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事之学:中国古代士子实学研究

摘要：古代治事之学一直伴随经学不断发展，其存在的合理性源于人才差异、人才需求、教育类型多样化以及经世致用文化内在需要。治事之学于六艺造士、百家之学、经学载体、分斋治学模式的变迁中凸显其核心理念：明体达用、百职人才、治事实学、习行教法、各专一事。同时引发专才与通才、农圃与小人、崇道与尚艺、治事与文明的相关思考。

关键词：治事之学；中国古代；士子；实学

作者简介：路宝利（1969-），男，河北省香河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在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史、职业教育思想；赵友（1957-），男，河北玉田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传统文化；宋绍富（1958-），河北乐亭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高级政工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间传统学徒制度与职业人才培养研究”（批准号：HB11JY034），主持人：路宝利；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批准号：201103327），主持人：赵友；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河北民间著名工艺技术传承与人才培养问题研究”（课题编号：JRS-2011-3049），主持人：路宝利。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0-0092-05

经学与治事之学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教育文明。因经学主宰教育历史久远，与农工商贾实才直接相关的治事之学少有关注。在古代经学教育体系之中，一直流传着士子治事之学，其对于民间技术教育与专才学校具有持久的示范作用。厘清其形态变迁、核心理念、关键特征对于职业教育史研究或现代职业教育实践均有启发。

一、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

（一）“材各异”个体差异性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治事之才的客观存在。非是所有人均是治国之才，多数人乃治事之才。孔子曾言：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学而不知三类；其后董仲舒又有“性三品”之说；《墨子·耕柱》记载：“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另以木、铁自然属性不同，说明教人必须因材施教的道理:“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能,而木之性不能铄也。以为器,木以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然也”《淮南子》；傅玄则提出：“为师者”需“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即好的工匠在造屋子时，不浪费一寸的木头，使大小木材各尽其用。又以“土与铁”性能不同说明要物尽其用，即“土不可以作铁，而可以作瓦”。傅玄认为：“龙舟整揖，王良不能执也；骥骤齐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又《长短经·知人》记载，人有“九流”之殊，“四德”之异，需认真观察识别才使“执伪者无地而逃”。颜元培养“百职”专门人才，一方面源于“业各殊”的社会分工理论，另为“材各异”的人才差异论断。[1]

（二）农、工、商、虞各致其用

治事之学存在合理性源于社会人才需求多样化。可以说，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历史，社会分工基于效率原则。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官吏、农夫、匠器、商旅等各式人才。《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并驾齐驱，各致其用，但并非每个人均可成为既能治国且能治事之才。由此，孟子提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阶层划分。孟子主要观点：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劳心，小人劳力。且孟子举例以证“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尽管存在等级思想，但分工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在“士”群体之中并非皆“治国平天下”之材。《吕氏春秋》作为集百家思想于一体的著作，其中涵盖着天文、农业、手工等诸多知识与技术等。“士与百工地位相分”不拘一格尊重人才，极大激发了各种人才脱颖而出，诸如著名工匠鲁班、李冰等皆载入史册。各诸侯国吸纳了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中既有治国安邦之才亦有科技人才。以后诸代，傅玄、司马迁、颜元等皆提出多样化人才观。

（三）教育类型多样化与活力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教育类型多样化的需要。人类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主要特征表现为教育寓于原始人群生产与生活母体之中。原始社会劳动教育是普通教育史与职业教育史的共同起点。原始社会末期，古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诸如巫、卜、史、贞人等原始知识分子皆是体脑分工的标志。自此，教育开始分化为培养“劳心者”与“劳力者”两种类型。巫等作为最早脱离物质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掌管宗教、巫术、医药、天文历法和文字记录的专业人才。夏商周时期，教育开始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但回顾历史，重新考究教育在此时代分离对于人类发展必要性的同时，也导致了体力与脑力的分裂，教育与生产实践的分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裂。尤其东周以降，三种分裂予以时代的演化。学在官府被打破，私学逐步兴盛，至此，官学与私学，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经学教育与治事之学并存。教育类型的多样化造就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活力，由此引发了古代教育的丰富与发达。教育类型多样化并非杂乱无章，以经学主导，以培养治国之才为要。治事之学培养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尽管如此，治事之学始终以顽强的生命力伴随历史变迁，而且更多时候扮演革命性因素。教育史上治事之学一直是以经学批判者身份出现的。

