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活页簿(Ⅲ)

现代主义的哲学《神曲》

【地狱篇】：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无神论者的世界。设定神的缺席，人与人之间构成的世界成为地狱。“人-神关系”被割断，剩下的是“人-人”关系。神不在，人以其“自我意识”来确定其主体性。而萨特敏锐地感觉到所谓“自我”根本无法孤立地存在，“自我意识”乃是由“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所确定，而任何“他者”都构成对“自我”的制约和捆绑，“他者”肆无忌惮地侵入“自我”的内室和深处，主体的自由乃是“他者”幽灵的假面舞会。故而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

【炼狱篇】：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比起巴黎左岸咖啡馆来，黑森州的农田和树林要安宁、温和得多。举目四顾，唯见天空苍茫、大地金黄、山峦青黛，六合之外，尚在未知之中。天地神人，若有若无。未见地狱，亦难觅天堂。设若远足林间，或有空地，清风徐来，聊生澄明之慨。海德格尔实际上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瞩目于现象，未加论断。众生皆操劳，难免烦忙，倚锄闲谈，时间沉沦，如此而已。既非罪孽，亦无拯救。

【天堂篇】：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卡尔・巴特并未描述天堂，但他揭示了天国的一些秘密。在传统教会逐步蜕变为劝人行善的慈善机构之际，卡尔・巴特重提《罗马书》中关于“因信称义”的教导，提醒人们回到真理的路上。然而，通往天国的道路是狭窄的，上帝的恩典的昂贵的。而靠着人自身努力所能赚来的恩典，是廉价的；人群熙熙攘攘的阳关大道是通向罗马的那个死灭之城的道路。救恩并非皆大欢喜的游乐场。在俯瞰昏暗大地和幽冥深渊的晕眩之际，在巨大的恐惧与战兢中，得救存焉。真理之光照亮了充满盼望的前路。“福音得以在这一无所有的坑穴里显现出来。”

关于尼采

从根本上说，尼采是轻狂和混乱的，甚至可笑的。可是，在现代哲学家中，他又几乎是最深刻、最有力、最清晰、最严肃，甚至是最\挚的一位。尼采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对伪善的道德和虚弱的生命的批判是前所未有的和入木三分的。他是一个彻底的“偶像破坏者”。然而，他的轻率之处在于，他将自己所批判的称之为“基督教”。他发明了一个“基督教”供自己批判。然而，他与其说是关于神的批判，不如说是关于人的批判。

尼采在论及教会、圣保罗以及旧约律法的时候，通篇恶语相向，像个网络上的鸡血愤青。可是，在论到福音书和耶稣的时候，那些恶语奇怪地消失了，他的表述变得清晰、合理、善解人意起来，甚至还有几分可疑的温柔。在许多地方，他对福音书和耶稣的洞察和领悟，远超大多数牧师。但他最终乃是要将耶稣修改成他所需要的样子。

向尼采致敬

尼采将理性的逻辑推到了极致，推向了崩溃。在此终末的悬崖边缘，带来的是“晕眩”和“畏”。很少有人能在那里伫立。真正伟大的思想家，都将抵达那里。那里是人的能力所能抵达的极限。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乃是在尝试人的精神能力能够走多远。他们身体力行。卡夫卡到过那个地方，他看到了荒诞和虚无的迷雾；克尔凯郭尔到过那个地方，他看到了恐惧与颤栗；鲁迅曾经到达过那里，他看到了黑暗和空虚，像一场噩梦，但他无法忍受，就退回到庸常的生活世界，跟他人别苗头。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他们抵达了危险之地，并将危险展示出来，让我们看到了拯救。我向他们致敬。然而，需要诉诸信仰，方可越过深渊，抵达彼岸。这乃是诉诸信靠的临渊一跃的意志和勇气。

关于弗洛伊德

没有比弗洛伊德更严肃、更正经的精神分析学家了，相比之下，他的后学及其大量的精神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简直就是“色情狂”，尽管他们几乎从不提及“性”。

