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阶级的社会学研讨

作者：徐亚文

和中国法理学的历次观念更新受执政党政治纲领变化的影响一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和倡导同样引起学术界对法理学问题的探讨，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反思就是一例。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中国法理学的基础，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这种重视一方面源于理论界对它的“正统性”的自觉维护: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源于理论界对它的“有效性”的合理怀疑:阶级分析方法在分析具体法律问题时经常“失灵”。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需要对这一理论工具作出合理解释和定位。本文并不打算对阶级分析方法本身提出批评与质疑，因为近年来政治学界的有关讨论已经十分清楚地揭示了这一认识论工具的理论局限性，①也不打算就法的本质究竟是阶级性、社会性、契约性等问题作出回答，因为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辩解与批判依然无法在法学界达成“共识”。②而是试图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将法的阶级分析方法视为一种知识，探讨它在中国法学研究与法学知识传播过程中权威性话语权的获得和维持机制予，并解释它的内在困境，为新的研究方法的生成提供一种思路。

一、法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来源与意识形态地位

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方法”一词来概括建国后中国法理学界对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定位应该是恰如其分的。阶级分析论者一般都引用列宁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阶级社会的具体运用，就是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社会现象的研究，表现为阶级分析方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支配之下，法学领域才有了革命性的变革。在今天也只有继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④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是了解阶级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理论窗口。阶级分析论者的演绎过程一般按照如下的逻辑展开: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表述了法的阶级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了法是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统治者的意志;统治者的意志必须以国家即法律的形式存在才具有普遍效力;法所表现的统治者意志是由他们的共同利益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有效。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①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更指出:“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②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对法的概念予以表述。他说:“法律是什么?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③“法律就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④法理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给法律下过定义，但他们揭示了法的概念的核心内涵和基本要素，为研究法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次，苏联法学家维辛斯基对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发展。在1938年全苏维埃国家和法科学会议上，苏联法学家维辛斯基提出了一个法的一般定义和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法的定义，分别是:“法是经国家政权制定或认可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而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适用的行为规则(规范)的总和，其目的在于保护、巩固并发展有利于适合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苏维埃社会主义法是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所制定或认可的，反映苏维埃社人民意志并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以强制力来保证其适用的行为规则(规范)的总和，其目的在于保护、巩固并发展有利于工人阶级与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完全并彻底消灭在经济中、生活中和人们的意识中资本主义残余，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定义在1956年后受到苏联法学家的批评和质疑，认为它没有强调经济制度对法的制约性和社会主义法律遵守的自愿性，但就定义本身而言，仍就不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定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个定义被输人到中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策影响下被法学和政治学教科书奉为圭泉。最后，运用这个定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和特征的展开论述和演绎，对属于法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基本问题进行推导。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开始恢复发展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解放刚刚开始的年代，但教条主义依旧盛行。1982年，我国法学界与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一般理论，还不如说是借助维辛斯基的法律定义，提出了一个法的定义:“法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它通过对人们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确认、保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①一般的法学教科书普遍将这个定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它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相比具有四个特征:强调法与统治阶级的内在关系;强调法与国家的必然联系;强调法与物质生活条件的因果关系;强调法的主要目的、作用和价值。②可以说，这个定义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十分落后，法律发展的规律尚未被人们完全认识，甚至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表现形式的法律体系、立法一执法一司法制度尚在建设之中的条件下，我国的学者为了构建一种同当时的意识形态相协调的法律科学而进行的一种大胆尝试，带有浓厚的先验主义的色彩，是一种“语录体”研究方法的产物。在同一时代，在阶级分析方法的支配下，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教科书的编撰者们也展开了类似的逻辑演绎，在诸如政治、国家、国体、政体、国家职能、人权、法治、自由、民主、权利、政党、议会制度、三权分立、人民民主、民族间题等方面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观点，构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些观点从初中乃至小学的教科书中都能觅得踪迹。尤其是在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紧张之时，阶级和阶级分析被当作是意识形态领域敌我势力渗透和反渗透的主战场，是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政治工具。至少在当下的中国，保留还是丢弃阶级分析方法不是学术立场而是政治立场问题。法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工具，由于被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与法的阶级本质和基本特征等用语一道成为了意识形态的神圣话语。

