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款留美学生之留学三阶段研究

摘 要： 庚款留美教育是1909年由美国和晚清政府合力实施的留学教育，在这次留美计划中，这批庚款留美学生很具特色，他们留学前英语水平颇高，留学中重视学习理工科，归国后多任职于教育领域，对这三个不同阶段进行剖析可以更好地了解这批留美学生及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状态。

关键词： 庚款留美教育 留美学生 留学三阶段

1901年晚清政府与各列强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并要向各国赔偿共4.5亿两白银。但在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1908年美国率先答应退还多余庚款，用于培养赴美中国留学生。双方协议后，决定于1909年起开始派遣留学生，确定派出留学生的人数为“初四年每年派遣学生约一百名赴美游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续派五十名。”[1]1911年晚清政府还设立了留美预备部，即清华学堂，到1929年夏，清华留美预备部最后一期学生全部留美后，清华最终结束其留美预备学校的历史。据统计，从1911年清华学堂建立到1929年改为清华大学期间，共派遣留美学生1279人，[2]人数之多，居同期官费留美学生之首。

这批庚款留美学生在文化知识结构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与留日学生大多习法政各科的知识结构有很大不同，从他们留学前、留学中、归国后三个阶段可以清晰地看出。

一、留学前英语水平颇高

自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遴选庚款留美学生成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规模选拔考试，这给恪守“学而优则仕”的无数学子从争取留学中看到了人生新的希望。在庚款留美生的考取中，整个考试遴选严格，淘汰率高，精中求精，不亚于科举考试，尤其是英语要求极为严格。

1.选拔考试中英语的突出地位。

1910年7月游美学务处举行了第二次直接赴美的留学生考试，此次考试较第一批庚款生的选拔更严格。据记载，7月21日进行了第一场考试，上午考中文，下午考英文。接下来进行的第二场考试，7月26日上午考代数、平面几何，下午考希腊史、罗马史、德文或法文。除德文、法文外，皆用英文答卷。7月27日考试科目是物理、植物、动物、生理、化学、三角，亦均用英文答卷。7月28日因雨停考。7月29日考高等代数、立体几何、英国史、美国史、世界地理、拉丁文，亦均用英文答卷。[3]由此可以看出，英语在整个选拔考试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这批选拔出的庚款留美生英语水平之高。选拔结果中出身教会大学者颇多，如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因英文基础好而占较大优势。

2.留美预备期间严格的英语训练。

在清华学校成立后，学校的主要活动都是采用英文，对学生的英文要求十分严格，如行政会议、布告、校长和来宾的讲演、辩论会、演讲会、文艺节目等都用英语。许多课程，如世界地理、数学、化学、卫生、图画、音乐等，甚至修身课，也都采用英文教本，用英语上课。[4]四年之后（这里指中等科），每个人对英语的听说读写基本上都掌握了；再加上四年高等科的文学选读和语法修辞等课程的训练，和其他课程中英语的运用，又进一步起到了巩固的作用。[5]这样，这批留学生到了美国，就不会存在语言障碍，大多可以应用自如，极大地提高了学习者的自信心和学习的有效性。

严格的选拔与严厉的训练，对这批庚款留美学生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这与他们后来整体成就显著是深有渊源的。

二、留学中重视学习理工科

整个庚款留美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大都以习理工科为主，这也是整个近代留美运动的一大特色。在1909年第一批47名庚款留美生中，学理工农医的达39人，攻文学、教育、经济者仅8人。1910年第二批的70名中，只有5人学文学，其余65人全都学工程、理化、农、医。[6]据清华学校1909年到1929年留美生学科统计的情况，见下表：[7]

这二十年的资料显示出很多留学生也乐于选择学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是并没有影响学习理工科的主导地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政府的提倡和导向作用。

美国决定退还庚款后，中国的外务部立即与驻京美使商定派遣游美学生办法。1909年5月23日外务部学部会奏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奏折，其中有一个明确的分科计划，即“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8]晚清政府在这一时期限制留学生习法律、政治等科的做法，明显反映出对于那些政治激进的留日学生的不满，这其实也与中国知识传统重实用有关。民国后，清华学校虽无明文规定留学生所习科目，但一般遵循旧制。在选派学生赴美游学章程中，严格规定学生所入学校及所习学科，由清华校长与各学生接洽选定后，不得擅自更改，违者停止月费及各项费用。[9]由此可见，对留学生的所习科目政府有着严格的导向意识。

