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牡丹亭》中情\理\势“并露而周施”

摘要：“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其创作主旨乃是歌颂至情战胜天理，这似乎已成为当前学界主流评论的共识。但本文认为，《牡丹亭》其实乃是情、理、势“并露而周施”，是儒释道三教既对立又日渐融合的大势所趋背景下的产物。

关键词：戏曲艺术；《牡丹亭》；艺术创作；情；理；势；并露周施

中图分类号：J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5－0126－05

“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其创作主旨乃是歌颂至情战胜天理，这似乎已成为当前学界主流评论的共识。既然如此，为什么“理”方代表杜宝、甄氏、陈最良结末是全都封官加爵，是与“情”方代表杜丽娘、柳梦梅打了个平局呢?既然杜柳的“至情”具有超越生死的巨大威力，何以还要借助皇权之“势”、石道姑的一臂之力才能取得大团圆的美满结局呢?佛道都是视情为虚无空寂而加以否定的，何以作者偏偏使道教人物石道姑对生旦至情推波助澜呢?何以非要苗舜宾资助柳梦梅赶考之事发生在寺院呢?剧中的情、理、势，儒、释、道，是风牛风马还是也有必然联系呢?笔者认为，《牡丹亭》其实乃是情、理、势的“并露而周施”，是儒释道三教既对立又日渐融合的大势所趋背景下的产物。

首出《标目》中，关键之句“世间只有情难诉”，道出了作者欲诉难诉之情的创作主旨。只是其它三梦是“生本”戏，此梦是“旦本”戏。女主人公杜丽娘之伤情，并非“不知所起”的突兀而来。父母要其在深闺中课女工、读诗书、“略识周公礼”而成为“贤德夫人”的严厉训诫，却又不无对其“未议婚配”终身大事的拳拳关注；塾师要她“收起放心”的迂腐教训以致不惜曲解《孟子》，要其学习后妃之德“有室有家，宜其风化”却又讲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毛诗》首章。这既揭示了封建礼教严厉禁锢的生活环境，又昭示了封建卫道者出乎意外的教育效果，那就是这位才貌端妍、聪慧过人、年方二八、尚未成婚的青春少女被“讲动情肠”，一旦得知自家有“后花园”且决定游园，便迈出了叛逆者青春朦胧觉醒的第一步。离经叛道意识原是在封建礼教堡垒内部产生的。

游园惊梦的核心情节是杜丽娘与梦中情人云雨交欢。尽管此前的小说戏曲中不乏才子佳人私相媾和的情节，但一般是作为生旦爱情的极至而很少置于开端。之所以往昔作品中男女爱情的终点却是杜柳的起点，正是情之禁锢愈厉、发泄越猛越速的必然。因为她认识到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不乏先例：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传为佳话；自己年已及笈，未逢折桂之夫，自然遗恨；那些才子佳人，都是靠偷期密约得成秦晋的，自己颜色如花，不甘命如一叶，虚度青春。丽娘伤情之始，实乃往昔千百年来多少才子佳人爱情渴望和憧憬的继承和继续，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所以于梦中一旦爆发，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丽娘的梦中幽会与柳生的梦中遇艳，遥相呼应，却更为淋漓尽致。柳生折枝乞赏的主动，“爱杀你”的大胆表露，“和你把领口松、衣带宽”的直言不讳，牵衣强抱的激情行动，似乎是与丽娘含羞、低问的娇羞形成明显反差，其实她那“惊喜欲言又止”的背后，却是简洁而又步步深入地明知故问：“那边去?”“去怎的?”以致梦醒之后还情不自禁、恋恋不舍地连声呼唤“秀才，秀才，你去了也。”正说明其两相情愿、心心相印的爱情的和谐与默契。如果说，柳生将此概括为“紧相偎，慢厮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的名句，自是俗多于雅，那么，丽娘所谓“牡丹亭畔，芍药阑边，共成云雨之欢。两情和合，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则是雅多于俗中却更为直露。初尝爱情禁果的心惬意得，对两情和合的无比珍惜，酣畅淋漓地和盘托出。虽是虚幻的甜蜜，却又是日有所思的真实。尽管卫道者将这美满爱情斥之为“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钻穴穿窬”的“野合”勾当，而予以挞伐斥责，竭力将其变为叛逆者囿于心底的梦想，但叛逆者却偏要将虚幻的梦想视为现实的真实，非要将梦境寻回。

