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雪峰政委

1970年1月，我被部队指派到石家庄市参加“三支两军”，在“三支两军”办公室做机要文书工作。那阵子从中央到地方对“三支两军”工作抓得很紧，每隔三五天就要向河北省委、省革委和石家庄市委、市革委通报一次“抓革命，促生产”情况，大都是由《简报》反映。那时，李雪峰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委员、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我作为一名“三支两军”普通的部队干部，为雪峰政委送《简报》，说心里话是“高攀”，的确是十分紧张，就连进雪峰政委办公室喊报告，也得拿几个主意，生怕首长不高兴。当我第一次喊报告、行军礼站在他面前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同志，免了免了，你以后不必那么作局。”打这以后，我几乎每个月要见雪峰政委几次，有时他还主动向我问一些工作方面的情况。雪峰政委听我说话是山西口音，便问：“你是山西人吧?芽”我回答：“首长，我是山西朔县人。”雪峰政委笑着说：“咱们是老乡。”

雪峰政委认了我这个老乡后，他在我脑子里那种高级领导、大首长的严肃概念几乎消失了。

雪峰政委平易近人，关心部下，接近百姓，闲暇之际喜欢与工人、农民交谈。省委大门对群众敞开，百姓有事可直接向他反映。我们“三支两军”办公室人员跟雪峰政委多次下工厂到农村，他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与基层群众亲切地交谈在哪里，只要群众有困难，能解决的就地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批示有关地、县领导想方设法妥善地去解决。那时，每次下基层，雪峰政委大都站在现场实地听基层干部、群众的汇报，车间就是会议室，地头就是办公室。凡遇里程稍近些的地方，能赶回来的就不在外吃住，实在中午需在外吃饭，雪峰政委和跟随人员就在饭店、小门市部自费买点干粮，有时就连喝水还是自来水管和农村井里打来的现水。雪峰政委下基层有“三不”惯例，一不露身份，二不扰民，三不给基层添麻烦。河北省委与“三支两军”办公室相距不足一公里，许多人经常在傍晚时看到雪峰首长和夫人翟英（原任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散步在街头，或与居民在路边聊天，或在街巷口和小青年们玩羽毛球。曾有一天傍晚，他串门走进了“三支两军”办公室，和我们几名部队干部聊天时，得知我们办公室人员下基层了解情况，徒步去徒步回，第二天立即指示石家庄有关部门，特为“三支两军”办公室调配了一辆“212”吉普车。

1970年4月间，为解决石家庄市桥东、桥西通行不便问题，市革委动员各行各业和驻军义务修建一座地下立交桥。雪峰政委作为一名普通市民，利用星期日时间参加义务劳动，和年轻人一样，又是挥锹铲土，又是拉小车从低处往上运土。有一次，他和几名部队战士一上午拉小车运土20多趟，累得满头大汗，满脸尘土。中午时，和干部战士说说笑笑，同样吃冷馒头、辣榨菜，喝的是绿豆汤。1970年3月间，石家庄市开展春季爱国卫生活动，我们“三支两军”办公室与省委、省革委办公室负责维明路一带的垃圾清理任务。那天，雪峰政委和我们同坐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往市郊外运垃圾，他看到我没有带手套，就脱下自己的手套给我，我实在不好意思，连忙说：“首长，我不冷。”他见我不好意思，于是，用两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这样也能缓些冷冻。”当时，我不知有多么激动，又不知用什么语言表达首长那份关爱之情，顿时感到雪峰政委是我的首长，又胜似我的父母。

雪峰政委学识渊博，为人谦虚，1970年5月间，我国政府发表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柬埔寨的“5・20”声明，河北省委在石家庄市东方红广场举行10万军民参加的声援大会。雪峰政委亲手拟写了自己的讲话稿，在开会的头一天，他连夜召集地方群众代表和部队代表审稿，征求军地各方面人士对讲话稿的意见。雪峰政委从头到尾念了一遍文稿，虽不足3000字的讲话稿，群众代表和部队代表听了后，提出一些修改建议，雪峰政委综合大家的意见，先后改了四次30多处。

雪峰政委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从河北调回中央工作。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4年6月，走完了毕生奋斗的革命生涯，与世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