（四）经世致用文化内在需要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经世致用文化的内在需要。中华农耕文明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黄河、长江、珠江、辽河等处早期先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的大河文明，其决定了中国先民农业生产方式以及所蕴育的文化特质是经世致用。自古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其源于农耕生产方式对于和平、稳定提出了强烈诉求。自上古时代，古之先贤为农耕文明奠定了“协和万邦”的治国理念，自此，“和平”的追求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自大禹治水起，古之圣贤均以国计民生为要，无论政治、经济、教育皆凸显经世致用之取向。先秦诸子，因个性不同而有争鸣。如儒家培养君子，教以六艺；道家培养真人，以自然为师；法家培养吏师，以法为教；墨家培养兼士，以道术为本。但经世致用贯穿于百家之学，无论儒、道、法、墨等皆以现实世界与现实变革为追求。以经世致用之哲学，儒家不器提出“齐家、治国、以平天下”；道家绝巧以为“不争莫之能争”、“无为而无不为”而至“君子南面之术”；墨家兼士“以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法家“耕战”以求富国强兵。汉代，“独尊儒术”除因文化专制因素以外，百家多样性统一为其内在因素。但治事之学作为诠释中国经世致用文化内在需要，其传统地位边缘化值得深思。[2]

二、治事之学实践变迁

（一）六艺造士

西周以往，六艺造士首创治事之学。周公首倡礼乐制度，对于“六艺”教育贡献颇大。《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古之“六艺”以“职事官吏”为教育目的：礼乐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修养与规范，射御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的军事技能，书数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才智。“六艺”教育以“实用技艺”为教育内容，如“九数”是指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从“九数”所包含的内容来看，田地面积的划分、租税的合理摊派、土石方体积的计算，各种工程的求证，几乎处处都要用到它。“独尊儒术”的汉代与“重振儒术”的唐代，经学一度排挤了六艺，但在小学和私学中书、数、武艺传授并未中断。宋代，胡瑗主办学校又出现以“六艺”为教育内容的盛况。理学家朱熹大力提倡读经穷理，但也主张小学教育要学六艺。明代学校比宋代又有发展，《明史·选举制》记载“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清代顏元，为补救教育空疏的时弊，大力提倡六艺教育，主张实学实教。其与西方的七艺有所差别，六艺逐步演化为“实用本位”的中国教育体系。

（二）百家实学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之学皆涵盖治事因子。儒家以君子治国，但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贤人之外，恐怕成为“君子”者甚少，而“器者”甚多。另《论语》之中还包括“多识鸟兽之名”等记载。《论语·学而》提出“使民以时”；《尚书·尧典》记写了“敬授民时”之说；《礼记·月令》开农家月令先声；《周礼·地官·司徒》提出“土宜之法”等。儒家以外，其它诸子治事之学更甚。法家商鞅、韩非力主耕战治国。商鞅把《诗》、《书》、《礼》、《乐》一类著作，划为铲除之列，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商鞅变法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垦令》。杂家《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墨家、农家治事之学更为彻底。墨子以“兼士”为教育目标，其目的为把“农与工肆之人”培养成各从事其所能的“兼士”，强调王公大人、士君子、农人、妇人等皆需做好份内之事。农家《汉书.艺文制》载“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以许行为代表，流散民间，设学收徒，著书立言。[3]

