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分配公平的三个层面

依托于公共权力的垄断性国企，其过高的收入福利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就在于其缺乏公共政策的有效规制，自身垄断权力也缺乏来自社会各方的有效监督与制约。

十七大就启动并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政策，无疑是让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拍手称快的英明决策。但要让这些决策落到实处，真正确保收入分配的公正公平，关键在于制定、执行部门的廉洁高效，在于进一步强化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

西方经济学在分析公平与效率问题时，一般将公平问题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平；二是经济机会的公平；三是经济结果的公平。中国社会现状确实有经济结果的不公平，但社会矛盾的焦点更多的是集中在前两种上。正如有经济学家分析指出的那样，过多的行业垄断，过多的行政审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决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执法、行政领域里的腐败行为，法制不健全和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的千千万万的寻租机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机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而造成权力寻租机会泛滥的原因，就在于对公共权力制约监督的不力甚至缺位，导致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

公权力腐败导致的分配不公可谓触目惊心。以震惊全国的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腐败窝案为例，据粗略计算，从市委书记到普通办事员，158名涉案干部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贪腐罪名，涉及资金不下10亿元，而2005年整个郴州市的财政收入也就43亿元。450万郴州百姓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百十名官员就瓜分掉1/4，个别高官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原副市长雷渊利等，更是一人就独吞近1亿元。腐败官员疯狂敛财的惨重损失，往往又落到了地方经济和老百姓头上。有学者估计每年因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总量的10%左右。

如果说官员的直接贪腐是“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的集中体现，那么权力机关的隐利和垄断企业的畸高收入，则是“公共权力部门化”的突出反映。

相较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而言，我国公务员工资总体水平虽然不高，但是由于权力监督不到位，不少党政机关先是用部门权力敛财，然后巧立名目，以津补贴、奖金、福利等形式发放给员工，不少地区这块收入甚至超过其基本工资。除此之外，一些部门还利用特权，在住房、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方面给予公务员额外补助。所有这些，既造成并扩大了公务员收入的地域差距，更加大了公务员同工人、农民等其他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必须依法加以规范和控制。

依托于公共权力的垄断性国企，其过高的收入福利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就在于其缺乏公共政策的有效规制，自身垄断权力也缺乏来自社会各方的有效制约与监督。一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煤、电、油、运等被舆论称为“十二豪门”的十二类垄断性国企，囊括了央企总利润的78.8％，显现出的是市场竞争的不平等，是过程的不平等；其员工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到4倍，显现出的是结果的不平等。加强对这些垄断国企的有效监管和制约监督，无疑是缩小收入差距、保证分配公平的一项紧迫任务。（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