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珍珠港

时间:2022-10-26 09:11:51

矿石珍珠港

铁矿石谈判风云

2005年度铁矿石价格谈判起伏跌宕,几乎打破几十年来有效运转的铁矿石贸易谈判机制

“世界钢铁工业正在处于自‘二战’以来的第二个黄金期。” 国际第一大铁矿石供应商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BHP)表示,“第一个黄金期从1945年开始,到1975年结束,由日本钢铁业主导。第二个黄金期从1995年开始,正在由中国主导。”他们认为,在今后一段时期,钢铁业快速增长的状况还会持续。

BHP在“第三届远东钢铁会议暨2005年中国铁矿石会议”上向到会媒体广泛散布了他们这一观点。有中国主要钢铁厂商和国际主要的铁矿石供应商参加的这次会议是于4月11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召开的。

这天上午,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矿业部代表中国钢铁企业同BHP就2005年铁矿石长期合同价格的第二轮谈判正在进行。此前一个星期,总部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BHP宣布,该公司不满意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VRD)和力拓集团(Rio Tinto)2月份确定的今年铁矿石长期合同价格上涨71.5%的幅度,要求2005年度至2006年度铁矿石供应价格上涨103%~114%。BHP认为,合同价格应以到岸价计算,在71.5%的涨幅之外,每吨矿石应额外加上7.5至10美元的运费。

但是,这天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冶金价格协会会长戚向东随即在会场表示,中国有能力解决铁矿石涨价问题,“即使澳大利亚必和必拓(BHP)公司放弃长期供货合同”。而BHP也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该公司代表退出了这次的远东钢铁会议,原定于当天下午的发言也随之取消。

在今年1月份,BHP的要价是涨价50%。但2月份日本最大钢铁企业新日铁的一场谈判把事态完全改变了。

2月22日,新日铁宣布,已与CVRD达成协议,以高出2004年度71.5%的幅度作为铁矿石2005年度长期供货合同的价格。2月23日,新日铁又与Rio Tinto达成了同样价格涨幅度的供货协议。同一天,韩国最大钢铁企业浦项制铁也接受了CVRD的要价。

2004年度,铁矿石长期合同价格升幅是18.6%。2004年底,澳大利亚铁矿业人士透露, 2005年的铁矿石长期供货价格可能上调30%,虽然这是长期合同市场25年以来的最高涨幅,但同新日铁同淡水河谷确定的价格相比,距离仍太悬殊了。“许多分析师对力拓和淡水河谷谈判的价格升幅感到惊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

此前一个月,以BHP和Rio Tinto为代表,澳大利亚铁矿供应商与新日铁等五家日本钢铁公司的2005年度铁矿石价格第三轮谈判在东京举行。由于双方要价悬殊,谈判陷入僵持。日本方面认为,能接受的涨价上限为20%,两大矿业巨头则提出下限至少是50%。

九天后的1月21日,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价。他们要求,2005年铁矿石长期合同价格上调90%。

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是国际三大矿业巨头,掌控着全球70%以上的铁矿石海运量。

新日铁出人意料的谈判结果几乎使几十年来有效运转的铁矿石贸易谈判机制被打破。国际铁矿市场一直遵循这样的谈判框架:供方为BHP、Rio Tinto和CVRD,需方为分别作为单一谈判实体的欧美钢铁业联盟和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谈定的价格实际上就是亚洲市场的价格。按照惯例,其中需求方有一家谈定价格,其他谈判就中止,都以此价格作为当年铁矿石的“基准价”。但这次,同时参加谈判的欧美和中国宝钢代表决定不接受新日铁主导的这份协议。

“这个涨幅超出了钢铁业能承受的范围,必将对全球钢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也不利于整个钢铁上下游产业链的长期健康发展。”宝钢当日即在其网站上公开发表了上述声明。但在几天后的2月28日,“反击”无效的宝钢不得不宣布接受71.5%价格涨幅。中国媒体随即评论说,“这一消息意味着第一次参与铁矿石价格谈判的中国钢铁业代表,在这场定价权的斗争中彻底落败”。

