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文化与仇池小议

[摘要]伏羲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时代久远，目前依据传世典籍对伏羲进行文献学意义上的考证已经难有突破，从文化角度研究伏羲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从文本走向田野再到文化的伏羲研究，是今后传统文化研究的新路向。仇池伏羲文化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个案。

[关键词]伏羲；仇池；伏羲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4-0034-02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千百年来受到了中华儿女的尊崇和共同敬仰，被后世尊为“中华第一帝”。在传世文献中，春秋以前典籍未见伏羲，有关伏羲的记载是在战国中晚期以后。这一时期的伏羲，身份混乱，或人或神，在古代帝王谱系中序列不定，伏羲尚在口耳相传、被逐步创造的过程中。从战国以至秦汉，时代越往后，与伏羲相关的文献记载越详细，其事迹和功业也越卓著，而其在古代帝王世系中的地位也越重要。①随着伏羲地位的提升，关于伏羲出生的史迹及其作为圣王的异质，也被不断地创造出来。

在文献典籍中，有关伏羲的记载初见于战国时期，经秦汉魏晋时期不断扩充，至唐宋时期基本定型，长久以来有关伏羲的事迹传说虚实交杂，使之兼具了历史和神话的双重特色。文化的传播需要接受客观条件的外在制约，由于相关历史文献记载零散、内容偏少，文字记录对认知视野的限制，以及中国古代对待“怪力乱神”的传统文化心态，作为中华文化源头之一的伏羲文化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也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近年来，由于大量考古资料的发掘、民俗民风的多方考证，伏羲及其文化的历史真实性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伏羲作为历史上曾客观存在过的人物及其地位已经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同。②这就成为我们对伏羲文化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基本前提。

伏羲在历代文献中称呼不一，其异名在上古“三皇五帝”中为最多，有伏牺、庖牺、包牺、伏戏、虑牺、宓戏、包羲……，等等，但依据历史事迹的描述可推断为同一人。伏羲对华夏民族贡献颇大。首先体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上，《周易·系辞下传》云：“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与之相似的说法在《易纬》、《尸子》、《世本》及《潜夫论》中均有记载，从中反映出，在原始社会时期伏羲就已发明了网罟，引导先民发展渔猎和畜牧，逐渐开始摆脱原始的采集自然物的生活。其次是创造书契，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中说，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伏羲所画八卦尚非文字，但所造书契应是文字之发端，这对于华夏文明史的开启意义重大。另外，谯周《古史考》谓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针对原始群婚时代混乱的婚姻关系，伏羲制定了嫁娶礼仪，在《仪礼》中有俪皮礼制。《法言》、《白虎通义》亦云：“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规范婚姻秩序，维持一夫一妻的家庭制，这对发展生产，繁衍人类都极为重要。除此之外，《易纬》又云：“伏牺立九部而民易理。”《世本》载：“伏羲造琴瑟。”《周髀算经》称：“伏牺作历度。”《艺文类聚》中曰：“庖牺氏作，始有筮。”这些文献记载一方面反映了神话传说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在原始社会早期无序的生活状态中，伏羲“立九部”，“设六佐”，创立“分部治理”原则；制琴瑟，作乐曲，自发地改变纯物质的生活方式；作历度，定气节，逐步认识自然规律等诸多社会性规范和准则，初步确立了原始社会的秩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当然，古籍中所记述的这些成就自然不可能是伏羲一个人的独创，而是很多代远古先民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摸索创新的结果。数千年的历史传说将多种形式的文化创造发明与功绩归之于伏羲，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中国古代确曾存在过的远古始祖，伏羲被视为先民文化创造的代表而受到后人的尊敬和纪念，于是他的事迹在累代传颂的过程中被逐渐放大和叠加。尽管如此，作为氏族部落首领的伏羲，毕竟在总结前人探索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文化创新和综合，这就使得后人在追溯自身的文明渊源、文化始祖和文化传承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以伏羲为起点。但是将伏羲确立为中华文化的始祖，并不排斥远古先民的积渐之功，它只表明：最初的伏羲的确是一个具体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在他的身上赋予了更多的能力和意义，于是伏羲不再是一个个体或者不再是一位人格神，转而演化为一种符号，一种能指。正是因为伏羲文化的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其内涵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展，所以在伏羲的身上集中了全部原始时期先民的文化创造。伏羲的不同称号、种种传说以及集中在他身上的诸多人文成就，都是各古老氏族和各古老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而这种交融的结果最终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最早源头。

