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政局乱象的启示

“移植民主”水土不服

几年前,泰国曾被美国列为亚洲“民主”的模板,吉尔吉斯斯坦在2005年因“郁金香革命”而民主化,一度号称“中亚的瑞士”。两个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国家都出现了骚乱甚至武斗,局势动荡至今尚未完全平息,不能不引人深思。

题为《泰国与西方民主政体的差距》的文章指出,民主制衡除了我们熟悉的分权制衡之外,在君主立宪国家还要处理好国王和军队的关系。在与泰国同为君主立宪制政体的英国,《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对国王权力的约束。泰国对这方面的限制却是脆弱的。

署名为彭石头的文章也认为,西方民主是成长于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并经过几百年的实践改进得来的。而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其发展或是脱胎于封建社会,或是脱身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受西方民主政治教育的少数精英,大多数人一只脚还在农业社会,另一只脚刚迈进工业社会,如此照搬西方的那一套,只会产生“夹生饭”现象。

同样由于“移植民主”而水土不服的还有吉尔吉斯斯坦。据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万成才介绍,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时,前总统阿卡耶夫顺势掌权,他对西方民主模式十分推崇,盲目信奉美式“民主、自由”,放任美国和西方扶持的非政府组织活动,结果对于一个人口仅520万的国家来说,各种政党、团体竟多达40多个,非政府组织有1010个,美国将这样的吉尔吉斯斯坦评定为“中亚的民主样板”。最后,阿卡耶夫自食了西方民主的苦果,在“郁金香革命”中顷刻。

此次的吉尔吉斯斯坦乱局,是西方引以为豪的执政、在野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民主模式的反复演绎,只不过采取的不是西方国家竞选投票的方式,而是大规模发动群众强行夺权罢了。

西方国家的“民主传销”之祸

西方国家一直在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及政治模式,但是,从伊拉克开始,到阿富汗,再到最近的吉尔吉斯斯坦和泰国,西方“民主”传播所到之处,无一不伴随着暴力和武斗。为何此类情况一再上演?题为《吉国泰国枪声大作,西方“民主痛苦”》的文章认为,在西方民主体制下,党派和政客是表演的主角,民众是处于被利用地位的配角,作为导演的利益集团和背后势力才是幕后的指挥者,对小国而言,幕后导演就是不同政治派别所依靠的大国势力。大国通过扶持人参加政治博弈,影响该国政治格局甚至间接控制该国政治,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利益。

香港《亚洲周刊》主笔南方朔认为,这种“民主输出”是一种双重标准的国际强权操作。它以“民主”为口号和手段来取得附庸政权,至于这种政权是否“民主”,则不在它的理会范围之内。

正如中华网论坛刊载的文章所言,美国对这次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以非正常选举程序实现政权更迭采取了选择性沉默,与伊朗大选出现骚乱时美国政府的声音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见,凡是符合西方利益的国家,做什么都是符合“民主”。

民主生长观念与制度基础

南方朔在文章中写道,“民主”这个词的内涵很难被说清楚,但透过选择性的定义,它的确成了“民主――不民主”的价值支配秩序。最极端的,乃是“民主”被当做武器来使用,成了国际社会强权政治的重要环节。我们不否认“民主”的各种内涵里有许多值得肯定与应当追求的元素,但在思想的方法论里,由于它内涵外延散漫,人们遂必须格外慎重,最后要将其拆开,变成涉及具体行为与规范的“个体性名词”,始能具体分析与遵行。否则它就只是一种符号式的概念,或者纯属口号。

法国《欧洲时报》时事撰稿人宋鲁郑认为,放眼全球,吉尔吉斯斯坦类似的例子绝非个案,几乎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通案。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其专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有一个结论,虽然是论中国,却完全可以解释吉国的政治现实: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起来?苏联解体后,吉国像大多数转轨国家一样对西方采用制度移植。然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要实施此制度,即先对此制度要有信心。”在吉国,从上到下并没有对民主制度的这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没有通过谈判、妥协等民主原则解决问题的“共尊共信”,而是诉诸于革命和暴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把制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一旦民主化建立后,就不可能再建或者没有机会再建立;第二类制度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但会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变化;第三类是民主化后建立。

第一类就是国家的基本制度。西方的民主之路就是先建立民族国家,建立起一套基本的国家制度,然后随着工业化革命产生资产阶级,形成庞大的社会力量,进而驯服君权、王权。随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迫使资产阶级以普选的方式开放政治权力,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政党,最终逐步演变成现在的民主制度。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太多的非西方国家在压力(西方示范性作用和为了经济援助而直接施加的压力)下不得不脱离国情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结果自然导致政治秩序混乱、经济严重倒退,恶性循环。

转型国家的稳定之道

国际关系学者李开盛认为,考虑到波兰是剧变后才转型的民主国家,考虑到一些非洲国家因元首遇难而导致国内动乱甚至内战的情形,人们就会意识到波兰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其政治体制已经经过了转型时期的考验,一种超越个人甚至政党的稳定架构已经建立。这值得吉尔吉斯斯坦、泰国及所有那些正在实现转型、走向民主的国家思考一二。

事实表明,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难度不在于如何让发展的步伐更快一些,而在于如何尽早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分配体制。建立得越晚,目标的朝向越不明确,受利益集团的牵制就会越多,社会矛盾就越容易激化,甚至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摘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