现在,只剩下BHP尚未与钢铁厂商达成价格协议了。就在宝钢宣布接受CVRD要价的同一天,负责矿石谈判的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矿业部总裁刘永顺在澳大利亚听完了BHP市场部副总裁Peter Toth一番精心准备的演讲。由《澳大利亚矿业杂志》举办的全球铁矿石和钢铁论坛正在西澳大利亚首府珀斯举行。这个一年一度召开的论坛云集了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的铁矿石厂商和钢铁厂商。

Toth说,“世界的铁矿石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他认为,世界运输能力的有限性和不断膨胀的运输需求,使得运输的成本在铁矿石到岸价格中所占的比率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增长。而相比巴西铁矿石,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运输成本明显较低。

“运费在铁矿石的消费中正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Toth说。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Toth这番演讲,实际上是为BHP 4月4日提出的“到岸价反推离岸价”的新开价做理论准备。BHP显然认为不仅1月份提出的涨价50%的要求太过善良,淡水河谷和力拓所接受的71.5%的幅度也不能令人满意。

BHP认为,伴随着第二个黄金期的出现,全球钢铁价格的上涨让钢铁厂家享受到了难以想像的高额利润率。然而,焦炭、铁矿石厂商并没有分享到相应好处。

本轮国际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已经持续了不短的时间。2003年,中国进口铁矿石均价为每吨32.79美元,到2004年,铁矿石现货价格几乎日新月异,中国进口铁矿石均价达到每吨60.09美元,价格增幅达到惊人的86.3%。

但这一点显然是令BHP最不高兴的地方。他们表示,2003年6月以后,以印度矿业商为代表的矿石现货市场价格飞涨,同长期供货商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大,最高时达到澳洲矿石价格的两倍。相比于巴西淡水河谷,虽然长期合同的离岸价相同,BHP矿石到亚洲的到岸价也低了50%。“现在是应该给澳大利亚铁矿石以公正、公平对待的时候了。”Peter Toth说。

BHP还威胁说,如果不能给予他们期望的价格,他们宁可放弃长期合同,将准备供应亚洲市场的矿石转移到现货市场。

“必和必拓有对自己有利的理由,他们的目的是,一旦将成本、保险和运费考虑在内,获得与巴西方面一样的价格。”麦格理银行(Macquarie Bank)分析师亚当・罗利(Adam Rowley)对媒体说。

BHP的提价要求当即被中国钢铁业拒绝。与上次不同的是,不再是宝钢一家企业单独应对,而由中国钢铁业协会组织中国16家最大的钢铁企业共同发表了拒绝提价的声明。这16家钢铁企业包括宝钢、鞍钢、武钢、首钢、唐钢等。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公开宣布,中国钢厂绝不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接受“不合理的铁矿石提价要求”。中国钢铁企业还警告说,如果BHP坚持“违反国际惯例”的要求,将损害供求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也“不符合矿山企业的利益”。

日本钢铁业代表也发表谈话,对BHP的提价要求表示不满。他们使用的语言几乎同中国钢铁企业的表态一模一样。

国际投行的分析师指出,BHP的新要价主要是针对日本和中国企业的。2004年,BHP共出口铁矿石8830万吨,其中日本占了41%的份额;中国位居第二,占23%。

尽管4月11日BHP做出了种种的强硬姿态,与宝钢的谈判还是很快有了结果。4月13日上午,宝钢集团公司网站上开始滚动播放一条最新消息:“经双方充分沟通和友好协商,中国最大钢铁厂宝钢与世界主要铁矿石供应商之一的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就2005年铁矿石价格达成一致:同2004年比,纽曼山粉矿和纽曼山块矿FOB(离岸价)价格分别上涨71.5%。”