2.来华传教士及其所开设的西学课程的影响。

两次鸦片战争后，大批的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播福音，他们最初的传教过程充满了艰辛，但后来通过创办大量的教会学校赢得了不少的教徒和较高声誉。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历史上出现了规模最大的海外传教浪潮——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10]在这场传教浪潮中，中国成为了最重要的宣教对象。大批美国的传教学生在中国大地上创办了各种类型的教会学校，他们所开设的西学课程多是代数、物理、天文、化学、地理、医学等各种科目，以至于当时的政府及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西学课程就是美国学校的精髓，是美国强大富饶的重要原因，学生要赴美留学，自然选择学习美国最好的、最有利于改变我国落后局面的科目，而且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传教士如丁家立等也鼓励支持学生选择学习理工科。由于这批庚款生大多也出自教会学校，所以传教士及教会学校的学习对这批留美生发挥了深刻的引导作用。

3.“科学救国”思潮的感召。

1912年民国成立后，大多数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接下来最大的任务就是建设国家。而要搞建设，就要学科学，留美学生已经把国家的建设和学习科学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当时还兴起了一股“科学救国”的浪潮。1914年6月，任鸿隽与赵元任、胡明复等留美学者在美国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倡导科学教育，主张将科学内容与方法渗入各项社会事业。[11]次年刊发了《科学》杂志，在国内开始宣传他们的救国主张。同时在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把“科学”与“民主”并列为两面旗帜，这对后来那些善于吸收新思想的留美生有着很大的感召作用。“科学救国”思想是庚款留美学生学习理工与实科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4.美国方面的熏陶。

美国一向是以科学技术、实业立国的，所以特别重视自然科学。留美生在美国考察对比之后，得出结论：“以商立国者，英国是也；以工程实业立国者，美国是也。英国三岛之地，土地局促，物产有数，其盛也在于握世界之商权。美国幅员四百万方里，土地肥饶，物产繁多，金银钢铁各种矿产极富，其盛也在于发达天然之富而大图之。中国之形势地利，不与英国同而与美国同者也。……我国学生留学西洋者，以留学美国者最多。留学美国者，以专门工程及实学者最多。”[12]留美学生认为中国与美国在很多方面相似，如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而其中国不能强大的原因在于没有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当时美国正在兴起的以杜威为引导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强调实用、科学、实验的精神，这些都对这批留美生的专业选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5.留学生个人自身的原因。

任何时候任何人有一种动机，要去做一件事，不仅与外界的环境、政策、压力、要求等有关，还与个人自身内在的需求息息相关。清华才子梁思成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这一时期，他还不确定自己的求学方向，然而林徽因告诉他，建筑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于是梁思成在得知林徽因也喜欢建筑的情况下，坚决地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还有很多人选择理工科或许和梁思成一样是为了爱情，也有人是为了以后的生计问题，还有更多的人是因为自身的兴趣爱好所在。如从清华毕业的吴宪1911年9月来美后直接入麻省理工学造船工程，可读了赫胥黎的著作后，他认为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更有意义，一年后便改修化学，副修生物学，这一自身兴趣的寻求，使中国和世界多了一位重要的生物化学家。[13]这些科学方面的先驱者，从自身的实际需求出发，用一颗热忱的心为我国以后相关领域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三、归国后多任职于教育领域