二、作为知识体系的法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生产—传播过程

考察法的阶级分析方法这种法学知识的产生、支配和维持支配中国法学界的实际过程，从“知识传播与限制过程”①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知识体系形成机制所具有的特点:首先，从知识的社会功能看，法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它的一系列结论是作为一种“权力知识”而不是“启蒙知识”存在的，是论证国家权力正当性的知识体系。众所周知，知识在18和19世纪被视为“启蒙的渊源”。在18世纪欧洲兴起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无论是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贝尔、孟德斯鸿、伏尔泰、卢梭等)还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是休漠)，或者是德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歌德、康德等)都试图用以理性代替愚昧、用科学代替迷信，用文明代替野蛮。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标志是否定外界权威一无龙这个权威是宗教、社会，还是国家制度—而代之以“人类理性”，是一朴使时象摆脱愚昧无知状态的思想开导行为，是一套把人从外在的力量中解放出来的语言体系。世界各国破除专制思想的解放都被称作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启蒙运动。但是，在法的阶级分析的语言体系中，法律总是与统治、国家、强制、服从、压迫联系在一起的，是维护国家权威的工具，因此，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看来，为了解放全人类，就必须否定法律，抛弃国家。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阶级消灭、国家和法律也消亡的社会，是一个依靠共产主义道德来维持的社会。所以，我们很难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法学教科书里，找到权利或者是自由的字眼。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在论及权利时，也常常借助马克思的一段话来强调权利的限度:“权利永远不能超越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强调权利与服从、责任、义务的不可分割性，强调“普遍意义上的人”与“阶级意义上的人”的根本对立。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认为:国家与法律既然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两者必然是统一的，国家理论与法理学也必然是统一的。究其因，是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以后，知识被视为一种“权力的渊源”，即一种控制的工具。我国学者邓正来进一步解释了这种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指出:知识具有“赋予被解释、认识甚或描述的对象以某种正当性的力量，而不论这种力量是扭曲的，还是固化的;换言之，那些所谓‘正当性’社会秩序或结构，本身并不具有比其他社会秩序或结构更正当的品格，而是透过权力或经济力量的运作，更是通过我们知识的不断连释而获致这种正当性的。”①法的阶级分析方法与宪法所规定的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用语一道，是安排国家政治权力、经济结构、司法制度、民族关系和文化传播的需要，更是说明这些安排具有“正当性”的需要。通过一套逻辑概念和一系列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论述，法的阶级分析方法连同它论证的国家权力体系一道获得了“真理的身份”。其次，法的阶级娜眨法生成的时代背景(邓正来将其概括为“结构性基础”)②是政治场域对社会科学场域的支配。③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它属于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明显处于被支配地位。这种知识—社会结构使得法学发展深受政治(政策)过程的影响。通常说来，科学理论的一般形式包含基本假定、现象范围、特定理论、问题、检验方法和价值观念等方面。④在基本假定上，法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简单套用到了法律史的研究中，将法的历史类型等同与社会发展阶段，抹杀了法律自身的历史，并预设了二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原始社会没有法律只有道德和习惯。”“国家与法律在共产主义社会将会消亡。”在特定理论上，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公式来说明法的政治功能，并视法的社会职能为实现法的政治职能的工具，用政治职能解释社会职能，具有泛政治化的特点。在范畴上，大量运用哲学与政治学词汇，如本质、阶级、强制、服从、压迫等，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词语和段落进行组合，进行语录摘抄、推演，用语言来源的神圣性提升论说者自己观点的神圣性，最后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与支配下完成了理论的生产过程。关于这种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我国学者童之伟评述说:“应当承认，阶级分析方法成为传统宪法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在我国有其历史必然性……，阶级分析方法在宪法学中的传统地位，首先是由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其次，从传统宪法学在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发展史上所处的阶段看，它也只能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学科基本分析方法。”①在法的阶级分析方法生成的时代，社会科学并不是作为独立的知识生产场域而存在的。