当日下午宝钢集团新闻发言人对媒体的谈话充满了外交辞令。这位发言人说,必和必拓和宝钢共同认识到世界铁矿业和钢铁业是密不可分的关联产业,两大产业协同发展和相互支撑会给双方带来长远的利益。双方通过充分的交流和谈判来协商确定世界铁矿石年度公开价的方法是有效的,同时双方也认为,随着世界钢铁生产格局的改变,随着相关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国际铁矿石公开价的定价机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以进一步体现公平交易的准则。

新日铁阴谋,还是市场规律

全球资源价格大幅全面上扬,是近二十年来罕见的。经济界对涨价推动因素的争议,实际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层面

新日铁与淡水河谷谈判结果披露不久,有国内媒体披露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七成的受访者认为,这一事件是新日铁操纵矿石价格,给中国钢铁业制造陷阱的一个阴谋。

尽管这家媒体没有给出这项调查的详尽信息,因而无从判断该调查结果的可信性,但事实上,社会各界有不少的人对新日铁“完全是市场行为”的辩解表示不信任。

中国钢铁联合网资深分析师杨冰对媒体表示,此次新日铁和韩国浦项制铁如此迅速制定铁矿石贸易价格,是应对中国钢铁业快速发展对日、韩钢铁企业冲击的一种市场策略,也存在面对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强大,国际影响力逐渐提高的状况,有意进行遏制行动的因素,钢铁业的竞争仅是其中一环。

杨冰认为, 2004年,国外各大矿山对日韩的铁矿供应量采取紧缩政策,偏向供应中国,导致日本钢铁企业有股难以下咽的酸涩感;其次,由于中国已经与东盟签订贸易自由区协议,导致韩国钢铁企业在该地区销售产品的价格明显高于中国钢铁企业。为了摆脱这种劣势,韩国同样也愿意中国钢材成本上升,尽可能地拉近销售竞争的成本因素;另外,日、韩钢铁厂商主要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利润空间大,而中国有近45%~50%的钢铁企业以长材为主,利润空间小,故生产成本的上涨于中国尤其不利。

他还指出,目前中日韩三国在全球物流业的竞争异常激烈,尤其在海运业的竞争已趋白热化。通过抬高钢铁成本,将对中国造船业有遏制作用,从而对日、韩的利益分配有战略性影响。另外,还将导致中国正快速发展的汽车、家电等行业竞争力下降。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对媒体表示, 在欧美钢铁业代表和中国代表一致反对巴西淡水河谷开出的高价格的时候,主导亚洲铁矿石价格谈判的新日铁,单方面与淡水河谷达成大幅度的涨价协议,“对日本钢铁企业的损害,比对中国钢铁企业、欧洲钢铁企业可能会更小一些”。他指出,新日铁在海外矿山集团拥有股权,因矿石涨价增加成本可以从股权收益中弥补回来,同时,日本下游产业有更大的能力消化成本的转移。“对日本企业来讲,只是吃了小亏;但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倒了大霉。”

2004年,全球钢铁市场出现了一个不小的转变,那就是中国由此前的钢材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当年中国钢材进口下降21.2%,是六年来首次负增长,但进口增长了104%,由上年净进口钢坯441万吨,转为净出口220万吨。不少钢铁业分析师认为,这种现象让新日铁等钢铁巨头对中国钢铁业的发展心生警觉,通过抬高铁矿价格打击中国钢铁业显然是个有利的选择。

一位观察人士对《新财经》指出,2004年全球原油和铁矿石、铜、铝、铅、锌等大宗资源及大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均大幅上涨,石油和铁矿石价格涨幅尤为显著,而这两种资源恰恰是中国进口依存度最高的。资源价格的强劲上行,将抬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并延缓中国发展的速度。自工业革命以来,能源和工业原材料等资源从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考虑。面对资源问题,不能仅仅从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上考虑问题,而不考虑国际政治的因素。

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坚定地支持资源价格猛涨背后存在国际政治因素的观点。他对《新财经》表示,他不愿意用“阴谋”这个词汇,但其中显然存在策略的因素。

杨帆说,美国运用弱势美元的政策,是有可能影响全球资源价格,并在其中谋求最大的战略利益的。西方“石油七姐妹”垄断了全球石油贸易,五大公司控制了国际农产品市场。垄断资本同政府政策的关系十分密切。