这批庚款留美生虽在美国大都选修了理工科，但在归国后，许多人却进入了教育领域，投身于高等教育事业，成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如在1909年至1922年间归国的庚款留美生共计516人，回国后在高等学校任职者155人，占30%；1916年以后的5批清华学校归国专科生共计38人，在高等学校任职者14人，占36.74%；1914年以后的4批清华学校归国女留学生共计28人，在高等学校任教者5人，占17.83%。[14]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当时中国社会落后，很多专业无相应工作岗位。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很多专业无用武之地。归国留学生最为关心的就是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解决生计问题，然而这并非一件易事。任鸿隽记述了留学生们类似的经历：“他们什么工作都干，只要能挣到钱就行。一些学文的去修铁路，学机械的去搞教育……许多人不得不放弃所学，只要有工作就行，张冠李戴，削足适履。”[15]当时恰好国内开办了大量的新式学校，急需教育人才，尤其是高等教育师资，于是“学工的回国后无厂可办，学矿的无矿可开，学林的无林可植，只好去教书”。[16]如清华学生王之从西点军校毕业后，不被中国军队接纳时，他只好到湖南大学教英语，直到宋子文雇他进入军队。[17]

2.教育界知名人士及先期留美毕业归国同学的积极引荐。

1917年蔡元培受聘当了北京大学校长，随后就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对胡适、赵元任、陈衡哲等一大批留美归来的学子发出了加盟北大的邀请。1927年梁思成经过四年的留学生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他的同学杨廷宝前期回国，受张学良邀请前往东北大学创立建筑系，但由于杨廷宝已经加盟了天津基泰工程司，故向东北大学推荐了梁思成，1928年9月，梁思成前往东北大学任教，在东大设立建筑系的第二年，他们在宾大的同学陈植、童寯及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毕业的蔡方荫等也加入了东大的建筑系。这种相互引荐的方式促使留美生归国后加入教师队伍。

3.培养更多相关专业领域的人才。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受到正在兴起的“专业主义”文化的影响，回国后他们努力在社会上推动专业认证和专业技能的权威。[18]他们力图使自己的专业“中国化”，将一系列的现代专业和学科知识移植到了中国，抱着“教育救国”的理念从事教育，如金岳霖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吴宓创办了清华大学国学院和外文系；梁思成先后在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创建了建筑系，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专业领域里的知识分子们成功地树立了专业的权威，为自身赢得了一个相对自治发展的空间，并赢得了更多的专业追随者。这就为随后中国出现的各种专业学术团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大学里高薪资的吸引。

民国前期的大学教师在秉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清高气节的同时却并不清贫拮据，因为大学教师群体的薪酬是普遍高于其他群体的，故有“万般皆下品，唯有教授高”[19]之说。人们常说，民国虽是政治上的乱世，却是文化上的盛世。厚待知识分子可能是成就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从李海萍与上官剑发表在《教师教育研究》上的一篇论文《物质牵制与精神自由：民国前期大学教师薪酬研究》中可以很好地得出结论。同时从陶行知（庚款津贴生）的事例中也可以窥见一二，当年陶行知在东南大学的工资是400块，并担任“中华教育促进会”的秘书长是150块，加起来就是550块现洋，而这550块现洋在当时可以买到两万多斤大米。由此可以看出高薪酬也是很多人竞相加入教育行业的一大重要原因。

5.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性。

受儒家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影响，读书人去经商的很少，更多的人是选择做官，“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一直左右着古代读书人的命运。但这些读书人在实际中又多是混合型的，在朝即可为官，也可当士绅，还可上讲台，自古读书人不是为吏就是为师。1905年科举废除，1916年军阀混战，政坛动荡不安，这时更多的读书人选择为师，即当教师。而这批留美生也是深受传统文化之影响，根据《归国留美学生名录》中对1917年的340名留美中国学生所作的调查发现，他们回国后主要在两个领域就业：教育和政府机构，前者占39%，后者占32%。随后的二十年间仍大致是这种情况。[20]从这里可以看到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

庚款留美学生在三个阶段不同的知识结构偏重，是那个时代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构成的。很多人认为庚款留学带有国耻的烙印，从表面上看是帝国主义的恩赐，实际上这些钱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庚款留学对我们来说“底色”是耻，当时的庚款留美生是感受真切的。但不管怎么说，庚款留学这一事件实际上达到了一种双赢。这批留美生确实崇尚美国的民主与自由，文化与生活，但是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们日后大多成为了国内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在中国近代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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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喜所，刘集林.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9）：357-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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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20]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64，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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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海萍，上官剑.物质牵制与精神自由：民国前期大学教师薪酬研究[J].教师教育研究，第24卷第4期，2012（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