三、法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前景

作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法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占据主流话语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兴起，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为法理学界认识社会结构和法律现象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法的阶级分析方法更面临着全面的质疑。概括起来，有影响的质疑主要围绕理论假设和基本范畴的可信性、②对经典著作的解读本身的可信性、③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量的可信性④等展开。但仔细比较这些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质疑本身的效用令人怀疑，那就是对法学观点的传播有着巨大影响的法理学教科书的基本观点并没有获得多少实质意义上的改变，从自学考试、研究生人学考试、司法资格考试的法理学考试题目，到国家和省市的各类社会科学基金和科研奖励，从职称评定、学位授予，到文章发表、年会议题，法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正统话语地位依然如故。作为妥协，我们试图更多地用“阶层”来替代“阶级”，用“新的社会中间阶层”替代“新生的资产阶级”，力图淡化“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观念。但事实证明，在根深蒂固的阶级分析范式的支配下，“利益集团的博弈”、“警惕特殊利益集团”等词汇依然十分流行，不同群体的社会安全感受到考验，执政党的“革命理念”向“执政理念”转化的过程依旧十分漫长，我们可以埋葬“法的阶级分析”这一词汇，但它依然会寻找新的形式支配我们的思维，而这是由于法理学知识的生产—传播赖以存在的“结构性基础”决定的。首先，在当下的中国法学界，关于法的本体的讨论是为论证国家权力的正当的。尽管“阶级”作为一个词汇在于1925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1954年宪法之时、修改颁布1982年宪法之时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根本不同，但并不妨碍“阶级”一词作为权力的象征而存在。按照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在人们的语言交往中，人们所完成的，并不只是语言文字符号及其意义方面的交换，而是不同的个人、团体、阶级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势力的交流、调整、比较和竞争，也是他们所握有的权力、资源、能力及社会影响的权衡过程。”“任何官方语言的出现和被普遍接受，是需要靠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单位(政党、政权)的力量。”“使用官方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确认和默认制定官方语言的政治单位进行社会统治的正当性。”①法的阶级分析方法依然是作为“权力知识”存在的。其次，政治场域对社会科学场域的支配现象并没有改变，法理学知识的生产—传播过程深受政治、学术体制的影响。大学官办，法学学者基本是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教授和研究人员。学者们普遍意识到了法的阶级分析方法的不足，但绝大多数采取超然的态度，依旧追随着主流的政治话语，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社会稳定、三个代表、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的旗帜下，按照“语录体”的方式批判或演绎着“民主法制”、“法治经济”、“人权”、“人文关怀”的宏大法律叙事，为政策做注解，用论述对象的重要性取代论题本身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依然是个问题。可以说，法的阶级分析方法这种认识论工具源于我国的法理学界身处的社会结构，又巩固这种社会结构，对法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质疑的观点本身也无法提供新的、有效的理论工具解决法的阶级分析方法面临的困局。法的阶级分析方法究竟能不能够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方法?本人认为，这要看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现今面临的理论任务。既然需要论证、承认“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理论上看，在现有的法的阶级分析方法面临的“结构性基础”没有被改变之前，取消、否定法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正统性地位的观点显然不能获得意识形态的赞同，因为宪法和修改后的没有取消阶级的观念;用“阶层”取代“阶级”的概念也不能改变社会对立情绪。相反，我们应该看到，法的阶级分析方法具有合理内核和生命力:在阶级社会中，法的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并不必然产生阶级斗争的观点，也能产生阶级调和的观点，具有两面性。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同巴枯宁、伯恩斯坦等被视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观点进行批判时表现的淋漓尽致。在坚持阶级斗争，还是坚持阶级调和的政治路线上，两种观点的提出者和维护者是对立的。在革命年代，阶级斗争理论引导共产党走向了武装斗争，用暴力了一种政治与法律制度，用一种取代了另一种;而在执政的年代，阶级调和理论也应能够引导共产党走向了和平建设，用协商、沟通与对话和议会形式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用一种民主取代另一种民主。法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共产党的执政时期，应力求探求阶级调和、合作之路而不是阶级对抗、斗争之途，作为法理学领域的分析工具，应表现为建立程序化的、不同阶级、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机制的理论努力和观念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