“早在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给白宫写了一份备忘录。他提出,美国要制订这样一种战略:阻止第三世界国家可能同美国争夺资源的工业化进程。”《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作者、青年学者杨斌对《新财经》说,“基辛格的对策是,推行经济全球化,以此推开美国资本进入第三世界的大门,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扭转到为美国市场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形成对美国的长期战略依赖的轨道上来。”

基辛格建议,把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巴西列为首要目标。当时没有对外开放的中国和前苏联不在其内。这份备忘录可以在美国国家图书馆解密档案中查到。

杨斌说,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基辛格备忘录的具体化。

当时,拉美国家大都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通胀剧烈、债务危机爆发的困境。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这个得到世界银行支持、后来被广泛应用的“改革规范药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社会影响日益广泛。

杨斌介绍说,1996年美国中情局特工彼得・施瓦茨出版了《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8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一大批专家,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的幕后活动,先千方百计迫使前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进而巧妙诱导其走上自杀性的改革道路。他还在书中透露,“前苏联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杨斌认为,施瓦茨所说的秘密战略,其实是“华盛顿共识”的精髓。而西方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也认为,那种主张通过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当时流行的国际“缓和”理论,明确提出“冷战”遏制政策效果不好,主张应利用经济利益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贸易、资金、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政策武器网络。

杨斌对《新财经》说,他自己没有对资源课题进行研究,所以无从判断资源价格目前的局势是否有西方大国战略起作用的因素。但他主张,在对待重大经济问题上,要超越单纯的经济思维和局部思维,考虑国家战略的因素。美、英等强国是最善于把国家战略与经济结合起来的。

他还指出,中国经济学者应该注意到西方经济学界日益广泛的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声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朱峰则表达了另外的看法。他对《新财经》说,没有发现有明显的政治因素作用于此次的资源价格,应该是市场供求的因素决定的。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西方的“和平演变主义”确有试图通过全球化进程、将中国拉入国际经济大家庭,使中国变成他们眼中“可对话”的、“更温和”的国家的意图。但当他们发现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正在迅速变得强大,有可能危及单极世界的格局时,“遏制中国”的声音就占了上风。但朱峰认为,遏制是无效的。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机制使得非市场因素的国际政治压力难以奏效,中国应该有更加全面的国家战略,更加有效地利用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市场机制,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

一些钢铁业分析师也认为,此次矿石价格的突然大幅度上涨,背后反映了十分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国钢铁业过低的集中度和相互间的恶性竞争,是造成国际矿业巨头大幅度提高铁矿石长期合同价格的主要原因。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院教授许中波对媒体表示,“当国外矿石生产企业看到:宝钢一吨铁矿石的进口价格是300多元人民币,武钢是400多元人民币,而许多其他钢铁厂的进口价格却是800多元甚至于1000多元的时候,他一定会涨价。这是中国的大企业和贸易商自己把价格哄抬上去的。”

2001年,中国从事铁矿石进口贸易的公司有173家,2003年增加到268家,到2004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变成了523家。

据媒体披露,这些公司在2004年竞相抬高铁矿石进口价格,于是,2004年铁矿石市场出现了这样的奇特现象:世界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国印度的铁矿石虽然品位远低于澳大利亚和巴西,但因为他们的矿石主要投放在现货市场,价格被抬到高于澳大利亚矿石约两倍的高度。与此同时,中国国产铁矿石价格也达到了这样的水平。2004年,中国铁矿石进口均价比2003年高出86.3%。

2003年以前,中国钢铁企业一直接受日本钢铁业代表谈判的铁矿石价格。2003年起,受国内14家大型钢铁企业推举,宝钢加入了谈判阵营。但直到2005年4月前,没有迹象表明宝钢加入谈判在实质上起到的作用。业内人士评价,中国钢铁业的联合程度不够,在谈判中的讲价能力就高不起来。

