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的黄埔军校《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附图》

在笔者所收藏黄埔军校教程中，开本最大的当属8开本《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附图》（以下简称《附图》），横27厘米，纵34厘米，精装彩印，计70页。民国二十四（1935）年十二月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印行。虽然《附图》落款是成都分校，亦未说明版次，但黄埔军校史料佐证是再版，而初版源于南京本校。自黄埔军校迁址南京后，随着世界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现代战斗形式已呈现出诸多变化，传统合同战斗逐渐向联合战斗层次发展， 中央军校便聘请德国顾问对学生进行德式军事教育，且于1933年出版了著名的《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32开本）与《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附图》（8开本），两本合成教程为学生之用，因两书开本相差悬殊，携带存放多有不便，经数十年历史变迁，如今已是前者易寻，后者难觅。

《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专著为吴光杰、刘家合译，译自德国国防部1921-1923年公布的《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及1931年德国军校及军队的教本。内容有：指挥及其手段、航空队及军骑兵、搜索及警戒、行军、宿营及露营、遭遇战及攻击动作、追击、战斗中止、阵地攻击、防御、特种情形下之战斗等等。论述了联合兵种作战是指两个以上的军种，按照总的企图和统一计划，在联合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共同进行的作战，是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主要作战形式；而合同作战是指以一个军种或兵种为主，由其他军兵种直接配合进行的作战，是机械化战争条件下的主要作战形式。这是完全德国化的讲究集中优势兵力，快速进攻的方法，注重在战斗中发现有利战机并及时扩大战果，掌握战斗主动权。以优胜劣，一举取胜，这并不太适合当时中国军队实情。但其中也有一些思想，如防御战中的持久抵抗思想，保存力量避免硬拼的方法，仍不失为以劣势对抗优势的有效战法，后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无参考作用。

该书合译者吴光杰、刘家都是军事译著家，为我国早期的军事理论教育，作了开创性的工作；此二人分别是黄埔军校、陆军大学的知名教官。吴光杰（1886～1970），字霖泉，安徽肥东人。保定陆军幼年学校、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民国元年（1912年），由陆军部保送德国柏林炮校学习8年，学成回国先后任吴淞陆军军官教导团教育长，黄埔军校编译处处长、训练部总监、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在黄埔军校期间，主讲战术指挥与德国战术等，译著有《德国军事教程》《德国军事调查记》《国防知识》《第二次欧洲大战史》《太平洋大战史》《英汉军语字典》等。刘家（1884--1946），字仙舫，汉阳人，清末举人。曾读于两湖书院，留学德国习兵工。辛亥起义时回国，曾任施鹤安抚使，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军工局长，汉口市政局局长，后任陆军大学教官，其间翻译德、法文军事书籍，为陆军大学等军校编撰教材，译著《德国兵役法》《机动部队指挥》等。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概述

一、成都分校缘起

1934年秋，川军将领刘湘赴南京与中央政府达成协议：中央政府支持刘湘统一四川军政，并向川军补助饷款械弹；刘湘则同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指导监督军务。1934年12月19日，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参谋团正副主任，率参谋团一行二百余人启程入川。1935年1月12日，参谋团抵达重庆。

为控制和削弱川军，让参谋团着手整顿。首先是缩编，各军师一律按现额缩减1/3，军费一律减发1/3，由此川军各军确立了新编制。1935年8月整编之后，又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川军营长以上军官多被调训，训练中要求各级军官“拥护领袖，复兴民族，忠党爱国”；还亲自找旅长以上军官谈话，以示慰勉。同时，为了安置编余军官和局势发展需要，于是年10月，在成都北校场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简称“成分校”），作为转业安置训练，成分校共开办两期。至1938年11月，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迁址成都北校场，成分校即告结束。

二、校本部北校场

明、清时代，成都城内就有东、南、西、北四个校场，供驻军演武操练之需。而北校场地位较其它三个较场重要。北校场，位于成都今青羊区内，原西、北两边靠城墙，东接洛阳路北口，南接江汉路和昆明路北口。沿城边约三十米处有护城河，再外延百米则是锦江支流（即北门大河）。在清末、民初时，其规模尚不算大，直至1935年开办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始，范围逐步扩张，把古五担山亦划入校址之内，附近五街皆易新名，原苦竹林街改名江汉路，丰豫仓街改名昆明路，观音堂街改名黄埔路，武担山街改名洛阳路，武备街（又名止戈里）改名白下路。

校场本是清代较射演武之所，乡试武闱设此，亦驻军队。满清末年创建新军，先后在北校场办过四川武备学堂、陆军小学、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陆军测绘堂。原川军将领均在此受过军事训练，如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刘湘、杨森、王缵绪、贺国光、李家钰等。