从古籍所记载的传说表明，伏羲氏所生活的地域范围较为广阔，其中涉及到西北、中原及西南等大部地区，这是伏羲氏在较长时期内四处迁徙、不断繁衍的结果。然而，有关伏羲的出生地，目前学界一致认为，伏羲出生于甘肃天水一带，天水是“羲皇故里”，但除天水之外，尚有他说，特别是在甘肃，有西和说、礼县说和静宁说等。关于伏羲的出生地，汉代《遁甲开山图》称：“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仇夷山即仇池山，在今甘肃省西和县南部，属西秦岭山区，为古代羌戎人住地。宋代罗泌所著《路史》中也说：“伏羲生仇夷，长于成纪，徙治陈仓。”而在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中则说：“燧人之世有大人迹出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长于成纪。”其意为，伏羲之母华胥在雷泽，踩踏一大脚印后感应受孕，之后生下伏羲。在《郭注引河图》中亦云：“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又曰：“成纪水故—东经成纪县，故帝太昊庖牺所生处也。”“即将伏羲之迹，移至秦陇之间矣。”综合文献记载内容，经多方考证，学者们认为出生伏羲的雷泽应在古成纪，而古成纪的地理位置现基本确定在甘肃东部黄河上游渭河流域。另据王大有先生考证，华胥孕育伏羲的“雷泽”应是甘肃西和县仇池山以西的“天池大泽”，今为礼县的雷坝，亦称大潭。其实，神话传说时代，在先民的概念里，不见得有一种具体的地名，先民对地域的认知也就只有山、丘、河、泽的简单区别而已，所谓的“雷泽”有可能就是一片水泽，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地点。但一种文化的传承与接受，在有文字的时代可以通过阅读和传抄文化典籍来完成，而在无文字的时代则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进行，人类最早的历史都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存在和传播的，因而传说中无疑就包含有历史的成分。既然在古籍中记载了有关伏羲出生的传说“生于仇池，长于成纪”，那么这种说法就不应该被忽视或者被认为是凭空臆造的结果。

伏羲生于仇池的传说自古有之，这也使西和县仇池山至今都留存了与伏羲有关的文化遗迹和人文景观，如伏羲庙、仇池山神殿三皇塑像、伏羲崖以及小有天等，这些遗迹和景观都已经成为甘肃陇南乃至西北地区具有深远而广泛影响的文化遗产。而与伏羲相关的不少历史传说在当地更是历代相传：仇池山不仅是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也是伏羲、女娲的祖母仇池金母、母亲华胥和父亲雷公诞生之地，而且还是轩辕黄帝与刑天的决战之地。③“神话不是历史，但从本质上来说，神话也是真实的历史。不过，这个‘真实’，不是具体的神话人物、神话故事的‘真实’，而是这些表象背后隐藏的本质的‘真实’。”④伏羲文化的内涵与仇池山古文化遗存之间密切的关系，正是仇池山悠久而丰富的远古文化在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反映。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西和县仇池地区也有早期的陶片出土，据专家考证陶片所反映的内容与伏羲生活的时代相关，而在仇池地区众多的与伏羲相关的民间传说也广为流传，当地百姓传记的《原始天神人祖宝卷》、《人皇出野湾──母望儿雄关》中对人文始祖羲皇诞生、修炼于仇池山有详细记载，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仇池山西汉水还要举行八卦祭坛仪式。而其中的部分传说和有关史籍所载内容相比较有许多一致之处。譬如在神话传说中，伏羲被描述为“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养牺牲以充庖厨”，伏羲是原始渔猎生产工具的发明者，是原始畜牧业的开创者。而史料表明，西和县仇池山地区，在上古时期气候湿润，森林繁茂，江河遍布，水草丰美，自然环境宜于渔猎畜牧，与神话传说中伏羲早期的生产活动环境较为吻合。

伏羲文化从产生到价值的最终显现，应该被看成是一个经过了形成──传播──接受三个阶段的过程。从当下伏羲文化的现实意义来看，伏羲文化已经不再是一种静态的物化的存在，而是一种动态的、观念化的存在，也就是说伏羲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肇始于上古，延及数千年的观念，成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共有的一种民族集体意识，而华夏民族的稳定性和创造力即源于此。正如西和县仇池山的伏羲庙和传说中女娲生活过的小有天，尽管从其外观样式和内部格局可以判断出，二者带有很强的今人造设痕迹，但这却无法改变历史上人们对仇池地区伏羲文化的一度认可，也丝毫不能影响以西和县仇池山为中心的伏羲文化对周边区域的有形辐射。

伏羲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一位兼具历史与神话色彩的传奇人物，伏羲是由自然采集生活向渔猎畜牧生活过渡时期的杰出氏族首领，是中国古代先民从纯粹的物质时代向早期的精神时代跨越的开拓者，是华夏民族文明的肇始者。从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原始社会早期华夏先民所应有的智慧。对伏羲的认同其实质就是对伏羲文化地位的肯定。伏羲在不断迁徙的同时也把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散播到了其他地区，现在我们还可以见到曾经在伏羲经过的地区留存的与之相关的文化遗迹和文化活动，而许多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追根溯源其指向都是伏羲文化。目前，随着当前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伏羲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广泛关注。对伏羲文化的多种解读，不仅使一直以来发掘伏羲文化内涵以及进行相关研究的活动变得更有价值，而且对于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了解中国远古历史、深化民族认同感、加强民族凝聚力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注 释]

①王剑：《太昊伏羲考辨——兼及古史帝王世系研究中的问题》，《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②霍志军、吴云霞：《伏羲文化源流探析》，《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③赵子贤著、赵逵夫笺注：《形天葬首仇池山说》，载西和县志办公室2010年编写《仇池论集》，第11页。

④吴天明：《中国神话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