事实上,国内经济界对于资源涨价背后推动因素的争议,已经超越了单纯经济层面,而涉及到对当今国际政治格局的认识及采用什么样的国家发展战略等深层次问题。

资源价格迟滞中国经济发展

资源大幅涨价不仅使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还积聚着放大金融风险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预测报告说,由于从4月起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71.5%,中国钢铁业将因进口铁矿石增加成本200亿至300亿元人民币,占2004年全行业利润的20%至30%。

但实际情况是,处于上游的钢铁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并不会因为铁矿石的涨价承受太大的损失。据专家测算,铁矿石涨价71.5%,按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计算,每吨钢成本增加280元人民币。而在二季度,宝钢已经宣布,不同产品出厂价调高400~500元。其他钢铁企业也纷纷上调了产品价格。

对铁矿石涨价比较难受的是没有稳定的原料来源及生产低端的粗钢产品的中小钢铁企业。与此同时,钢铁价格的上涨将提高中下游产业的成本,这些产业则没有足够的转嫁成本的能力。有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认为,中国76%的上市公司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无论这一轮全球资源价格上涨的背后是否存在针对中国的“阴谋”或“策略”,国内外经济界人士发现,中国是其中受损最严重的经济体之一,而发达工业国所受的影响则相当微小。

“(资源的)大量进口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原材料经济的核心国家。”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专家威廉・C・曼恩说,“在基本商品中,中国在食品、能源和工业用品的消费方面已全面超越美国。”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是美国政府环境和资源事务的重要智库。

曼恩于今年2月16日发表的报告给出了这样一串数字:2004年,中国与美国在谷物消费上的比较是3.82亿吨对2.78亿吨;钢铁消费在2003年是2.58亿吨对1.04亿吨;煤炭是8亿吨对5.74亿吨;铜和铝的消费中国也是世界第一,而且同第二名的美国差距悬殊。尽管2004年石油消费上第二名中国与第一名的美国差距三倍,日均消费量为650万桶对2040万桶,但年增长率上,美国是15%,中国则快上一倍。

曼恩据此得出了“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强级经济强国”的结论。但一些中国的研究人员却认为,中国对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进口的高度依赖使得中国经济对国际资源市场的波动十分敏感,经济的安全性显得十分脆弱,从而为进一步的发展增添了变数。

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10日一篇题为《美国经济以高效率对抗高油价》的报道说,“近来原油价格屡屡创出新高,分析师也认为油价还将进一步上扬。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却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抵抗能力。”文章说, 2004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强劲增长了3.8%,是发达工业国中的最好水平。

《华尔街日报》分析,美国本土“化工、钢铁等对石油有大量需求的行业已经变得更加有效率,其中采取的措施包括将更多的业务外包到海外,或是转移到石油和天然气较为便宜的地方。这些行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正在缩小,而其他像软件、金融服务等与能源关系不大的行业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Global Insight政治风险研究主管Jan Randolph 在回答《新财经》提问时说,理论上讲,在能源价格越来越高时,对能源比较依赖的经济体的GDP增长会出现一个拐点,并且导致一定的恶果:例如GDP增长突然减速甚至出现衰退。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尽管2004年油价上涨了1/3,并且在2005年也有同样的涨幅,但对美国经济的增长却影响颇小(大多数学者都预测影响会介于0.3%到0.5%之间,而且都低于1%)。这是为什么呢?

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全球和国内经济强劲增长的背景下,经济体可以很好地消化能源价格上涨的负面效应。由中美两国共同推动的全球经济增长在2004年达到了20年来的新高,而且2005年的增长仍然强劲。总的来说,油价上涨的主要影响是会吞噬企业的毛利率。然而,美国企业的盈利水平和资产质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过度投资”造成的损害中恢复过来了。这种恢复主要得益于长期低利率带来的发债和再融资成本的大大降低。直到2004年6月,联储的利率一直维持在1%。考虑到美国企业强有力的盈利能力,它们可以很好地吸收高油价的冲击。当然,美元贬值也对它们开拓国际业务大有帮助。