“寻梦”出的感人之处，不只是丽娘对梦中与才子云雨交欢的“美满幽香不可言”的幸福陶醉与沉溺，不只是对梦中情人那般“可意”、“那般软绵”、“好不动人”的心满意足，也不只是“教人抓不到梦魂前”的一腔遗恨，而且，还是这种令人废寝忘食、掣肝锥心地追寻将会变为终生的梦幻，“从此时时里，一生遗恨系心肠”，除非死后葬于梅树之旁，与之生死与共。亦即“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充分体现了至死不渝、矢志不移的满腹痴情，为爱情哪怕抛弃生命的悲剧精神。

其时，“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丽娘已经“瘦到九分九”了，何以还要自画真容?仅仅是令世人知其“有如此之美貌”吗?“世人”，具体指谁?待画出往昔“艳冶轻盈”的“可爱”形象之后，春香的一句“只少个姐夫在身旁”的感叹，使丽娘情不自禁地泄露了梦中情人的“风情稿”：“春香，咱不瞒你，花园游玩之时，咱也有个人儿。”并且诉说了梦中书生折柳相赠要求题诗的秘密，且在自画真容上题写了“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的诗句。这种敢于公开梦中亦即理想情人姓氏的勇气，足见丽娘在追求幸福爱情的艰难跋涉中，又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然而，其父母、塾师是连其白日午睡、衣裙绣蝶、问及自家花园就要训斥的封建卫道者；另一方面，则是有的“古今美女，早嫁了丈夫相爱，替他描模画样；也有美人自家写照，寄与情人”，自己却无缘那样的幸运，“一段伤心画出难”，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不可预知的未来，不至于“做真真无人叫唤”，“崔徽不似卷中人”。唐人赵颜既然能以日夜呼唤而将画上美人唤醒结为秦晋，唐姬崔徽既然能以将自家画像寄与情郎裴敬中以表明生死不离的坚贞爱情，自己的梦中情人何尝不会像赵颜那样呢?自己何尝不会像唐姬崔徽那样呢?丽娘视梦为真，独去寻梦，当是情痴，因为梦本虚幻；自画真容，欲寄情人，真容非真人是虚，情人不知何方何人，更虚。以虚为实，以幻为真，《写真》较之《惊梦》《寻梦》，丽娘之情痴，尤进一步。但“写真”却是她“点活心苗”之良法，其锲而不舍的苦苦追求精神，尤为感人肺腑!即使在其病危昏迷之际，之所以要求葬于梅树之下，将自画真容藏于太湖石底，都是想到有“回生之日”，“月落重生花再红”；即使在阴间，之所以要求判官查问丈夫，都是心心念念“我的人儿”，亦即咬住梅根，一灵不放，痴情之至。

按说，因情入梦，情痴寻梦，不见而病，伤情而死，原是现实中或然可信的事实，《牡丹亭》本来就是作者“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稍微更而演之”的。但是，《冥判》、《魂游》、《幽媾》、《冥誓》、《回生》亦即杜丽娘的死后三年而复生，于理却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就情而言，却又是合乎逻辑的必然。既然判官已为杜丽娘的真情打动，同意她跟寻柳梦梅，一旦见到对着画像日夜呼唤“想杀俺”盼望“相会”亦即同样痴情的柳郎

时，自是一拍即合当即做了人鬼夫妻；既然杜丽娘追求的并非虚幻而是实际的现实婚爱，自然不会满足于“只管人鬼混缠”而要求起死回生。贯穿其间的动力仍然是生旦弥深愈笃的痴情、至情。这确实如作者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题词》所说：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于手画形容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皆形骸之论也。

杜柳的团圆结局，正是生生死死一灵咬住的至情的胜利。此之谓情，就是情思、、爱情。是“人欲”的内容之一。当然与“天理”相格、相悖。确实也迎合了明代中晚期张扬人性、人欲以反对天理的新思潮。而且，汤显祖自己在其《牡丹亭记题词》中也说过：“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牡丹亭》乃是一曲情定胜理的颂歌，也不无根据。这一主流评论的共识，确有一定道理。

《牡丹亭》中的情理相格中，“情”方确实胜利了，然而“理”方却并没有失败，理与情仅仅是打了个平局。

其一，与杜丽娘由生到死、死而复生几乎同步的是杜宝下乡视农、迎接使客、荣升安抚使镇守淮扬、升任同平章军国大事亦即宰相，甄氏封为淮阴郡夫人，连陈最良也升为黄门奏事官，“至情”一方并没有丝毫影响“理”方的飞黄腾达。因为即使在明朝中晚期，坚持传统天理观念的封建卫道者的统治受到了张扬人欲思潮的冲击，其统治基础却未根本动摇。

