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战略回旋空间

在强国政治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中国的外交战略有一个特点一直在延续：试图在大国的矛盾中间寻找自己的战略平衡点。

“联欧”与“亲美”的两难困境

中国过去在资本短缺阶段，对于西方过剩资本而言是风水宝地当然不足以威胁西方；但中国当前在产业和金融这两个方面的资本都“过剩”情况下，却必然使早已严重过剩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有足够理由认为中国是主要威胁。中国在新时期对外战略上陷入了“联欧”与“亲美”的两难困境。

如果中国选择力挺欧元并且成功的话，那么等美元、欧元各占世界货币的50％时，全球货币体系就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古诺”均衡，那时中国在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竞争中就一点打翻身仗的机会都没有了。何况，欧洲主导国家与中国还有在产业资本过剩压力下势必构成恶性竞争的对抗性矛盾。

所以，中国“联欧”前景不好。

另一方面，中国尽管在主观上仍愿意选择与美国战略接近的外交路线，客观上却被美国愈益清晰地作为第一假想敌。所以，中国“亲美”就会始终处于战略被动局面。无论中国在西方的并购还是在拉美非洲的大规模资源开发投资，都是对上述两难困境缺乏战略统筹的介入，势必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围堵以及当地的对抗冲突。

“两条腿走路”的地缘战略新思路

有鉴于此，近期中国急需做出战略调整，形成“两条腿走路”的地缘战略新思路：一条腿是维持既往的沿海外向型经济，但要限制和改造最近30年间形成的粗放型和排斥性的增长路径；另一条腿则另辟蹊径，绕开美欧这两个西方主导者设定的游戏迷局。

现在的欧亚路桥都是从欧洲这个殖民主义的中心出发，东向亚洲、散射状地发展过来，所体现的是传统的、自有殖民主义以来的地缘战略的基本建设以及物流、发展等战略思路。而当中国仍只具有产业资本的高度而不具有在金融资本主导全球竞争中的较高地位的时候，凭什么来改变传统地缘战略呢?

此外，中国当前70％～80％的经济重心都分布在沿海岸线200公里以内的地区。经济发展向沿海集中虽然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从国家安全角度则意味着风险过大。如何为中国的沿海开放战略构筑回旋空间，提高中国在外交谈判中的战略主动性呢?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亚历山大港到香港这个亚非大陆桥时，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沿亚非大陆桥两侧拥有占世界50％以上的人口和资源。如果考虑亚非大陆桥线上中印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历史矛盾化解，尤其应该强调的是，这两国制造业都正处在上升期，在大陆桥建设中双方利益一致：一是未来它会大量地吸纳工业化崛起国家的扩大再生产能力。二是其对整个周边乃至于向下到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都具有推进区域一体化所必须的“纵向整合”作用。

而这条路还基本上不被钟摆理论制约(铁路运输超过800公里如果没有人口和市场，那这个铁路是不经济的)，因此沿线的各国应该是乐见其成。

亚非大陆桥与沿海经济带的双重支撑

如果产业资本崛起的中国成功推动建立北非亚历山大港到东亚香港的亚非陆桥，一方面势必带动沿线各国发展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其中蕴含了更多的区域和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整合机会，足可增加沿线各国的基本建设需求，这就使国内相对过剩的实体经济有更多对外转移输出的可能。

中国如果在对外战略中增加亚非大陆桥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考虑，亦可与当前的沿海战略互为表里，增加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回旋空间。从地图上看，亚非大陆桥与沿海经济带，正好似有力的双腿，支撑着中国的崛起。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