Randolph还解释了美国之所以拥有较强的抵御资源价格上涨能力的另一个原因。他说,“相比其他工业国家,美国手里有自己的‘王牌’:原油在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进行交易,因此,美国当局――如果他们愿意――可以通过积极的货币扩张来改变自己的币值和购买力。”Global Insight是全球最权威的经济和金融预测机构之一。

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估计,高油价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有限,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资源匮乏的贫困国家来说,原材料价格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强烈得多。该组织称,原材料价格冲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影响的不对称性高达10倍以上。

瑞士银行(UBS AG)的一项研究说,如果原油平均价格连续12个月在每桶55美元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约0.9个百分点,尽管可能是亚洲经济体中受影响最小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同意在新兴工业国中,中国受高资源价格影响较小的说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帆指出,资源价格的高企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特别大的。他对《新财经》说,已经持续两年多的全球资源价格上涨势头是近二十年少见的。仅以2月份情况看,农产品上涨7.11%,是十年间最大的单月涨幅;能源期货上涨7.84%,谷物期货升16.12%,工业原料升10.08%,都是十多年来没有过的。如果从2004年算起,至今石油上涨73%,铜价上涨39%,棉花上涨70%,大豆上涨112%,玉米上涨76%,创了二十年来的最高纪录。

张帆教授指出,在新兴工业国家中,中国的资源进口依赖度高于很多经济体,资源价格的上涨将带动制造业成本的上升。

张帆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存度达GDP的60%以上,远高于另一个大的新兴工业国印度的水平。在全球3000亿美元的贸易增长量中,中国约占了50%。由于市场在外面,提高的成本很难传导到工业制成品价格上,只能带来中国企业大量的利润损失。所以,高企的资源价格对中国经济形成了真正的打击。

他分析,资源价格的迅猛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将给中国带来输入型通胀,增加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压力;二是造成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楼价、车价和食品价格上涨将挤压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预计负利率仍将延续,而据有关调查,国内民工收入水平已经有十年没有上升过了。这些情况对启动内需十分不利;第三,靠价格竞争提高出口的国内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第四,汽车、钢铁、建筑三大支柱产业受资源价格上涨的影响严重,造成经济增长放缓的连锁反应。

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三个产业也是美国的支柱产业。汽车业每增加1个人就业,可带动配套产业10个人就业。支柱产业一旦受损,其影响可见一斑。

张帆和杨帆教授都表示,可以预见,这次资源涨价风波将吞噬相当大一批中国制造企业的利润,形成他们难以抵御的风险,从而造成大批企业严重亏损甚至倒闭。

经济学家还提醒,在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的作用下,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正在加大。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的6位博士生组成的“经济聊斋”研究组合指出,目前看来,输入型通胀带给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压力非常明显:从石油进口价格上涨到燃料价格上涨,已经给我国的CPI带来持续向上的压力;从钢材到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消化能力被掩饰了,但价格上涨的负担最终转化到了中国的普通购房者身上;从农产品进口价格上涨到CPI上升的渠道已经基本结束;从生产资料价格到生活资料价格的渠道似乎出现了时滞,可能是生活资料的供给普遍过剩,价格无法传递到最终产品,侵蚀企业的利润边界,企业的财务状况可能会持续恶化,银行部门的呆坏账可能持续上升,从而由原材料价格上涨最终累积为银行部门的金融风险。

近段时间以来,西方主流媒体频频发出这样的抱怨: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对原油和大宗工业原料需求增长得太猛了,以致西方世界也不得不承受资源价格上涨的折磨。这一观点也受到中国经济学家反驳。

“经济聊斋”的6位博士,认为原材料价格上涨引起全球对经济滞胀的担心,国际声讨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需求动力中,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中国背负了骂名,却没有得到实际收益。

张帆则列举了这样的事实:中国从国际市场高价进口铁矿石,再向国际市场出口的钢坯、钢锭等初级产品,那么,1吨钢材初级产品赚多少钱呢?出口利润只有100元人民币,厂家的利润主要来源是13%的出口退税。他说:这是把污染留给了自己,赚了国内纳税人的钱。

