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 第3期

说来惭愧，我小学四年级就回家放牛干农活了。当点着煤油灯看完《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后，就准备像高尔基那样自修，然后考学校、谋职业、找对象，再当作家。但做的往往比想的难。理科具体些，看例题解习题还算顺利；文科天宽地阔，遇障碍无处问津。在村子里，上一代读书人只知背得《水打兰桥》会用毛笔就算文化高，对语法修辞文章分析怎会懂得？与我同龄的中学生虽有，但那个年代有几个学的是真东西？于是我渴望有一位真才实学的文科老师。

后来我考进了师范。上第一节《文选》课时，从教室外边走进一位个子矮小，年龄也小的老师。这就是蒙萌。他走向讲台，从镜片里透出智慧的光，扫一眼教室后即说：“今年由我担任你们的《文选》课，请打开书……”他嗓子不好，一开始就使我想起动画片里的唐老鸭。但不到十分钟，他那朴实而动听的语言就把我引入了艺术的境界，似乎不是听课而是在听朗诵一篇既说理又抒情的散文。时间是那么的短啊！不知不觉，就响起了下课的铃声。

两年的师范很快就过去了。当时，我们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他。

毕业晚会上，按要求每个老师要出个节目，不拘形式。蒙萌与我们随便惯了，所以就故意难他，非要他这公鸭嗓子唱歌不可。但疾风爆雨般的掌声拍过一阵又一阵，步步紧逼还是没用。最后只得要他学公鸡叫。岂知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站起来先像鸡拍翅膀一样拍打几下大胯两侧，而后双手捂住嘴巴，“喔喔尔――喔。”一声长鸣，似半夜鸡叫震破了寂静的天空。全场哗然，连话语不多的我也笑得肚子作痛。

后来我转去读电大，此时的蒙萌，已是贵州的知名作家，并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安顺文艺》副主编了，来电大任课是聘请。这期间，我已开始学写东西。常常与几个爱写的朋友拿一些漏洞百出的稿纸到他家里请教。每次去，他总是认真地看上两遍然后才操着公鸭嗓子讲解，还用红笔在上边作记号，连错别字也帮着更正。我们怕耽误他的时间，走了，他总要送到县城的西门桥上，并客气地说写出稿子后就给他看，不要顾虑。电大毕业我又回到乡下。１９８８年６月我又寄一篇去，他７月份回信说以前给我们上课要求很严，现在如然。还说：“一个作者发表作品不在早晚，一旦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找到了自己的题材领域和自己的笔调，登上文坛则指日可待。”又说１１月份他要来马场。他说话是算数的，正是晴空万里的日子，他来了，逗留四天，我陪他翻过了“山精”翻越的崇山峻岭，“大鸟”栖息的悬崖峭壁，（《山精》、《大鸟》均为蒙萌小说，２０世纪８０年表于《山花》杂志）并在高山上和与世隔绝的姓苏的一家俩老合了影。

那些日子，我把找对象都丢到了一边，认为有这样一位名师指点，练笔三年五载成名再找也不算晚。但１９８９年元月我寄稿去时，却一反常态而不见回音。直到次年３月才知春节那几天他就病的。我连忙进县城去看。他起来开门，刚扒着墙壁回卧室躺下就不停地咳嗽。咳得脸色苍白，气喘不休。稍停，我问什么病？他费力地说末诊断出来。我建议他到贵阳医学院去看，别再拖了。他默然，后来见他一说话就咳，不忍再问，就把视线转向写字台和床上胡乱堆着的那些稿纸和信。看到展开着的两封：一封是他在师范教过的学生寄的，一封是在文学上拜他为师的学生寄的。我看完后正想劝注意休息之类的话然后再走，他却从枕边抽出一篇稿纸给我。我连忙接过：一看，正是元月份我寄出的那份。岂料他这一动又咳嗽起来，咳得只乘了微弱的气息。那情那景，至今忘记不得。因为这是他抵抗着肺癌批阅和递过来的稿子啊！附带的信上还歪歪斜斜的写到：“你的路子是对的，语言上也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学生的腔调。希望你能耐住寂寞，要有恒心和信心。”

当他在贵阳诊断出病情后去上海医治无效回普定住院期间，我去看时，他已被折磨得皮包骨头而完全脱离了原形，连咳嗽的气力也没有了，是靠药水奶粉维持生命。因为他很难辨认人，所以，我有好多话要说但又没说。直到要走，才见他的眼珠会转，像要说话，我连忙凑近，轻轻拉住他的手，还是听不清什么。又凑近，才听他说：“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啊！我尊敬的老师，奄奄一息还想着这些。我呢？只得狠狠地忍住了泪水。

我回来后没心思做别的事了，整天四处问人，恨不得出现奇迹。听说上百年的苦竹烟杆烧成灰后用开水服下可以治癌，我找到后买来了。但这可恶的绝症不是随便的药就可治的，竟在公元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３日夺去了他正在闪光的生命。

失去蒙萌，我失去了唯一的恩师，一位真诚的朋友。

唉！１７年已经过去，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追悼会时上至省地作家、下到我们这些学生的张张泪脸和那悲痛的哭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