其二，虽然，杜丽娘早已在梦中与柳梦梅私订终身，为鬼魂时已与柳梦梅结为人鬼夫妻三年之久，破墓回生之后已与柳梦梅结为人间夫妻，但是杜宝却未认女婿而是视为盗墓贼将其吊打，未认女儿而是将其视为妖孽意欲斩杀，因而情理双方闹到朝廷对质，各不相让，胜负未判。

其三，即使在皇帝承认了杜丽娘“重生无疑”的既成事实之后，下旨命令“父子夫妻相认，归第成亲”之际，虽然甄氏与贵婿柳梦梅欣喜相认了，杜宝却以其为“鬼乜邪”、“怕没门当户对”不认女儿；即使女儿针锋相对地指出自己“睡梦里，鬼窟里，选着个状元郎”，杜宝的门第观念已难以成为理由时，杜宝还提出“离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的苛刻条件，实际上仍是否认杜柳婚姻爱情的正当性。

及之杜丽娘所唱“叫俺回杜家，趟了柳衙，便做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规红泪洒”，表示了宁死不屈的坚贞不移而且气绝“闷倒”时，才勉强认下了女儿，足见其被封建礼教扭曲殆尽的亲情尚存一丝半星儿。但是，杜宝与柳梦梅的翁婿相认，却始终是葫芦提的：柳梦梅认为杜宝比阴间“十帝阎君”还要冷酷无情，即使黄门官陈最良搬出圣旨威胁，说“朝门之下，人钦鬼伏之所，谁敢不从”，即使杜丽娘强按柳之肩头要其拜认杜宝时，柳梦梅也没有忘记拒不相认时还毒打他那“几百个桃条”之事，柳梦梅不认杜宝是不承认其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不承认其恪守不逾的封建礼教；即使杜丽娘硬扯着杜宝要他接受柳梦梅的拜认时，杜宝做泰山的也没有“倒了架”。因为社会现实中，卫道者与叛逆者的矛盾斗争，封建礼教与至情观的矛盾斗争，封建婚姻与自相爱慕不惜私奔的矛盾冲突，热爱青春生命与摧残人性的礼教吃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封建统治思想与反抗者的反抗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属于敌对性质而难以调和的。尽管鸿胪官韩子才传达了“敕赐团圆”的圣旨，其内容除杜宝、甄氏、柳梦梅、杜丽娘全都加官封号之外，再就是“就着鸿胪官韩子才送归宅院。”是将这四人通通送归杜府还是分别送归杜府和柳府?显然并非前者。而且，接旨之后，有这样一段《南双声子》唱词：

(众)姻缘诧，姻缘诧，阴人梦黄泉下。福分大，福分大，周堂内是这朝门下。齐见驾，齐见驾。真喜洽，真喜洽。领阳间诰敕，去阴司销假。

表面看来，这“众”字中应该是这出大收煞里所有在场的人物，自然也就包括杜宝。但是，这十二句唱词，都是省略主语的。如果说，主语中包括杜宝，那么，说他认为杜柳姻缘令人诧异，杜丽娘因梦而亡成了黄泉之下亦即阴间鬼魂。如今福分大，因为周堂亦即婚嫁吉日、吉地就是在朝门之下奉旨成婚。他们一起去见皇帝，真是喜洽，都是说得过去的，也就是说，这十二句唱词的前十句，杜宝不管是心甘情愿抑或勉乎其难，都还是能以唱出来的。但是，最后两句“领阳间诰敕，去阴司销假(亦即再不做鬼魂了)，其主语，只能是杜丽娘，他人是不可能“去阴司销假”的。实际上，这支《南双声子》曲子，是以杜丽娘的口吻来写的。作者以此含混其词的唱词为结，实际暗含即使奉旨成亲之际，杜宝也没有真正承认杜柳的爱情。他作为“理”方代表始终是冥顽不化的，实际上剧中情理双方是双赢双胜，暗含着情理相格的斗争还会继续下去，甚至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正表明作者对现实认识的理智与清醒。《南双声子》即南曲《双声子》，其主旋律是生旦及其支持者、同情者、醒悟者如甄氏等“众人”唱出来的，而不包括杜宝。他作为理方代表，始终没有“倒了架”。紧接《南双声子》曲，是全剧的煞尾曲，亦即《北尾》：

(生)从今后把牡丹亭梦影双描画，(旦)亏杀你南枝挨暖俺北枝花，则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谁似咱!

