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代丝路来华的外国侨民

任何文化的传播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人类文明都是可以相互融合性的，战争难民也好，商业移民也好，学生侨民也好，正使因为这些移民的存在，才使丝绸之路成为一条灵动的文明交流的纽带。

汉唐时代，国力强盛，战争的、商业的、留学的来华移民，熙熙攘攘，构成了“一带一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战争是人类最残酷的事件之一。战败的俘虏被强制内地迁徙，构成移民。汉唐时代，与匈奴和突厥的战争，此类事情，所在多有。由于中国当时的经济文化水平，确实高出周边地区一大截，因而也有人出于各种原因，向风慕义也罢，皇恩浩荡也罢，成为融入华夏社会的优秀分子。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汉代的匈奴人金日（jin mì dī）、唐朝的突厥人阿史那忠。

金日（前134～前86年）是匈奴休屠王之子，驻扎在今甘肃武威，公元前121年的汉匈战争中，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大获全胜，获得匈奴祭天的金人。在随后投降的匈奴俘虏中，就有14岁的金日和他的母亲阏氏、弟弟（父亲休屠王被同降的浑邪王所杀）。汉武帝安排金日在宫中养马。在一次汉武帝检阅马匹的过程中，身材魁伟、目不斜视的金日，牵着高大健壮的骏马“走台”时，获得皇帝的好感。当武帝得知这个英俊的青年，乃匈奴休屠王之子，当即任命他为马监，相当于皇家养马总管。金日后来在汉武帝身边做到光禄大夫之职，曾经英勇地阻止了一次暗杀汉武帝的行动，深得武帝信任，封为（dù）侯，是刘彻临终时的托孤大臣之一。

金日的后裔，终西汉之世，都有人在宫中侍卫，西汉末年才散落到南方各地，其中有一支，据说去了朝鲜半岛。《新唐书・新罗传》记，新罗国“王姓金，贵人姓朴，民无氏有名”。在那里发现的《新罗文武王陵之碑》（该碑建于唐高宗时期，公元682年），碑主是新罗国第30 任君王金法敏（661 ～681 年在位），其残留碑文称： “载生英异，侯祭天之胤，传七叶以焉。”意谓新罗王室，乃金日的后人。有韩国学者颇认同这一说法，并且解释说，在王莽被杀后两年，东汉刘秀建国之际，金氏家族成员担心与王莽的密亲关系，被刘秀追杀，故而逃到朝鲜半岛，成为朝鲜金氏家族的鼻祖。大约在唐朝，辰韩六部有姓氏，即李、崔、孙、郑、裴、薛。而朝鲜半岛最重要的姓氏之一金姓，则出自金日之后。

后来，金日成了在华做出突出贡献的外侨代称。如唐太宗、高宗时期在华任职的突厥贵族阿史那忠，在贞观四年（632年）、大约20岁的时候，归附唐朝。宿卫多年，屡出征战，“无纤隙”，唐高宗的诏书表彰他“匪躬之操，在暮齿而弥隆;奉上之诚，历岁寒而逾劭。”“时人比之金日”（新、旧《唐书》）。

经商侨民，以中古时代粟特商团最为典型。《旧唐书・西戎传》记述康国人善经商，“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外出旁国经商，“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粟特人经商，一般以商团出行。据《周书・吐谷浑传》记载，公元553年，有一支青海吐谷浑政权出使北齐的使团，在返回时有粟特商团同行，其中胡商240人，带有驼骡600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可见这种粟特商队规模是相当大的。有些人长期在华经商，携家带口，逐渐落户中土，最后终老长安。近年发现的北周史君墓、安伽墓、隋代虞弘墓，都是中亚和西亚商人家族在华移民的重要资料。

例如，2003年西安市未央区发掘的北周史君墓，是“昭武九姓”（今乌兹别克斯坦）“史国”的粟特移民墓葬。该墓在放置棺椁的石室南壁有一幅壁画，画中有夫妇带小孩的场面，还有讲经场面。在石室北壁的壁画中，是粟特商队野外露宿和从事贸易的场景。有男子盘腿坐在帐篷内，头戴宝冠，身穿翻领窄袖长袍，腰带装束，脚穿长靴。帐篷外有两位长者，对坐饮酒，有3位侍者在侧服务。帐篷门前有一卧犬。帐篷的下方是4个男子率领的商队，其中有两位男子正在交谈，驮着货物的两匹骆驼，跪卧于地，旁边还有两匹马和一头驴，都作歇息状。这里应该是墓主生前的经历写照。