（三）经学载体

秦汉开始，治事之学伴随经学载体传播一直没有停止。汉代经学教育倡导通经致用原则，经师有意识吸收了自然科学知识以充实儒学内容，反映在教育上，就有一师兼教几科的现象。《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由于经学涵盖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因此汉代经师多博通科学技术等，如东汉贾逵为经学家与天文学家，对于天文官教育和培养具有一定作用。西汉落下闳与东汉张衡尽管均担任天文官但皆不是世传畴学。在经学教育基础上，通过刻苦自学皆成为成就非凡的天文学家，尤其张衡成为东汉时期人文素养与科学技术素养融合的典范。魏晋教育思想家傅玄、颜之推作为受到儒学教育的大师分别提出了人才九品、劳动教育等治事要务。唐代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播，著名文人王勃曾说:“人子不可不知医”，并向长安曹元学习医术，在朝的文武大臣有不少从事过医药、化学、建筑、水利、农业、机械制造等方面的工作。据《唐六典》及新、旧《唐书》记载，人们凭借自己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职位，甚至可以官拜尚书。元代历山书院，起初书院以教授儒学知识为主，由于医人匮乏，学员开始兼学医学。

（四）分斋治学

宋代开启分斋治学至清代已彻底改革。宋代胡瑗为分斋治学的开创者，其著名“苏湖教法”核心就是分斋治学。胡瑗在其主管学校中，分“经义”与“治事”两斋，其中“经义”斋基本培养官员；“治事”斋分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为宋代三次兴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范仲淹庆历兴学创建太学，采用分斋教学的形式；王安石熙宁兴学创立“三舍法”，三舍法又比汉唐分经教学、分科教学前进了一步；蔡京崇宁兴学恢复医学，新设算学、书学、画学等专门学校。明代，黄宗羲主张“学贵履践，经世致用”，在他设计的未来市民社会学校体系中，除经师开经学外，还特别开设兵法、历算、医学、射术各科，并各有学官教授。此外，他还提倡所谓“绝学”，如测望、火器、水力等之类的自然科学。清代颜元可谓分斋治学集大成者，规划漳南书院，陈设六斋。在书院分设“文事”、“武备”、“艺能”、“经史”、“理学”、“帖括”等六斋，分斋教习礼、乐、书、数、天文、地理、兵法、战术、历史、时务、诗文、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程朱陆王之学及八股举业等知识技能。颜元在漳南书院的办学计划与教学实践，开启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向近代实学教育转化的先河。[4]

三、治事之学的核心理念

（一）教育思想—明体达用

治事之学初始仅是经学的一部分，后逐步成为经学中批判性与革新性因素。经学主导之下，治事之学仅是凸显经学明体达用的工具所在。即便如此，其对于改造经学或改造教育意义深远。宋代胡瑗首倡“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即“学以致用”精神，其不仅为此开辟分斋治学，且对新儒学“穷理践行”思想起到了转变作用。程朱理学“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行”的实质为胡瑗“明体达用”的思想演变。朱熹学问体系不仅涵盖对传统儒学知识经学和史学的注解，而且包含作为“科学”的历法、音律、地理等。宋代陈亮、叶适“事功”学派批评理学家空谈“性与天命”，对其“静坐”、“存养”功夫尤为不满，主张习百家之学、考订历代典章名物，以培养对社会有实际作为的人才同样对于“明体达用”思想继承。宋代“明体达用”之思想，为明清两代实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明代实学学风由丘濬开创，他所著《大学衍义补》一书，放眼“治平”之术，恢复儒学“有体有用”的真精神。此书被明末实学家陈仁锡所辑《经世八编类纂》列为八种“经世”书之首。明代实学强调“体围合一”、“学仕合一”，其中，顾炎武、李颙等代表“义利双行”学派。清代，乾嘉考据学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 戴震视科技为实学加以提倡，皆是明体达用的体认。

