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芝加哥法律经济学派观点中的价值矛盾

摘要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尤其是波斯纳的“财富最大化”观点，对法律学科固然有着某种程度上的指导和参考的价值，但是，如果将其搁置到统领整个法律系统甚至社会的高度，便成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霸道，除了学术上的沙文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整个法律和社会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 理性效用最大化；经济效率；财富最大化

Abstract Economics analysis methods， especially Posner's "wealth maximization" view of the legal disciplines is a certain degree of guid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but if they are commanded to the entire legal system or even social level， these methods will become a hegemonic unreality， besides kind of academic chauvinistic， they can not be tru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entire legal community and the value worthy pursuiting.

Key Words Rational utility maximization；Economic Efficiency；Wealth maximization

法律经济学(Economics of Law)，是20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一门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法学问题的边缘学科，也是当代法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流派。因其强调将均衡和效率的理念运用到法学理论和实践中，从而提供了一套与传统法学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将法学的研究推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现实意义。西方国家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由来已久，以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为代表的芝加哥大学法律经济学派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法律经济学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波斯纳的“经济学人性”、“法律的经济效率”和“财富最大化”观点对当时和后世的法学理念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以至于法律经济学界一度将波斯纳的所有理论都“放诸四海”，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过犹不及的做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皆准”的效果。不得不说，任何理论都应该只是在自己的“本分”――即某个领域某种程度上――发挥自己的或指导或参考的作用，如果人为的不理性的将其价值推高或是扩大，其结果不仅是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更是对该学说本身价值的破坏。

一、芝加哥法经济学派的发展

从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论社会成本问题”和圭多・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的“对侵权和风险分配的一些思考”这两篇文章发表以来，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开始思考其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其中就包括许多分析法律问题的经济学本质的揭示――许多传统法学领域里的法规和判决都会引出成本和收益问题，因而也就可以用有关‘效率原则’来加以分析――和把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法学领域的可能性。”[1]科斯的理论和圭多的观点的的确确激发了一大批学者对法律经济这个边缘学科的思考和重视乃至探索，以理查德・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法经济学派就是一个典型。受科斯理论的影响和启发，波斯纳开始研究并推广法律的经济分析，并将毕生的热情都投入到了以经济学观点来解决法律问题的事业当中，在他的带动下，芝加哥大学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法律经济的学者和专家，最终形成了在法律经济分析领域中举足轻重的芝加哥法律经济学派。

二、芝加哥法经济学派的理论特点

由于借助了斯的经济理论，芝加哥学派的分析方法中，有以下显著特点：

1.把微观经济学理论(或价格理论)直接运用于对法律的研究；

2.认为个人在非市场行为方面和市场行为方面都一样，是理性效用的最大化者；

3.法律决策的形成和法律规则的评价度应该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波斯纳主张效率“也许是最普遍的正义”，并且指出经济原则基础上的道德体系与日常道德制度相一致的，并且可以重组我们许多日常到的制度。[1]

不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不时反映出科斯理论影响的痕迹，波斯纳却在1993年先后在经济学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两篇分别题为《新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相遇》、《罗纳德・科斯与方法论》的论文，对科斯发起了猛烈攻击，指责他在方法论上“拒绝抽象”、“反理论”、“敌视理论”。而科斯却指出他从来都不热衷于把自己的理论推广到法律领域，因为法律领域存在太多的非市场行为。[2]为什么同是作为法学与经济学交叉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分歧呢？也许是因为波斯纳的名作《法律的经济分析》1973年出版以来，他运用科斯定理来解释所有法律现象的热情与日俱增，已经远远超过了科斯的理论初衷，从而导致了芝加哥学派观点中的价值矛盾。

三、波斯纳的主要观点中的价值矛盾

波斯纳的整个思想立基于“经济学对人性的基本认定”，而经济学的人性观就是认为人是“自利”或“顾念一己之利益”的。而且人就实现自己利益的观点上而言，其行为是理性的，即“懂得如何选择花费最小的代价来取得最大的满足”。

这就是波斯纳所主张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者”。我们都承认人是自利的，且人有权利和必然的倾向去追求最大的实用价值，区别仅仅在于，我们追求的“实用”到底是什么，有着怎样的标准。正如林立先生说所说，人性是“追求最大自我满足者”，但并不是“唯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程度之自我满足者”。人追求自我满足是有多种途经的，不只是金钱，甚至人们在某种幸福和金钱相冲突的时候会选择舍弃金钱，如《庄子》外篇山水中“林回弃璧”的故事。

然后是波斯纳关于经济效率的观点。法律是为了实现正义或正确的伦理价值，而正义或正伦理价值可以化约成“效率”吗？社会财富最大化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的贫富不均问题，而效率与和平也没有必然的正比关系，反而处于经常的矛盾对立中。“一味地强调效率，是忽略了个人不可忽略的生存发展权，而此一基本人权并不能以追求群体的利益为理由而被凌驾、北视若无睹，否则就是患了类似功利主义忽略个人权利的弊病。”[3]