成分校开办时，专门成立了一个建筑委员会，由副主任彭武扬负责。所有校舍的修建，都是由一个美国人承包的，人称“苏洋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成都话。迫于工期，为早日开学，校舍是利用北、南、西三个校场原有营房扩建的。直到学员入校，不但课堂都是临时搭的篾棚，还有一千多人住的帐幕。

深知重视军事教育，讲究制式教练，校务会议决定在北校场兴建一个大操场，占地300余亩，能容一个师的阅兵、举行分列式。在大操场西边还修了一个战斗射击场，修建这个射击场，是成都分校的一个队长负责设计、指导施工，他是仿照英国陆军演习场设计的，但只有标识散兵活动的各种活动靶，并无进行战斗活动的各种地形、地物的设备，故实际只能是个活动靶场。这个队长名叫龚愚（1907-1976），贵州婺川人。黄埔军校6期生，先后毕业于英国皇家军官学校和炮兵学校，留英期间即注意到英国军事院校十分重视师生的实战演习训练。1941年冬，龚离任炮兵55团团长后，主办贵州扎佐陆军演习场，其规模宏大，地跨今修文、白云、息烽等县（区）；西起修文县城，东经阳明洞、马家桥至扎佐，北起息烽县城和九庄，南达白云区麦架；成为抗战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陆军训练基地。众教官在此学习西方训练军队的先进经验，着力改进中国的军政工作，为中国抗战训练了大批陆军将士。

《四川通志・城池》记载：成都城墙“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计四千一十四丈，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垛口五千五百三十八，镝楼四，堆房十一，门四”。成分校面南背北，紧靠城墙，为了演习进出方便，在背北的城墙开了一道城门，门洞呈拱形，门洞的长度为城墙的厚度，五米有余。成分校主任李明灏为此门题名“存正门”，取正气长存之意，亦寓蒋校长名“中正”； 副主任彭武扬则撰文“存正门命名记”； 中校秘书贺鹏武也乘机作诗一首。三人之题、文、诗，皆以石镌刻嵌于城门洞处。门外有一道小石桥，题名“文白”桥（文白是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别号）。北校场东院建有军医院，东、西院之间面对大门修了一座观礼台取名为“中正堂”，堂前有一讲台，来校训话和军校平时集合训话都在此建筑前。

三、组织和人事

成分校校长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校长兼；教育长张治中。成分校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总揽全校教育行政，负责校务。下设教育、政训、经理、军医四科（后改处），一个秘书室（后改科），军乐一队，卫兵一连（后扩充为练习营）。

主任李明灏（湖南醴陵人，保定军校9期、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副主任彭武扬（江西萍乡人，保定军校1期），马嗣良（四川绵竹人，陆军大学5期毕业，曾任刘湘军官教育团教育长）。教育科长李亚芬（湖北黄安人，保定军校6期毕业），教育科下设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5个组，每组设主任教官1人，教官若干人。战术组在主任教官之下，又设首席教官1人，还有技术（劈刺体操）1组，设教官2人，助教若干人。政训科长任觉五（四川灌县人，黄埔4期，复兴社重要骨干）。政训科下设两组：政治教育组，设主任教官1人，政治教官若干；训导教育组，设训育主任1人，训育员若干人。

各科讲授师资，均有国内外专家，特别是土木、交通两班的教官中外国留学者居多。各班学习课程不胜枚举，仅以交通训练班通讯大队为例：学科有电学大纲，有线、无线电学，内燃机学，一般和专业英语等。操作有无线、有线电收发报机，电线高空架设，手旗通讯，回光通讯，信鸽等；特别是中、英文符号的手发、耳闻、目睹要达成上机快速、准确，均非短期可能精通；同时还要学习军事、政治等。其他各班均有相应的课程和技术操作等。

军校人事安排有两大特点：一是愈接近基层、直接掌握学员的队职官，多为黄埔生。二是形成重校别、讲排行、论班辈的体系。大队长多数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少数是黄埔军校1期生。大队附及队长多数是黄埔4期前毕业生，少数是日本士官生及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的。队附和区队长多由中央军校5至9期生担任，余为中央军校高教班、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者。

训练学科：分设军官、团警、交通、土木工程4个训练班。每一训练班下设大队、队、区队。学员入校后，先经3个月一般教育，然后甄别分科。1、2两期共有军官班2个大队，6个队。团警班1个大队，5个队。交通班设车务2个大队，6个队；驾驶2个大队，6个队；通讯1个大队，2个队；汽车修理1个队。土木班2个大队，6个队，每队有3个区队。第2大队包括一个40余人的屯垦队，系在凉山地区招收的彝族学员，他们均系彝族头人子弟，毕业后回原地担任要职。全校学员总计6000余人，均系同时由校方甄选，分先后两期入校。