在生旦颇为自豪的对唱中，画龙点睛般地揭示了至情的最后胜利。《北尾》与《南双声子》恰是异曲同工，仅是一南曲一北曲的不同而已。就此而言，说《牡丹亭》高唱了一曲至情的颂歌诚然无疑，但是这曲颂歌的主旋律里，没有杜宝的声音，即使他违心地参加到“众”人合唱之中，恐怕也是貌合神离、言不由衷的。将《牡丹亭》仅仅概括为“情胜理”的颂歌，并不周严。

再者，《牡丹亭》所依据的本事中，亦即《法苑珠林》中所记晋朝武都太守李仲文之女与继之为郡守的张世之之子的爱情故事，东晋广州太守冯孝将之子与北海太守徐元方之女的爱情故事，以及《列异传》中谈生娶妇的故事，都没有皇帝赐婚之事，何以汤显祖据以写成《牡丹亭》时，非要皇帝赐婚才能大团圆呢?不是杜丽娘本身之至情就具有超越生死的伟大力量吗，何以还要袭用此前戏曲中时而可见的奉旨成亲的滥套、突出皇权之“势”的重要作用呢?因为在汤显祖的思想中，除了“情”“理”这两个概念之外，还有一个概念那就是“势”。其《弋说序》云：

是非者理也，重轻者势也，爱恶者情也。今昔异时，行于其时者三：理尔，势尔，情尔。以此乘天下之吉凶，决万物之成毁。作者以效其为，而言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事固有理至而势违，势合而情反，情在而理亡，故虽自古名世建立，常有精微要眇不可告人语者。史氏虽材，常随其通博奇诡之趣，言所欲言，是故记而不伦，论而少衰。何也?当其时三者不获并露而周施。况后时而言，溢此遗彼，固然矣。

意谓辨别是非的理论是理，衡量轻重的标准是

势，爱恶的感情是情。今昔不同时，能以在当时行得通的有三点，那就是理、势、情。能以乘天下吉凶的，决定万物成或毁的都是理、势、情。作者照此作为写成文学作品，论者照此分析评判，都是客观实际事物。然而，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本来就有不同情形：有时是理至而违势，有时是势合而情反，有时是情在而理亡，所以即使明世建立，也会有精微要眇难以告知他人的言论。即使史家良材，也会时常适应其通博奇诡趣味，所以所记不伦不类，论而少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不能同时获得情、理、势，不能将情、理、势三者都表现出来而且周施无遗。况且时过境迁的后人之言，溢此遗彼，那是理所当然的。既然如此，所以，汤显祖在其《牡丹亭》中，不但写情，不但写理，还要写势。这三者都是决定事物吉凶成毁的因素之一，他要获此三者，使其“并露而周施”。那么，剧中决定杜柳吉凶成毁的除去亦如上述的情理之外的“势”是什么呢?就是关系生旦命运前途、举足轻重的皇权。

杜宝独生之女刚死，理当亲自料理后事，但是皇帝圣旨令其镇守淮阳，“即日起程，不得违误”，所以只能让陈最良与石道姑代为处理，此是“理至而势违”；皇帝选中柳梦梅为状元，杜宝却将其视为盗墓贼恨之入骨而对其吊打，此是“势合而情反”；杜柳梦中云雨，私自结为人鬼夫妻，不惜违背大明法律而破墓，死而复生之后私自结为人间夫妻，此是“情在而理亡”。情、理、势，贯穿全剧始终，是导致生旦婚姻爱情吉凶成败的关键，三者“并露而周施”，才会有《牡丹亭》一戏。大收煞亦即《圆驾》一出，对此，尤其能加以说明。既然情方代表是新科状元和状元之妻，理方代表是位高功大的当朝宰相，前者矢志不渝地捍卫生生死死的婚姻爱情，后者咬牙切齿地将其视为盗墓贼和妖孽，各自同时上本奏于朝廷，双方不可调和的亦即儒家传统的天理与反对理学的新思潮的人欲的矛盾冲突只能是对簿朝廷，皇帝的决断自是举足轻重，情理都得服从于势。不过，值得注意的却是皇帝在审判过程中，道教的影响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理方杜宝与情方柳梦梅于面君之前已经互指罪人以致于动手撕扯、矛盾冲突已是尖锐至极之际，皇帝的评判确乎别出心裁：既不根据儒家伦理，也不根据明朝法律，更不会根据人欲人情，而是根据道教“人行有影，鬼形怕镜”的说法，首先判断杜丽娘是人还是鬼，亦即令其在秦朝照胆镜前照像。据道教视为经典的《西京杂记》卷三记载：