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无意识”结构的天才而又大胆的猜想，有着深厚的神学背景。在谈论作为精神分析家的弗洛伊德的时候，不要忘记他同时还是一位犹太人。他以一种近乎“本能”的方式，注意到其民族的精神特质。犹太人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或隐或显的神学气质。他在《摩西与一神教》彰显了这一气质。

本雅明与朔勒姆

在大多数学者眼里，瓦尔特・本雅明的思想华丽缥缈而又杂乱晦涩，尤其是其关涉“灵韵”“土星气质”“小矮人”“天使”“暴力”“救赎”等方面的内容，更是神秘莫解。不错，本雅明的思想却有其晦涩之处，这种特质甚至是其思想之迷人光彩的来源。但他的思想并不深刻。而且，其思想之神秘性也并非其原创。本雅明思想中的神秘主义部分主要来自他的朋友朔勒姆。在中国学者眼里，朔勒姆只不过是一个本雅明专家而已（是他将本雅明的遗著编辑出版）。他们纠缠于本雅明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时髦人物之间的关系，当然可以解释本雅明的社会政治思想（但本雅明的这些思想并无多少精彩之处），但始终无法理解本雅明思想中的晦暗部分。青年朔勒姆是当时犹太神秘主义卡巴拉运动中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卡巴拉运动则又是近代以来日益兴盛的诺斯替主义思潮的犹太分支。在思想史上，朔勒姆比本雅明重要得多。是朔勒姆影响了本雅明，而不是相反。要解开本雅明思想中的神秘主义之谜，先得去了解朔勒姆。

关于《圣经》

对于读书人来说，《圣经》是一部人人都以为自己读过的书，基督教是一种人人都以为自己很了解的宗教。但是，《圣经》必须通读，必须通读至少一遍，才可以说读过和了解。不可以只选读几个篇章，或读几个圣经故事，或看几部神学著作来了解《圣经》。

圣经是一部完整的书，一部讲述从亚当到耶稣的完整的故事。所以必须通读，才可以明白故事的来龙去脉、发展过程和诸多细节。你不可能只通过故事梗概，或只看几篇诗，几段宝玉和黛玉的对话，或是看几篇红学论文，就可以宣称自己很懂《红楼梦》。

人写的书尚且如此，何况是神写的书。

撒旦的成功学

撒旦，它经常化身为蛇，或驱使蛇，如《阿拉丁》里的那个法师，来诱惑或掌控人。耍蛇是它们的密宗。连神的儿子耶稣也曾遇见这样的试探。撒旦带耶稣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并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因为经上记着：‘要拜主-你的上帝，惟独事奉他。’”

今天，世人依旧经常遇见这样的试探，尤其是那些有能力的人，渴慕荣华富贵和成功的人。面对撒旦的成功学试探，人凭着自身的意志力，是很难敌挡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尽可能地避开这种试探。在主祷文中有一句：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哲学是神学的替代品

哲学是关于知识真理的，是关于智慧的。在无神论的背景下，它是神学的仿制品和替代品。哲学以为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精神领域的疑难，但悖谬的是，它从一开始就陷入难以自拔的悖论当中。悖论是哲学的起点，同时又是它难以跨越的终点。不过，在真理的知识论范围内，它是人的思维和逻辑的演练。它内在地模拟真理和道，模拟通向真理之路，试图在没有神的带领的情况下抵达神的真理。虽然不可能，但毕竟离真理只有一步之遥。尼采从反面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评价作为哲学巅峰的德国古典哲学时，指出：“新教牧师是德国哲学的鼻祖；新教本身也是后者的原初含义。……康德的成功仅仅意味着神学的成功。”（《敌基督》10）哲学将人的智慧和逻辑推到尽头，而知识真理在其尽头，便是信仰的起点。所以，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10）

“信达雅”