其情况，主任李明灏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第一、二期同学录》序言中详有叙述：“乙亥秋奉命筹备成都陆军分校，草之始，百度艰难，先于城之西北隅，觅得陆军小学、武备学校故地，荒废已久，蓬蒿没人，尽败瓦颓垣，略存其想像，乃鸠工庀材，分修理、建筑两部分逐次进行，阅四月始得旧者新之，就川黔中所保送之编余军官中甄别能否，前后得六千人，区之为一、二期各占其数甄取之半数，先期入者居修理部分，以为新者少计日程，功而以二期居之，种种牵特工固之久不就，继于校之隙地，围以芦藩，支帐幕，为暂时起居讲习之所，……未几一般军事训练以次第完业，组成军官、团警、交通、土木四班，班之名额以需要多寡而厘定之。学科既分，课程亦异，非有专长者董其事，不足启发其心思，增进其实力，而徵集教材，网罗人士，有非一蹴所可竞事，此余之日夕惶惶而不能自己也。所幸诸同学艰苦卓绝，终日孜孜，不以幕天席地为苦，不以风蚀雨欺为忧，怡怡然如心有所得而安之若素者，余之终日惶惶者转而涣然也……”

当时以校舍初建，分期入校学习情况，于上述李之序言中概可见其端倪。此外，附属机构有：教育科之器材室、军械库、印刷所等，政训科之《党军日报》社，军医科之医院。

四、开学典礼及毕业分发

1935年10月，成都分校第1期学员正式入学。翌年3月31日，校长飞抵成都，住进北校场校本部。次日，学校隆重举行阅兵式暨开学典礼。学员们提前早餐，全体穿上新发的黄呢军服和黄色钉底翻毛皮鞋，黄呢绑腿，戴白手套，集合整队开赴阅兵场，按规定次序由西东站排横队。上午9时，校长在李明灏主任及校务委员刘湘和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等十余人陪同下，走上阅兵台主持阅兵分列式。阅兵结束，校长和陪阅人员离去后，受阅各队即分别带回驻地。下午2时，大家又齐集“中正堂”举行开学典礼。在李明灏作了简短报告筹办成分校经过后，蒋校长开始训话，大意是：成分校1、2期的学员均是受过军事教育、带过兵、作过战的川军骨干，是整军编余下来的军官。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开办分校对学员们进行转业训练，要大家发扬黄埔精神，建设国家，要牢记校训“亲爱精诚”等。那次住宿在北较场十余天，其间他对在校学员进行过两次“精神讲话”，反复强调：“立正时，要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猛虎袭于后而心不惊，做到‘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然后就可以以不变就万变了。”蒋时常检查学员寝室和内务，还进行过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演习。

第一期学员是1935年10月入校，按学校教育计划，各科受训时间均为1年，于1936年10月如期毕业。第2期学员是1936年3月入校，按教育计划应于1937年3月毕业，当时因遇两种情况，各延期3个月，故于1937年10月毕业。第一次延期，是1937年3月至6月，“西安事变”后，决定将第2期学员毕业后全部安置四川。但刘湘不愿接收，软拖硬抗，拖延时间；第二次延期，是因“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决定将原本毕业后分派地方工作的2期在校学员中土木班之第2大队、交通班之车务第2大队和通讯2队，改编成军官班之第3、第4两个大队，全部停止原学习之专业，延期3个月加强军事训练。

第1、2期军官、团警班的毕业学员，由重庆行营统一分派。军官班1期学员分派川军部队，2期学员分派抗战前线部队；团警班分派保安总队、警察局。1期土木、交通两班学员分派湘黔、成渝、浙赣、陇海、京沪等铁路部门和川黔两省公路局。2期驾驶大队学员，大部分派交通2团，以后参加了滇缅路抗战。1期原分派京沪、陇海的学员，因铁道、公路为日军占领，他们中有的参加前线部队抗战，有的进入步兵、工兵专科学校、陆军大学参谋班等深造。

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1、2期学员1000余人，于1937年9月18日，在成都外东九眼桥乘木船赴渝，在重庆行营分派武汉、南京，到达之后再分发各部队。当时军官大队400余名同学于抵渝之第3日，即奉命乘轮直航南京听候分派，甫抵南京之第2日，即分派到上海郊区之第10军第1师（师长梁华盛）、第20军（军长杨森）及第1军1师（胡宗南部）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