（二）教育目标—百职人才

治事之学突破儒家“君子不器”与“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追求，提出各领域专门人才的重要价值。自汉代，教育史上首先突破“官仕”目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傅玄。傅玄提出著名的“九品人才论”，《长短经·量才》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日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辨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颜之推继承了傅玄的人才观，提出教育既不是培养清谈家，亦不能培养章句博士，而是要培养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主要包括：“一、朝廷之臣；二、文史之臣；三、军旅之臣；四、使命之臣；五、兴造之臣”等六个方面。宋代胡瑗分斋治学贯彻了傅玄、颜之推的人才思想；清代颜元对此论述最为透彻，认为教育不是培养无益于国家“庸碌”官吏，而是培养“经济臣”，人才需“以经世致用为宗”。由此，颜元提出了著名的“百职”专门人才观。颜元认为，要“经世”治国，仅有“君相”与“百官”不行，必须有“百职”专门人才。其举例“禹之治水，非禹一身尽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长于水学者分治之，而禹总其成”[5]（《习斋四存编》之《存学编》）。

（三）教育内容—治事实学

与经学崇道重礼比较，治事之学倡导实学。魏晋颜之推首倡劳动教育与艺能教育。《颜氏家训·勉学》：“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另外，颜之推强调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颜氏家训.勉学》言“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无不利于事也”。宋代陈亮、叶适“事功”学派主张“因事作则”，即教育应该面向社会实际，在博通的基础上，提倡学习兵法、度员等方面的知识。明代实学代表人物张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启抛弃道学家游谈无根的陋习，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之事，诸如农田、水利、河漕、盐法等。王夫之提倡实学，要士子学习“天下治乱、礼乐、兵刑、农桑、学校、律历、吏治之理”，否则，国家不能有“可用之士”，其要求“登士于实学”。 颜元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以尧舜周孔所倡导的“三事、六府、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作为“实学”内容，特别强调学习“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生产、军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以造就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或有一技一艺的实用人才。

（四）教育方法—习行教法

与经学明理、玄学尚谈比较，治事之学倡导习行。傅玄认为，玄学家“才辨”是以“悬言”、“空言”而“利口覆邦国”之“败德”行为。颜之推继承了傅玄思想，以邺下俗谚讽刺“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的食古不化的迂阔之习，教育子孙后代通过读书学习来“志于行”。明代王廷相提出掌握知识必须从“见闻之知”始，学生需接触事物，实地学习，才能认识事物，叫做“接习”，其以“闭户学操舟之术”以比喻此理。另说：“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黄宗羲提倡“学用一致”的教学方法，学历者能算气朔，观测天文气象；学医者，根据理论与实践考核，分三等处理，中等者才许继续“行术”。颜元明确提出“习行”教学法，指出“习行之学”贵在“实行”“实践”。认为：“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主张学一艺必习一科、验一方，手脑并用，切忌纸上谈兵。“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并将家塾之名由“思古斋”改为“习斋”。颜元说：“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学上著力”。《存学编》以习学琴为例：“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

（五）教育方式——各专一事

与经学鸿儒、通儒比较，治事之学倡导各专一事。傅玄在管子四民分业基础上提出“分业壹事”之思想。其《安民》篇曰：分其业而壹其事，业分则不相乱，事壹则各尽其力……认为“分业”为农、工、商三才发挥各自职能的前提。颜之推于《颜氏家训.勉学第八》“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宋代胡瑗“治事”斋教学：“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各因其所长而教之。如“治民宜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历算以明数是也”。颜元主张教育要结合学者的个性进行，教学应根据学者材质和兴趣制定：“凡弟子从游者，则令某也学礼，某也学乐，某也学兵农，某也学水火，某也兼数艺，某也尤精几艺”（戴望《颜氏学记》）。颜元主张各专其业，各得其用，他说“人之于六艺，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讨论，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则如禹终身司空，弃终身教稼，皋终身专教而已，皆成其圣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颜元在自己著作中，列举了许多古今中外的豪杰皆“各专一事”，他常鼓励其弟子各专一艺。因此，在颜元的生徒中，专才甚多，甚至包括“手制小仪器，业者自谓弗如”的巧匠冯雍，善于垦荒种田农技人才齐林玉等。