高祖初入成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

镜乃道教斋醮时的必备之物。《开光仪本》云：“宝镜圆圆正是光，照阴照阳照四方。照见神像身显荣，照见鬼神即退藏。”《墨庄漫录》亦云：“镜亦阳物而至明者也，精亦阴物而伪变者也。以伪而当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镜也。”都是经常以此类所谓照妖镜来判断人或鬼的。剧中，当依此确定杜丽娘系人身、重生无疑后，面对杜宝的强词夺理、拒不相认，皇帝又提出了让杜丽娘讲述阴司三载的因果之事，于是杜丽娘讲述了阴司所见奸佞秦桧夫妇遭受酷刑的情景，以及柳梦梅因风流罪而遭受杜宝毒打的因果报应，证实了皇帝所信道教善恶报应说，所以皇帝才下了“父子夫妻相认，归第成亲”的旨令。生旦团圆的美满结局中，皇帝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教对皇帝的影响不容忽视，汤显祖生平中的几个皇帝也是崇奉道教极为虔诚的。

同时，对剧中人物石道姑的设置，或许亦能折射出作者心目中儒道相互影响的某些信息。她以“净”角应工，与“末”亦即陈最良的戏较多，固然易于插科打诨，增加喜剧成分，活跃舞台气氛，论者称《牡丹亭》乃是“热闹的《西厢记》”，似乎与此也不无关系。但是，这仍是次者。她绝非仅是插科打诨的陪衬。作为“西蜀名儒”出身而任职太守的杜宝，之所以让她为病重的独生女“禳解”，女儿死后特建梅花庵观并要石道姑看守，已经足以看出道教的某些仪式、功能，已为儒家正统官员所接受。倘在儒道矛盾冲突激烈尖锐之时，像杜宝之类中层正统官员，不用说让道姑看病，即使她们想到其官府及其宅第走动也是绝不允许的。而就石道姑本人而言，她原本先天，是失去婚爱前提的“石女”，因为婚姻的失败而断情出家为道姑的。她为伤情而病入膏肓的杜丽娘禳解的杀手锏是以“掌心雷”打死其梦中情人亦即“诊祟”，显然是以“理”方助纣为虐的身份出现的。然而“石女”之情未被彻底扭曲、压抑殆尽，而终于成为“情”方的同情者，进而成为赞助者。如果说，她与云游至此的小道姑的互相猜疑与柳生有染，以至破坏了生旦的幽会，还曾经不时表现出道多于情的特点，但当生旦人鬼夫妻即将败露的关键时刻，她明明知道“《大明律》开棺见尸，不分首从皆斩”的厉害，却能冒死相助，既推荐侄儿相帮，又亲自为杜丽娘求药安魂。当此举即将带来杜柳石等杀身大祸的危机时刻，是她从容分析利害，提出杜柳成亲逃命的可行主意，并且甘当杜丽娘的服侍仆从。甄氏与女儿的相认，柳梦梅的赶考中状元，石道姑都曾助过一臂之力。她的热情果断，也是促使生旦终于团圆不可或缺的。实际上，明代中晚期的道教也确实出现了越来越世俗化、人性化的趋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牡丹亭》中的佛教烙印，不像《南柯记》、《邯郸记》那样深刻，却并非是毫不相关的。因为柳梦梅并非像《西厢记》中张君瑞那样具有科举及第“如拾芥耳”的才学，很大程度上是靠“干谒”亦即识宝使苗舜宾资助的结果。而这场戏有意安排在澳门的多宝寺里进行，固然是汤显祖曾经到过此地而且印象深刻，固然是明代中后期执政当道为了弥补财政亏空确实曾派官员特别是宦官四处寻宝搜宝，固然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也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因而番回献宝者确实存在，但主要还是突出珍珠玉石之宝不如人才之宝的重要，反映出作者对佛教名为摈弃荣利财宝而实则以宝为荣的虚伪的讽刺，反映出作者对重视人才亦即“现世宝”的渴望。《牡丹亭》中，作者也是意欲儒释道“并获周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