和合本《圣经》是翻译的典范，也是“信达雅”的完美体现。

信是信靠；达是跟随；雅是尊荣。

真善美与信望爱

真善美是表征。信望爱是真善美的源泉，又是其目标。

没有信靠就没有真；没有盼望就没有善；没有仁爱就没有美。

狂乱的国家主义之梦

纳粹主义是德国南部农民的一场白日梦，他们梦见了中世纪日耳曼骑士，神圣罗马帝国的旗帜。科隆、吕贝克、汉堡、不来梅等“汉萨同盟”的自由市以及威玛共和国的市民阶层，有现代世界公民意识，他们不会做这种梦，但他们打算乐观其成，在农民骑士们横扫欧陆时，顺便捞点好处。希特勒用中世纪的梦想和现代生活的实惠，代表了广大德意志人民的根本利益。

俄罗斯文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界的科莫多巨蜥。这个濒临灭绝的远古生物，走过十九世纪的精神草地，拖着长长的、令人不适的思想涎液。相比之下，托尔斯泰不过是一头性情有些乖戾的犀牛而已。至于屠格涅夫，他则要归于植物类，阔叶林不落叶乔木，可以遮阳避暑，说不定还有结些酸涩果子。吃吃无妨。契诃夫是柴犬，体型小，外表温顺，其实很凶。至于罗曼・罗兰这种草本植物，蓬蓬勃勃，蔚为壮观，秋天一到，也就枯黄了。收割回去，也不经烧。

被囚禁的字

我曾得到的一本革命歌谱，这在1970年代初期，是一个巨大的收获。那歌谱没有封面，内页纸质粗糙，可见当年造纸工艺之粗劣。这些纸显然是废旧书报回收之后，捣烂再加工而成，有一些没有捣得特别烂，还残存有原书碎片，上面甚至还有原书的文字。在那些革命歌曲中，间或可见原书文字的残片夹杂其中。在歌词“朝阳”两个字之间的稍上方，就有一个斜着的“B”字，而且是繁体。很显然，原书比较老旧。“朝”的“月”字旁就印在斜着的“B”字下面的勾上，看上去就象是钩子钩住了月亮。我被这个闯入的字所吸引――这个繁体的、来自可能是旧时代的“B”，陷入了红色的沼泽地，革命抓住了它，并要将它化作革命颂歌的一部分，可是，它却侥幸地存留下来了，保持着陈旧的样子，挣扎着漂浮在简体的、热烈的词汇和乐符之间，突兀而又孤单。我感到有一个格格不入的东西存在，并且悄悄地渗透到我的意识中。这个像是污渍一般的陈旧符号，似乎暗含着某种不可见的危险，让眼前的世界变得不安起来。我很想知道这“B”出自何处，很想猜透原书的内容。这个“B”的上下文是什么呢？它是出现在一本什么样的书中？诗集吗？词典吗？鸟类学文献吗？它会组织出一个什么样的句段呢？

母亲隐喻

在极度重视家庭伦理的古代中国社会中，“母亲”形象至关重要。母亲固然是慈爱的化身，她常常在灯下缝缝补补。慈母手中线，是脐带的替代性的补充，牢牢缝补着随时可能破碎的母子关系。编织和刺绣，是女人天生的才能，也是母性的象征。孟子的母亲以“断机杼”的方式，来抗议儿子的不肖，也就说公开宣告对母性的剔除和抛弃，中断母亲的义务，表达对儿子的不满。至于英雄岳飞的母亲，她的职责更为广泛。除了履行母亲的职责――养育和教导――之外，她还同时承担了父亲的使命，为儿子文身，铭刻诫命，提醒他成为父亲式的男人。母亲以其特有的方式，替代了父亲，填充了父亲位置的阙如。

