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探析

摘 要：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工作的展开和司法实践的逐步深入，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工作将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建立健全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长效机制，对于降低刑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不利影响，进一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帮助更多的失足未成年人顺利实现再社会化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通常是指对轻罪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予以密封保存，除法律特别规定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这一规定被称为“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一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的复学、升学、就业以及保证其顺利回归社会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未成年犯及其法定人最为关心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之一。但是本应对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的新《刑事诉讼法》却只用一个条文共计两款对此予以规范，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保证其得到有效的实施，是摆在立法部门、司法实务部门以及学术界面前的共同课题。

一、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必要性

犯罪记录作为现代社会管理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专门机关对有关犯罪人员情况的客观记载，也是现代国家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犯罪人员合法权益而设立的一项专门的法律制度。一些发达国家早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犯罪记录制度，而犯罪记录制度在我国却作为一项崭新的制度在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对犯罪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切实帮助失足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点，结合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实际建立起来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的复学、升学、从事法律没有明确限定的职业以及保证其顺利回归社会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未成年犯及其法定人最为关心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之一。

未成年人由于容易受到不良外界环境影响，走上犯罪的道路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可塑性强也是他们最大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犯罪未成年人具有较大的社会矫正可能性。实行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是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宽容之举，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精神，弥补了我国刑法注重刑事惩戒功能，往往忽视挽救教育功能的不足。因为不良犯罪记录的存在，必然会给被记录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并且容易形成“一朝为贼，终身为贼”的标签效应，进而不利于这些被记录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甚至会使这些未成年人因回归社会无望而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进而走向社会的对立面。因此，封存犯罪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已经成为顺应国情、符合民意应有的题中之义。

二、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司法运用

根据《刑诉法修正案》的规定，犯罪记录封存条件是“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那么，犯罪记录的范围应当如何理解呢？首先，人民法院作出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判决应当属犯罪记录的范围，这是法条规定的最基本的记录范围。其次，检察机关的相对不记录也应当属犯罪记录范围。因为，犯罪记录封存并未严格限制在审判程序，封存义务主体也不仅仅是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相对不是对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涉罪未成年人作出的宽宥处理，是一种定罪不诉。可见，涉罪未成年人的相对不记录当然应属犯罪记录，理应纳入封存的范围。最后，侦查机关的相关刑事案件侦查档案也应纳入封存范围。侦查档案直接记录了未成年人后续被判处刑罚或者被相对不的具体证据材料和程序文书，与刑罚记录和不记录是一个整体，属犯罪记录。

有人认为未成年人行政处罚记录也属《刑诉法修正案》规定的犯罪记录封存范围，对此，我们持否定态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程序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当属司法程序范畴，是一项司法制度。未成年人行政处罚记录，是行政程序中对未成年人作出的处理决定，显然无法纳入司法范畴。但是，我们认为，未成年人行政处罚记录应当纳入记录封存范围。首先，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被处以行政处罚的未成年人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处罚必要性，相比被处以刑罚的未成年人都明显更小，既然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亦应当封存其犯罪记录，那么对于被处以行政处罚的记录予以封存就更加理所应当。其次，现实中有很多的未成年人恰恰是因为曾经被劳动教养、被行政拘留或者刑事转行政处罚，而被学校勒令退学、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不能正常回归社会，最终发展到犯罪被处以刑罚。不可否认，对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记录予以封存，有现实的必要性。最后，对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记录予以封存，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现实中，被处以行政处罚尤其是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在一般人眼中，与被处以刑罚的未成年人并无区别，犯罪标签效应同样存在，同样被社会所排斥。如果不将其纳入封存范围，这类未成年人无法回归社会，一样会成为社会管理的障碍，不利于我们社会管理工作的长远发展。

《刑诉法修正案》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在正式实施之前的符合修正案规定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要不要封存，这是一个溯及力的问题。我们认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不宜溯及既往。首先，修正案正式实施前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一般处于两种状态，即未被公开、已被公开，如果可以溯及既往，必然会对符合条件却已经被公开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其次，既往的犯罪记录是否被公开，往往处于无法查明的状态，因为我国并未规定严格的查询登记制度，实践中相关犯罪记录的查询的确也存在不少问题。最后，以往处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中大量都是符合新规定的封存条件，重新审查、具体清理以及履行封存程序等等，其工作量可想而知，很可能以往的问题没能解决，新法正式实施后该做的往往都忙不过来，这是一个效率的选择问题。

三、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有益探索

“封存”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的根本目的在于彻底“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为犯轻罪未成年人撕掉犯罪标签并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逐步恢复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作为我国一项崭新的法律制度，该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然而如何逐步恢复涉罪未成年犯的合法权利，真正做到“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却并非该制度本身所能承载和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司法部门及相关单位结合自身工作的性质和特点，研究制定出具体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完善这一制度。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资料仅能由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执行刑罚的司法行政机关严格掌握，以上部门要加强协调，互相配合，处理好“封存”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确保相关资料只能在相关机关内部流转，严禁掌握轻罪未成人犯罪记录的机关和人员对外透露信息。

（二）为了给轻罪未成年犯提供一个健康宽松的成长环境，法院如果发现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生活保障等方面受到与其他未成年人不同待遇时，可以向共青团委、妇联、机关工委等负有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职能的部门反映，争取上述部门出面参与沟通、协调，努力为未成年人提供支持和帮助。

（三）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科应当尽量发挥不（予）批捕、不决定在轻缓处理、督促矫正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切实承担起轻罪未成年犯的判后考察帮教工作。运用未成年人相对不前科消灭审查决定权，对作出相对不诉的未成年人经考察确认有悔改表现的，不决定书可以不进入人事档案，并有条件地封存于司法机关。帮教小组应充分利用检察机关在学校、企业、社会团体等设立的未成年人管护教育基地，为轻罪未成年人提供学习、就业机会，坚持对轻罪未成年人进行跟踪回访，了解其释放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帮助他们消除因犯案而产生的情绪困扰和社会不适应行为。

（四）在执行非监禁刑罚的同时，需要社会构筑起一个帮助失足未成年人重新找回自信的帮教网络。犯罪的在校未成年人被追究刑责任之后，学校及教师不得向他人提供该生的犯罪档案，以免对未成年人今后的就业、生活造成不利影响。未成年人家长应当定期向学校通报子女在家里的表现。辍学在家的涉罪未成年人所在居委会对其知悉的相关情况应保密，不得向他人宣扬或提供。新闻媒体也应自律，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公开出版物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五）为了确保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适时成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领导小组，负责本辖区内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监督和解释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定期召开会议，听取制度运行情况，研究协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协调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政法委、教育局、档案局、团委、妇联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以确保法院判决的全面执行以及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作者通讯地址：嘉峪关市人民检察院，甘肃 嘉峪关 73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