四、治事之学的相关思考

（一）专才与通才

治事之学丰富了手工时代的人才文化，且使专才与通才的思辨逐步明晰。傅玄主张“用人当其才”，反对求全责备。其在《傅子·阙题》中言：“圣人具体备物德行颜渊之伦是也；……言语宰我、子贡是也；……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傅玄认为全面发展于一人之身实现困难，因此“教人者要因人而教，不可妄教；用人者也要因人而用，不可妄用”。之后颜之推提出人才需博闻与执一相结合，敏锐的意识到人的精力与天才区域的局限性，要在“博”的基础上求“精”，他说“多为少善，不如执一”。陈亮、叶适反对朱熹的“醇儒”，提出“一艺一能”的“事功”教育。陈耆卿云：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颜元反对“通儒与通才”，其认为只有少数人可为，而众人皆可成为专门人才。学生请教颜元欲想成为“无不知能”的人才时，颜元提出：“误矣！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如是必流于后儒思著之学矣。盖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也。究之，莫道无一不能，其实一无所知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二）农圃与小人

《论语》记载“樊迟请学稼”之事，孔子言“此小人也”。孔子旨在希望学生均如自己成为治国、平天下之才。孟子从后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管子四民分业以后，农为庶民，但工商一般低于庶民之地位。因此，皆以“小人”相称谓。唐太宗评价书学亦有:“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的认识可见一斑。古代有明确规定，工商一般不得为仕。其中，匠籍、医籍制度均是技术官守背景下役使专才之手段。以小人称谓另一重要原因是治事之才多被人役使，因此，颜之推一方面告诫子孙“薄技”重于“家财”；另一方面，提出技艺只可兼习，而不可专业，以求得“艺不役人”。但关于小人，诸代皆有明识之士。周灭商，周公教康叔杀违禁饮酒的人，独对违禁的商族手工业者加以宽恕，“勿庸杀之，姑唯教之”。傅玄为发明家马钧写作《马钧传》，以“国之精器，军之要用”，其巧有益于世，绝不可“忽而不察”等语词凸显出对于科技发明重视与对于手工业人才的珍惜。清代颜元对于专才赋予重要地位。批判了把专门人才比作下等卑贱职业的思想，提出“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三）崇道与尚艺

古代经学崇道，培养治国之才，治事之学尚艺，培养治事之才。儒家明体达用之改造，凸显出道中有艺方可经世致用。治事之学需艺中有道，方可自成境界。自原始社会末期学校萌芽以后，劳动教育、技术教育、生产实践教育完全与学校教育背离。传统儒家思想，鄙视劳动教育；道家思想追求“君子南面之术”的政治哲学；佛家“性空”、玄学“空谈”皆未把技艺放置于应有的高度，治事之学一直在批判儒学、玄学轻艺以激发经学改造，经学治国之学一直在批判技艺小道以激发治事之学不断升华。魏晋南北朝颜之推提倡“生存求利”教育的同时体现了“全人教育”理念。其中，“德艺周厚”即知识技能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技艺兼习”即知识传授与培养技能结合；“博闻执一”即在知识与能力结构体系中达至博闻与精深统一。古代治事之学达至崇道与尚艺的统一是士子治学之追求。

（四）治事与文明

手工时代因经学主导，因此治事之学对于文明的创造久被忽略。治事之学直接推动了物质文明进步，古代农才、工才为直接物质生产者，商才乃物质交换者，其直接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进步。《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对此是很好的诠释。没有治事之学，人类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因此治事之学直接推动了精神文明进步。而天文医学、农、工、商贾的诸多经典则丰富了中国文化，劳动教育对于精神文明意义深远。清代颜元认识到劳动的健康价值：常劳动则“筋骨竦，气脉舒”，而久之则“魂魄强”。由于体质增强，学习起来可以“振竦精神，使心常灵活”。对于劳动的德育价值，颜元认为通过劳动，可以杜绝邪念，纯净内心。他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另外，治事之学有效地弥补了经学、玄学之弊端，无论对于政治思想、社会风气、人才结构等均起到良性作用，从而直接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68.

[2]毛礼锐，沈灌群. 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30.

[3]路宝利.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史.[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91.

[4]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51.

[5]路宝利，陈庆合，王红霞.“技术职官”：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师资制度［J］．职业技术教育，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