文学的空间表达

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始祖之一，是一位建筑师。在人类尚未学会阅读、书写和绘画时，就已经开始建筑。建筑师与文学家有着同样的梦想，构建人类安居的处所，肉身的、心灵的。一个使用物质材料（石头、砖木、混凝土、钢铁等），一个使用语言材料（字符、语句、隐喻、象征等），构建一个“空间”装置――建筑物或文学文本。建筑物或文学文本，都承载着人类的欲望、理性和梦想，是人类精神的外在表征。文学与建筑在表达“存在”的空间经验方面，有着极大的同构性。

但丁《神曲》在空间上模拟巴别塔结构，表达了一种“上与下”的空间关系。它是中世纪末期精神空间的外在表征。而更晚一些时候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则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梦想，它以巴洛克式的繁杂和重复性，向平面的四周展开，表达了一种“远与近”的空间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空间梦想，同时也是对但丁时代的垂直性的空间关系的讽喻性的解构。卡夫卡的《地洞》则可视作现代主义背景下的空间隐喻。一般而言，哥特式空间是一种深度空间，无论是雨果笔下的钟楼还是爱伦・坡笔下的大洋漩涡，实际上都是深渊的另一种形式。但哥特式的垂直性的空间关系，在卡夫卡那里被改造为“内与外”的关系，其纵深不可测度，直到无意识的幽深处。

关于钱锺书

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就是一个古典文化瓦解的历史。接二连三的“武革”和“”，古典文化早已支离破碎，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在道德系谱方面，还是在日常伦理方面，都是如此。“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古典文化的黄钟早已喑哑，而且破碎。钱锺书当然比我们更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而他所致力的，乃是搜罗那些破碎不堪的残片。他深知自己无力重铸黄钟大吕。甚至，任何重铸，都难免自欺欺人。惟有聚拢那些碎片，并默存之。他称自己所做的无非“管窥锥指”。钱锺书的喑哑、默然，乃是深谙古典文化困境的正确态度。相比之下，而我们这些现代人，无非是那些轰鸣的瓦釜。抱怨钱没有建立宏大体系，也没有表彰深邃思想，这是瓦釜的想法。在当今世界，轰鸣的只能是瓦釜。而以为钱锺书的“管窥锥指”之作是黄钟大吕之声，同样也是瓦釜的想法。这个时代的人们，耳朵早已丧失了辨音识律的能力了。钱锺书瞩目于那些陈旧的破碎之物，并安居于此，仿佛收藏癖者安居于堆满旧物事的斗室。大时代的轰鸣与他并不相干。

庆典上忽然而至的哀哭

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70周年庆典上，哲学家陈家琪先生在发言时，突然流泪哀哭。在这样一个众人欢庆的典礼上，哀哭是不合时宜的。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哀哭之声，显示出这位老学者不同一般的精神特质。

庆典的主题是“技术时代与人文科学”，人文学者针对技术时代提出了自己的批判性的意见，但在我看来，这一切的批判，都与这一声哀哭无法相比。且不说人文学者的批判性越来越苍白无力，即便是真实的批判性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流于学院学术的批判惯性，徒有姿态。技术时代，世界已经成为机械的世界，而哲学以及整个人文科学，早已成为技术时代手上的老茧，它的麻木和冷漠，在学院的知识生产机器上欢歌。今天的哲学，既不刺激世界，也不安慰世界。尽管我们学院同时成立了心理学系，好像打算加入抚慰世界、疗治世界的行列，但听不到哀哭的声音，心理的世界仍是一派死寂。

哀哭是真正的批判的开始，是打破精神麻木的声音铁锤。它是置身于精神暗夜的无名的忧愁，它是面临人性深渊的惊惶的一瞥。哀哭唤醒业已死灭的情感，它向那个坚硬的技术时代展现了内心的软弱，并要以这种软弱，显示出与这个世代判然有别。这是批判的第一步。它借以提醒我们，若是没有这种分别，你的批判便是这无情世界的调味品，必将随着世界一道，向着人性的深渊沉沦。因为哀恸，我们才得以挣扎着摆脱这个败坏世代的捆绑，并生出新的盼望。“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