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格林:税制改革需避免拉大贫富差距

一则名为《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的文章，此前一段时间曾刷爆微信朋友圈。文章称，“一边是高铁飞驰、高楼林立的北上广深，一边是软件中混沌沉沦的农村。两个如黑白一样对称的板块，正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真实的中国”。

其实，城乡差距仅仅是中国不平等现状的一个表现。收入分配方面，今年年初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此外，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在 0.4以上。

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不平等现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据国际发展和救援组织的联盟乐施会2016年年初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最富有的62人拥有相当于世界最贫困的半数人口（即36亿人）的财富总和。且这个数字，由2010年的388人锐减至2015年的62人。

为此，连续三年来，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调查报告都着重指出，“极端经济不平等”将会是未来10年内全球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经济不平等会导致一系列健康和社会问题，包括精神疾病和暴力犯罪。

全球贫困和发展专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乐施会高级政策顾问邓肯・格林，25年来以记者和NGO研究员的身份相继考察了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国家，致力于研究如何消除贫困和不公，并著有《从贫困到权力：积极参与的公民和有效的政府体系如何改变世界》《寂静的变革：拉丁美洲市场经济的崛起与危机》等专著。

在日前接受《凤凰周刊》记者专访时，邓肯・格林（以下简称“格林”）表示，虽然经济增长仍然是发展和改善穷人生活的核心，但“不平等”决定了发展之路能走多远。换句话说，不平等正成为威胁发展中国家经济继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主要障碍。对中国来说，在改变不平等状态的过程中，政府将能够发挥主要作用。

不断更新的贫困标准

《凤凰周刊》：世行报告将不平等定义为三个层次：“绝对贫困”、“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在解决“绝对贫困”方面，2015年6月，中国中央政府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要解决包括70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你如何评价中国的扶贫工作？

格林：几十年来，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绩。不过，如何评价扶贫取决于如何定义贫穷。20年前，贫穷的定义是每天消费水平在一美元以下。在这样的标准下，一个国家的就业情况、经济增长水平就是决定贫穷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的职责是为民众提供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现在，我们认为贫穷与否也是由生活状态决定的。比如，是否感觉缺少尊严，感到无力或羞辱感等。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未来的扶贫工作中，重点应当倾向于给予贫穷的人们自尊以及对于自我生活的掌控能力。

《凤凰周刊》：我们都知道，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然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当年的基尼系数仅为0.474，为何不同机构的基尼系数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

格林：这是因为基尼系数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法计算，进而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比如，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发放调查问卷，或者进行家庭入户调查。然而，这种方法很难涉及非常富有的一部分群体，所以该调查方式经常低估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

另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到税务部门查阅每个人的缴税额度，据此推算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但这种方法的结果会受到该国收税能力以及逃税人群分布等因素影响。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方法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会比较高。

正是因为不同的计算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所以基尼系数只是衡量社会不平等状况的一个参考指标。因此，也需要我们不断发展出新的衡量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方法。

中国更需防范“垂直不平等”

《凤凰周刊》：有专家认为，中国对于不平等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的不平等、机会的不平等、福利的不平等三个方面。在你看来，中国不平等状态存在于哪些领域？

格林：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不平等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认为，从大的趋势来说，中国不平等状态正在从区域间的“水平不平等”转向区域内的“垂直不平等”。

过去几十年，中国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随着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让越来越多的行业迁往内陆，中国这种区域间的“水平不平等”正逐渐变成社会内部的“垂直不平等”，也就是一个地区内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

“水平不平等”和“垂直不平等”会导致不同的后果。前者会提高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因为这种状况可能增加居住在不同地区群体的紧张程度，导致区域间的冲突甚至内战。后者则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为穷人和富人生活在相同的空间内，仇富心理会提高犯罪率和社会不安定的可能性。

《凤凰周刊》：在世界范围内有哪些解决“垂直不平等”的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格林：越南的经验值得参考。与中国的高速发展主要依赖制造业不同，越南则将发展重心放在了小规模农业上。这个国家通过小额援助，加大对小农户的投资。小规模农业的发展会比制造业更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这也是越南的不平等水平要远远低于中国的原因之一。

增值税改革应避免加重穷人负担

《凤凰周刊》：在导致不平等的多种因素中，哪一种因素影响更大？

格林：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在拉丁美洲，历史因素占比较大。五百年前，西班牙人入侵到拉丁美洲，将这里的土地划分成一个个片区，使得少数人拥有大片土地，进而导致拉丁美洲今天贫富差距严重的状态。

还有些地方，则是由于气候变化导致了不平等。富裕国家有着完善的空调系统、水利系统等基础设施，但在一些贫困地区和国家，由于基础设施较为薄弱，面临气候变化时，会显得非常脆弱，大部分国民极有可能因极端气候致贫、返贫。

与上述两种情况相比，中国、韩国等工业国家，政府因素在造成或改变不平等状态的过程中作用就更大一些。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众收入大多来自劳动密集型产业，收入差距大，低收入人群多，所以政府如何向企业和民众征税，是更乐意对富人征税，还是更倾向于对穷人征税，以及将财政收入主要用在何处，都会影响社会不平等的状态。

《凤凰周刊》：当前中国正在全面推行增值税改革，你认为这项措施对中国不平等的现状有何影响？

格林：从理论上来说，增值税是不利于减少不平等状态的。因为增值税属于消费税的一种，也是一种累退税。通常情况下，低收入者收入被用于消费的比例要大于高收入者。而增值税对所有购买同种产品的消费者均课以同样的税率，因而低收入者实际缴纳的税收占其收入的比重就可能大于高收入者。

比如，一个高收入者的年收入为4万美元，每年消费3万美元，消费率为75%；一个低收入者的年收入为2万美元，每年消费1.8万美元，消费率为90%。假设所有消费均被课以20%的增值税，高收入者缴税额为6000美元，占其总收入的15%；低收入者缴税额为3600美元，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为 18%。

当然，之所以说增值税只是理论上不利于减少不平等状态，原因在于，政府可能会对低收入者固定的消费项目，比如食品等项目进行减税，进而减轻低收入者负担。但我认为，必须避免给那些增加穷人负担的征税方式，如消费税；而选择那些有利于财富再分配和增进平等的方式，如收入税。

《凤凰周刊》：如果不能控制不平等状态发展，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格林：国际上有各式各样关于中国的观点。最近，我正在看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撰写的著作《中国的未来》。按照这本书里所说，如果中国的精英不加快改革的进度，就会危及自身的利益，其经济状态将会退回到2008年之前。

但是，我并不完全认同书中的观点。我相信中国利益相关者早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肯定会影响社会稳定，不仅影响低收入群体，也不利于既得利益者的安全。所以，减少贫富差距关乎全体中国人。近年来，中国将政策重心放在了社会和谐上，似乎也是因为意识到了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能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因为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经济体量，中国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没有现成的经验能够预测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