北壁另一幅画面为男女主人在家中宴饮的场面。穹隆顶建筑，为砖砌木结构，带有回廊，屋正中端坐着男女主人，周围有4个伎乐，或弹奏箜篌，或弹奏琵琶，或吹奏筚篥。室内有几个侍者。外面台阶下有歌舞演员，有的手拍腰鼓，有的击节鼓掌，有的翩然起舞。这是墓主在华家庭生活的实录。

又比如，1999年在山西太原发现的隋朝虞弘墓，墓主虞弘大约是具有雅利安人血统的波斯人。在他的墓葬中，保留着完整的祆教信仰的记录。虞弘墓石椁底座的祭坛上有圣火在熊熊燃烧，这个画面也曾出现在西安北周安伽墓、史君墓中，对圣火的崇拜是祆教的最重要标志。祆教把圣火作为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象征。有两个祭司戴着口罩主持拜火仪式。这一古代祆教祭司拜火戴口罩的传统，依然保持在现代祆教徒中。

总之，这些来自中亚粟特和波斯的经商侨民，虽然在华生活多年，甚至后来还担任了一官半职，却依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习惯和宗教文化。当然，也接受了部分中华的生活习俗。比如用棺椁来下葬，就背离了祆教的传统，属于中土的观念。

留学生移民，以唐代日本和新罗的留学生最知名。尽管学者能罗列出日本留学生、学问僧、请益生等细微的身份区别，但实际上，他们都属于来华学习的僧俗人物。2004年10月公布的西安市东郊出土的日本留学生墓志，墓主井真成（699～734）就是公元717年（唐玄宗开元五年）与著名的阿倍仲麻吕（698～770）、吉备真备一道来华留学的日本学生。其时井真成19岁，阿倍仲麻吕20岁，吉备真备22岁。

他们到达唐朝首都长安后，进入国子监中的“太学”学习。唐朝政府优待外国留学生，其助学金和生活费全部由唐政府提供，学习重点是经史之学，毕业后参加科举考试。唐朝对外国学生特设了“宾贡科”，这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外国学生的“汉语水平”考试。可是，科举考试还是要比汉语水平的测试要复杂得多。诗赋就是其中的一项。

阿倍仲麻吕中文名字叫晁衡，与王维、李白、储光羲是好友，有诗文唱和。晁衡归国，据说中途遇难，李白深情赋诗：“日本晁卿辞，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阿倍仲麻吕大难不死，返回长安，作《望乡》诗感念李白：“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此外，王维的送行诗《送秘书晁监还日该国》，储光羲也有《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的诗作传世。阿倍仲麻吕在唐朝从校书郎做到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的官职。安史之乱期间，还曾追随唐玄宗一起避难四川。

日本之外，新罗的留学生也很多。崔致远（857～？）是在华新罗文人的代表。他年方12岁离家入唐求学，6年后，即874年获得宾贡科进士学位，年仅18岁。直到884年离华，侨居中国长达16年之久。崔致远曾任唐溧水县尉，入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任掌书记。曾为高骈写《檄黄巢书》，名动天下，所著《桂苑笔耕集》，为文林所推重。留学生作为专门学习中华文化而来的侨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意义更为不同凡响。

总之，外国和外族在华侨民，不仅学习和接受了中华文明，无疑也带来了异域的文化，丰富了中土社会与文化生活。这些侨民在华的活动，突显了中国文化具有宽广的包容性。异族人士可以在唐朝求学、做官，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在中土设寺传教。不仅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祆教在华传教也影响深远，宋元时代被称为明教，朱元璋的明朝的“明”，就源自于此。任何文化的传播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人类文明都是可以相互融合的，战争难民也好，商业移民也好，学生侨民也好，正是因为这些移民的存在，才使丝绸之路成为一条灵动的文明交流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