波斯纳的前两个基本观点都是与一个核心论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财富最大化。个人理性效用和效率都是以财富最大化为基础和目标的，它也是芝加哥法学经济学派的核心思想，然而，这种理论真的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吗？

波斯纳的如何分配学说，比起功利主义那种完全抹杀个人愿望的思维方式，看似是一种尊重个人人格与意愿的学说。他认为“追求财富事实上是以自主的市场交易为模型为基础的，因而追求财富比古典功利主义更加尊重个人选择，”[4]“经济自由以财富最大化为基础可能比功利主义更为坚实。”[4]但事实和现实的适用的却是如此吗？财富最大化要求你如果想要得到别人手中的权力(利)，必须用金钱购买，当然前提是权利的归属已经确定在别人手里，那么请问在最初原始的时候，法律如何确定权利的归属呢？波斯纳认为国家应该把权利交给那些最能利用它们创造市场最高价格的人，且不论“最能利用它们创造市场最高价格的人”的具体标准到底是什么，就这个说法就已经是一种变相的歧视了。退一步讲，就算把权利都给那些利用它创造最多社会财富的人，当社会财富增大以后，大家都可以享受到他创造的财富吗？或者仅仅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波斯纳认为即使个人也许会有预谋条规则的实施而成为失败者，但只要他们最终可能从这些规则的实施中受益，那么，他们仍然同意把财富最大化作为一个确定审判的普通法的标准。可是，就算人们真的狂热地向追求财富最大化，但完全没有证据显示人所重视的是社会财富总量的最大化而完全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能享受到社会财富。波斯纳所指的“他们最终仍可以受益到底用什么来保证？总不会是波斯纳认为只要社会财富最大化了，水涨船高，没有人会过得太差吧？那现在的社会财富比起以前不知增加多少，贫富差距为何却越来越大呢？或是认为社会总财富增加了，为社会牺牲一下是应该的，那请问社会最基本的要素――人的利益都没有得到保障，那如何实现社会的价值？波斯纳还认为财富最大化是以自主市场交易为基础，更加尊重个人选择。实际上呢？如果一切“价值”都只以市场上的价格为标准，“则每一个人的尊严是几乎没有市场价格的，则对波斯纳而言，其价值为零，也就是说，波斯纳的学说无法处理所谓人性尊严问题。”[3]例如黑白人同校的案例，他的观点是应该让白人支付大量的金钱以换取合法的种族隔离。那是不是只能创造很低市场价格的人，如老弱病残，就必须是被牺牲的那一群？芝加哥法经济学派显然没有考虑到财富最大化后如何公平分配的问题，也显然没考虑到弱势者的生存权的保障问题。

波斯纳批评传统的道德哲学是“教条主义”、“本质主义”，即传统的道德理论都预设某些价值，不惜代价要实现之，但这些道德哲学又未曾自证其预设价值的正当性，故是他无法相信、且厌恶的。可是换一个角度，“社会利益最大化”难道不是一种价值，不是一种预设的终极标尺吗？那是不是说波斯纳自己在教条地践行着自己的道德标准？

四、芝加哥学派带来的现实启示

事实上，科斯定理并不是科斯本人总结的，而是斯蒂格勒替他总结出来的，科斯甚至提到过经济学方法论并不是万能的，所以他不愿提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只是用案例分析来提供具体化的解释，而这正好是对理论持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的波斯纳所批判的地方。

我们不否认经济学分析进路对整个社会体系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正如林立先生所说，任何学术理论都应当是谦抑的、谨守本分的，所以将其用于整个法律体系的分析并且要求指导法律甚至整个人类伦理学的价值构建，就显得力不从心，事倍功半了。

波斯纳作为开拓法律经济应用的先锋，是苏力先生一直赞赏的法经济学专家，其卓越的才能和对法经济学的杰出贡献当然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正所谓人非圣贤，我们不能把对前辈学者的推崇变成了盲从，欣赏变成了迷信，正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学术的理解和思考，辨别和探讨，不仅是对自身和前辈负责任的态度，更是一种对学术的基本的尊重。

参考文献

[1][美]尼古拉斯・麦考罗，斯蒂文・G・曼德姆，著；吴晓露，潘晓松，朱慧，译；史晋川，审校.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72-77

[2]吴锦宇.简评《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 [J/OL].职业，2007：2008-3-9

[3]林立.波斯纳与经济法律分析[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8-184.

[4]理查德・A・波斯纳；苏立，译.正义/司法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6-67

作者简介：何侃(1987― )，女，土家族，重庆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05级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