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坪街道的“加减法”

2013年4月19日上午9点，南岸区南坪街道社区公共事务中心。

电控卷帘门缓缓升起，张英在9号窗口前坐下，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请1号到9号窗口办理业务。”通报声在中心大厅响起。

南坪街道正街社区居民储雅萍左手捏着号牌，右手夹着材料，来到9号窗口前坐下。

“我来办低保。”储雅萍递上材料。

“好的，请稍等。”张英接过材料，迅速在电脑系统中核查储雅萍的参保记录、失业金领取记录。

一查，发现储雅萍没有企业参保记录，也未领取过失业金。

“你通过街道初审了，我们将尽快到民政部门为你申请低保。”张英说。

“真好，现在不用到社区办理，省了不少麻烦。”储雅萍说。

“真好”的背后，是南坪街道推出的一场“加减法”改革。

“宅”在办公室里的社区党委书记

2011年10月的一天，一群居民冲进南坪街道东路社区办公室。

“私家车总是停得乱七八糟的，影响我们出行。”杨建明对着社区党委书记魏丽就是一阵吼。

“小区停车位严重不足，你快给我们解决！”赵代明也是怒气冲冲。

杨建明和赵代明都是东路社区东方新苑小区的居民，小区停车难、停车乱让他们很恼火。

“还有社区的治安问题，你也得管管。”

“办个身份证也不方便。”

…………

“等我把手上的事情做完了，再处理。”魏丽摆摆手。

“你有多忙？一个社区党委书记不就是为辖区老百姓服务的么？”群众更愤怒了。

其实，魏丽并不懒，可此刻却有苦说不出。

“过几天就是医保工作办结的日子了，我得把这件大事给办了来。”魏丽说，“这可牵涉到2000多名困难居民的切身利益呀！”

2010年10月担任社区党委书记以来，“小巷总理”魏丽很少出过办公室。

“不是我脱离群众，而是实在走不开，只能‘宅’在办公室。”魏丽耸耸肩，无奈地说。

东路社区常住居民有两万多人，以为居民办理城镇医保为例，社区七名工作人员平均每天要接待50多人。“更何况还有其他工作。”魏丽的情绪有些低落。

“魏丽”式的困惑，只是当时南坪街道各社区干部的缩影。时任正街社区居委会低保专干张英也是苦不堪言，她得把辖区所有申请低保的居民资料收集齐全，然后送到街道审核。“多了一道工作程序，也影响了服务效率。”张英说。

正因为社区承担了太多行政事务，“小巷总理”出不了办公室。

社区“减法”

社区行政化现象，引起了南坪街道领导的重视。

“长期以来，行政事务负担过重，让社区干部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大减弱。”南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说，“于是，社区干部有委屈，居民有怨言。”

“推进社区去行政化是关键！”南坪街道决策层开始破局。

不过，破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情总要有人做，社区干部不做也不行。”有干部提出。

南坪街道地处南岸区核心区，每天过境人口有50多万人次。街道只有60多名工作人员，却要为20多万人服务，工作压力很大。

社区去行政化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街道决策层心里也没谱。

2012年10月，南坪街道组织干部到与南坪街道区位类似的上海市静安区考察。

静安区各街道成立了公共服务平台，整体接手街道各社区的行政事务，让社区干部可以腾出手来搞好公共服务。

“这个做法好。”“静安经验”让南坪街道的干部眼前一亮。

上海归来，南坪街道随即着手调研。

“南坪街道地域狭小，人口密集、服务半径小，这和上海的街道很相似。”南坪街道决策层决定一试。

2013年2月初，张英接到调任通知，她即将履新的地方就是南坪街道社区公共事务中心。

2月18日，南坪街道社区公共事务中心正式成立，承揽了原本由社区承担的70%的行政服务工作。

中心仿效银行服务大厅，引进了自动取号系统，设置了18个业务平台。

“让群众有序办事。”张英说，“接到群众的低保办理申请后，可以直接进入街道的资料库，对低保申请对象初审，至少省掉了五个工作日。”

服务“加法”

“杨书记，你快来，吵起来了！”南城社区党委书记杨曼妮挂掉电话，一个箭步出了门。

“多少钱？”

“200元。”

“就开个锁，你要200块，你这就是抢劫！”

…………

杨曼妮满头大汗赶到现场，进行劝阻。

一个小时下来，杨曼妮口干舌燥，劝阻却毫无结果。

“都是从小广告上找的人，不知道根底，收费也没标准。像今天这样的扯皮现象经常发生。”杨曼妮很无奈。

“有本事你自己修，莫喊我来噻！”争吵中的一句话，突然提醒了杨曼妮——如果由辖区提供便民服务，岂不是更好？

于是，杨曼妮向街道领导建议——没想到这建议与街道决策层的想法不谋而合。

事实上，就在谋划社区公共事务中心的同时，南坪街道就已经配套成立了便民服务基地。

“修建了17个门面，每个门面约6平方米，月租金300元。”南坪街道便民服务基地负责人舒智说。

毗邻南坪商圈，租金却如此低，南坪街道为哪般？

“我们只要求租户答应一个条件：服务项目由街道规定，价格要比市场价格低。”舒智说。

住在南坪街道的熊静得知消息后，欣喜万分。

熊静一家虽然困难，但始终不愿意申请吃低保：“抹不开那个面子。”