事实上,《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也承认,中国对资源需求的迅猛增长,相当部分是发达国家产业外包带来的。

国内外经济界普遍估计,由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国拉动的本轮世界经济增长将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有人预计将是十到十五年。在这种背景下,全球资源需求也将持续增长。经济学家认为,资源的争夺不仅出现在新兴工业国与发达工业国之间,新兴工业国之间的资源争夺会更为激烈。

中国经济学界有一种普遍的担心:日益增长的资源压力将使得中国以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

“碰上资源的硬约束,喊了很多年却一直成效不显著的经济结构调整现在不得不进行了。”杨帆说。

(张伟、高永宏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华盛顿共识”及其挑战

文/ 赵晓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对“华盛顿共识”的思想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 “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20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近年来,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悲情中航油

文/高永宏

一手造就了中航油(新加坡)的陈久霖,在惨败的方式上颇有点像这个故事:

在巴黎,一个贫穷而志向远大的青年与富家小姐相爱了,两人决定私奔。然而,他们微薄的积蓄并不能支持他们跑多远,于是,青年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法子:去。他决定每次押一法郎,如果赢了就继续押一法郎,如果输了就押两法郎,再输了接着押四法郎……以此类推,每次总能赢一法郎。然而,在赢了几块钱后,青年很快就由于赌注不足而迅速地输了个精光。

这个故事最值得注意的最少有两点:1,看似完美的交易模型有致命的漏洞:可供支配的资源是有限的;2,过分低估了输的概率,尤其是当有人为因素存在之时――譬如庄家可能的操纵。

尽管有无数的批评之音,陈久霖还是有其过人之处。怀揣着20多万美元赴新加坡的他并不是靠吹牛造就了一个风光无限的上市公司,并因此成为年薪一度超过2000万的打工皇帝的。然而危险的种子就在此刻埋下,他开始进行石油期权交易,而且目标并不是套期保值,而是为了谋取暴利。在中航油2003年的年报中,我们可以发现“投资”收入占68%,而主营业务只占32%。

从事后来看,陈久霖在中航油所从事的期权交易是卖出自己不持有货品的看涨期权(selling naked call)――这是一种纯粹的投机易。在这种交易下,中航油可以迅速获取出卖该期权所得的现金受益,而从中航油这里买入期权者则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在到期之前随时以执行价格买入相应数量的石油。因此,可以预期的市场结果是:如果市场价格下跌或是涨幅不大,中航油可以非常高兴地获得全部或是部分收益;但如果市场出现巨幅波动,则可能出现巨大的亏损。举个例子:如果中航油在油价30美元/桶时这样卖空石油,它可以迅速获得大约1~2美元/桶的现金收入。但一旦油价开始大幅攀高,它就开始承受损失:如果油价上涨到40美元,它的损失就高达8~9美元/桶,油价越高,损失越大。

据说在中航油内部有一个固执的观点:油价会在30美元附近稳定的波动。这种观点在2003年让中航油从期权交易中获利颇丰,但在2004年国际油价启动的时候,这种观点极其危险:一旦短期平衡被打破,则建立另一个平衡的过程是极其漫长的,而且这时的趋势会有某些自我加强的特质――索罗斯所强调并命名的“反身性”(reflexivity)。例如,油价上涨的预期达到某个临界点――出于对未来的考虑,大家开始比在平衡时期更为积极地建立库存――需求推动油价进一步上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需求,投机集团开始囤积――油价进一步上涨 …… 直到有强大的外部力量或是内部力量使得这一趋势发生反转或是达到另一个短期平衡。

显然,陈久霖并没有把握住这一趋势,并开始逐渐加大自己的空头头寸对抗这一强大的趋势:3月平仓赔580万美元,6月平仓赔3500万美元,10月平仓赔1.8亿美元,结果最后卖空达到了惊人的5000万桶,损失超过了5.5亿美元。中航油被迫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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