现出五潮之后,这些新式男性的思想蜕变以及他们的世俗自私。

传统男人

凌叔华在勾勒“高门巨族的精魂”的同时,也用简练的笔墨涉及传统男性。他们或成为女性命运的掌控者,或卑琐无能,只能依靠女性来生活。富家大小姐之所以精心绣制绣枕(《绣枕》),最终还是得到父亲的默许――“懂得老爷的意思了”,要求“明儿早上十二点以前”送去,为的是攀上白总长的二少爷;绣枕最后被践踏,是因他们根本不在。与之相似的是,婉兰的丈夫、姑丈、父亲以及三姨娘的叔叔(《女儿身世太凄凉》),由岳父替他捐了一个候补道缺的老太爷(《有福气的人》),与女学生厮混的军官们(《写信》)以及老爷(《太太》)、《送车》)等,他们只是作为女性形象的陪衬而出现,根本没有涉及相貌,但这些缺席的男性,却无形之中操纵着中国传统女性的命运。凤儿爸爸低调教孩子画画(《一件喜事》),实际上却控制着家里所有女人的命运:已经有五个女人,却又要迎娶新姨太。敬仁在中秋晚上得知干姐姐去世的消息被妻子阻拦后(《中秋晚》),对妻子产生仇恨心理,经常在外游荡,导致两个孩子早产而死,家庭解体。在丈夫成为“婆婆”的管辖品,最后在外混了一身怪病死去后(《杨妈》),杨妈为了整天不务正业、偷鸡摸狗,十分卑琐,“说不到三句话就是要钱”、“给慢了些”就瞪眼的儿子也赔上了老命。男人为了维持生计(《奶妈》),要妻子离开孩子当奶妈,“一年一百多大洋钱呢,我们铜皮铁骨的男子汉,累到死也找不到这样多的钱”,最终孩子因为缺少母亲的照顾而夭折。

在这一类传统男性形象中,凌叔华很少涉及他们的外貌,性格不鲜明,他们的出现或缺席,虽大多作为女性生活的一个补充而存在,但实际上是他们真正决定或影响着女性的命运。

在凌叔华的小说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类男性形象呢?这自然与她个人成长的环境有关。凌叔华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凌福彭是清光绪年间的翰林,颇通文墨,爱好诗书文章,家中来往的亲戚朋友如云,“无形中倒也耳濡目染学了些东西”。早期显露出的绘画天赋得到客人的认可,父亲认为她得到了粤中画家外曾祖父的遗传,自然对她精心培养、宠爱有加,使她有幸师从缪素筠、王竹林、郝漱玉等著名画家;随贲先生学习四书五经和古典诗词,培养了她的古典素养。老师辜鸿铭对理想的中国淑女形象推崇备至,他认为真正的“中国妇女”的特征,是“幽静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debonair’字所表达的那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③,对凌叔华也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书香门第的出身、雍容富贵的生活环境、深厚渊博的古典文学素养、敏感细腻的女性心态、自言“生平用工夫较多”的作画习惯、对中庸和谐审美意识的追求,形成了她温文尔雅的淑女性格。1924年泰戈尔访华,在画会上,凌叔华结识了徐志摩、陈西滢等人,“背着守旧的父亲,与陈西滢秘密恋爱了两年多……直到1926年由双方央求一位父执辈出面,凌福彭才同意女儿与陈的婚姻”。④“陈西滢与凌叔华属‘郎才女貌’一类,在性情、兴趣、学养诸多方面,亦多投契。婚后事业上互相影响,是少不了的。”⑤徐志摩、陈西滢等绅士文人直接继承“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士的儒雅趣味”,以及前辈文人的人格风范的传统⑥,这些“绅士风情”与出生于贵族之家的现代闺秀风范产生了共鸣。正是由于五潮的影响和对现代女性的追求,凌叔华此后逐渐融入具有自由主义精神氛围的“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与“京派”之中,而在她的小说所塑造的这些新式青年大多善解人意,尊重女性,具有鲜明的“绅士风度”,正符合她心中的审美理想。

另一方面,也与她的鲜明的女性意识有关。虽然被旧式文人父亲视为掌上明珠,但由于自小生活在男尊女卑的家族里,亲眼看见妻妾之间无休止的争斗、母亲处妾的身份的无奈与心酸、四个姐妹中没有男儿的情况的自卑等,都令凌叔华熟悉人情世态,并感受到封建家庭的压抑,从而激发了她对旧家族婚姻制度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女性作为“人”的现代意识的自觉追求:难道男孩子长大个个的都做官,为什么拉车的挑粪的都是男人?从小乖巧得“就像角落的小猫”的姐妹们“就立志要强,好让母亲别受欺负”。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洗礼和所接受的新式教育,以及女性强烈的自尊等,都使她成为现代女性。在她所塑造的传统男性形象中,虽然有对孩子表现出慈爱的父亲形象(《晶子》),但也只是闪烁其词,更多的是对世俗和卑琐传统男性形象的批判。这是由于大家族成员复杂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凌叔华的童年是在战战兢兢和小心翼翼中度过的,父亲给童年的凌叔华的印象是遥不可及和模糊陌生,甚至具有支配和伤害潜能⑦。就像她自己所说的,“在报上看见冰心、胡适之的新诗,因为自己不大懂,只觉得可笑,等到二三年后,自己也用语体文写作时,却又怕爸爸不高兴,常常偷偷的藏过那本或那张有我作品的报纸或刊物(先父始终没有读过我写的小说)。”“虽然凌父对子女和蔼可亲、温文客气,但父亲在情感上的缺席、疏离,以及对父亲权威的敬畏,一直是凌叔华所深感遗憾的。即使父亲后来对她特别照顾和栽培,也仍然无法弥补凌叔华在童年时所遭受的冷落以及异常孤独寂寞的感情生活。”⑧这种对传统男性的批判,也体现了当时大部分作家群体的“情感结构”,“饱含着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⑨。在凌叔华笔下的这些传统男性形象整体也模糊不清,他们大多是作为女性的陪衬而出现的,操纵、影响着女性命运;而新式男性多作为探讨两性关系的一个道具,彰显了女性作为主体的欲望以及追求男女平等等问题,也体现出对未来的思考,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女性意识。

总之,凌叔华笔下的男性形象,一方面表现出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新式婚姻中男性与女性对家庭的经营与思考,也凸显了女性作为主体的欲望,彰显出追求男女平等的意识;另一方面体现出对控制影响着传统女性命运的传统男性的强烈批判。而这两类形象的出现与她自身的经历与鲜明的女性意识有关。(基金项目:南阳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费资助项目:在传统与现代中穿行――凌叔华小说论。项目编号nytc2004k19)

注 释:

①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②⑦廖冰凌:《寻觅新男性――五四女性小说中男性形象书写》,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第148页。

③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④⑤傅光明:《凌叔华:古韵精魂》,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第41页。

⑥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⑧张毅:《从五四到抗战:中国女性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1页。

⑨赵国新:《情感结构》,《外国文学》,2002(5)。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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