最终，熊静租下了两间门面，开了一间洗衣店。

“洗一件大衣，我们只要30元，相当于市场价的50%。”熊静说。

如今，在南坪街道便民服务基地，已经有八家门面顺利出租，涉及家电维修、包裹快递等项目。

“这些都是与辖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项目。”舒智说。

“以前街道和社区是‘衙门’，是我们找他们办事，现在不一样了，是他们主动为我们解难了。”熊静说。

而对于南坪街道决策层来说，他们希望看到更大的变化。

公众参与

2013年4月的一天，一辆轿车驶进东路社区东方新苑小区，在居民杨建明家门外空地停了下来。

杨建明马上带上红袖章，跑了出去：“对不起，这里是私家停车位。”

“这么老的社区，哪有什么私家停车位？”

“这里是我们东路社区的‘自治停车场’。”杨建明出示相关证明。

最终，车主驾车而去。

如今，东方新苑小区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自从将行政工作移交给街道社区公共事务中心后，魏丽有了更多精力来琢磨如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魏丽深入东方新苑小区走访群众，并找到街道城管科、辖区派出所的相关负责人协调，制订了解决老旧小区停车位少问题的方案。

东路社区居委会联合有关部门在东方新苑小区的空地划定了34个停车位，并组建了小区“自治停车场”管理员队伍。杨建明成了“自治停车场”的管理员。

“社区公共服务让居民参与进来，是个好办法。”赵代明说。

魏丽没有止步，她又琢磨起来。

接着，东路社区干部和南坪派出所民警罗洋一起，重建了社区警务室。

有了社区警务室，东路社区建立了民警+“五员”（辅警、文员、流动人口管理员、城管员、社区综治安全员）+楼栋长协作机制。“为居民办理二代身份证、调解社区矛盾纠纷、收集社情民意、管理流动人口等。”魏丽说。

2013年4月，东路社区居委会和社区警务室再度联手，组建了社区联勤联防队伍。

“街道给我们减负后，我们终于有时间走出办公室了。”魏丽说。

【建言】

专家点睛

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可以有效、直接地提高公众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我国过去的财政是经济建设型财政，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很大，这就挤掉了财政用于公共服务支出的部分，出现政府公共服务严重短缺现象。事实上，财政增加用于公共服务支出的潜力是很大的。一是对于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可把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公共服务支出，首先是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二是对于国有企业利润，应把其中30%—50%（相当于上市公司利润用于分红的比例）上交财政用于改善民生，现行的利润上交比例（5%—10%，还有一部分为零）是很不合理的。三是如果开征物业税（房地产税），可以大大增强基层行政单位发展教育、文化等事业的能力。把这几方面的资金动员出来，加上原有预算中规定如超收部分应有50%以上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就可大大改善现有财政支出结构，大大缓解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同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卓元

要创立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首先，倡导公共服务政府有限供给理念。政府主要作用是弥补公共服务上出现的“市场失灵”，积极制定宏观的方针政策，对公共服务进行合理布局。其次，积极吸引公共服务中的多元主体参与。根据各区县的特点，可适当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引入市场化机制。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承包、补助、凭单、特许经营等形式，由私营部门或社会机构来完成。再次，健全“自下而上”的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在公共服务决策过程中引入听证程序，允许供给对象提出建议和意见。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胡元聪

干部献策

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当前要抓好七项重点工作。第一，编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制订群众体育和社区养老服务等标准。第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第三，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开放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第四，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服务供给与监督评价等方面的作用，把适合由社会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以购买服务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第五，各区县应优先解决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非营利性公共服务设施可采用划拨方式优先供地，或者用土地增减挂钩指标优先解决。第六，建立公共服务人才培养和服务基层的保障机制，加大培养培训力度，为农村培养一大批“用得上、留得下、靠得住”的本土技术骨干。第七，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将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标准，制订充分反映群众意愿、体现公共服务产品质量的评价体系。

——重庆市发改委经济合作处副处长 张海雁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要加大投入，落实最低生活保障与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双联动”机制，实现基本保障对物价波动的自动响应，保证困难人群基本权利。二是要建立财政自动响应机制。针对城乡困难人群数量和需求的变化，建立相对应的信息收集和财务响应机制，及时在公共财政支出上作出调节。三是要建立人员对流机制，实现城乡人才资源互动。针对城乡师资、医疗等公共行业人才资源现状，建立城乡公共人才对流机制，通过互派培训、换岗锻炼、轮岗交流等形式，建立城乡公共服务队伍对流制度，缩小人员素质差距。

——重庆市政府研究室农村处 吴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