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视域下的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赔偿制度研究

摘要：

国际刑事法院下的被害人赔偿可从被定罪人和信托基金两类渠道获得，但由于被定罪人的罚金和资产收益等的没收很难得到有效执行，故获得救济唯一现实路径是接受来自信托基金自愿捐款的援助。信托基金理事会应对在不同被害人群体之间造成明显不公平分配以及影响信托基金独立性的捐款予以拒绝。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和受害人群体的大量存在，集体赔偿机制成为实现被害人正义的有效选择。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国际刑事法院； 信托基金；自愿捐款；集体赔偿

中图分类号： D9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4-0032-06

为了和“恢复性司法”目标保持一致，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对被害人作了扩张解释，在信托基金的“其他资源” 如自愿捐款机制下，无论犯罪人是否被，只要其实施了法院管辖内的犯罪行为，相关被害人及家属都可获得援助。

该项基金的建立反映了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即赔偿制度在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且被用来衡量和谐社会是否得以恢复的基本准则以及和平是否持久、稳固的必要条件[1]。与主要围绕审判和惩处来体现传统意义理念的“报应性司法”相比，“恢复性司法”通过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体现赎罪悔过的象征性姿态，或促使被害人和罪犯间达成谅解等方式重构社会，其更注重如何使被害人和社区共同得到康复[2]。

每位被害人都迫切希望获得完全充分的现金赔偿，但事实上，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国际犯罪使得希望化为泡影。因此，根据信托基金对“报应性司法”补充性的本质及“恢复性司法”的社区整体性及被害人群体性特征，笔者以为，应考虑适用集体赔偿的方式来满足更广泛的被害人需求。在此基础上，若信托基金能合理控制好潜在被害人的心理预期，向其广泛宣传通过集体赔偿获取稀缺资源的运作程序，这将有助于被害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相关职能概述

国际刑事法院是首个审判特定的国际罪行并对罪犯处以法定刑罚的具有常设性质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1）。其只对规约生效后所实施的严重违背国际社会利益的犯罪拥有管辖权，如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以及侵略罪。并且，国际刑事法院尊重国内法院对上述罪行的管辖，除非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或。因此，该法院并非当然享有管辖权，它只是对国家刑事管辖权的一个补充。

该法院成立以来，检察官办公室对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交的情势及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关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情势进行过调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乌干达政府军和反叛团体（圣主抵抗军，以下称LRA）一直在乌干达北部地区交战，LRA绑架大约20000名儿童充当士兵或，并残杀、民众，掠夺和毁坏平民财产。由于武装冲突，大约有一百万难民流离失所[3]。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和国际组织报道称，自20世纪90年代，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于大屠杀。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政府和联合军通过集体杀戮、虐待、毁坏村庄、以及其他性暴力等方式无区别地袭击普通民众，致使超过150万民众无家可归，成千上万的难民越过边境逃往乍得。

针对上述情形，被害人有权根据国际法获得救济，如国际人权法普遍赋予被害人以下权利获得赔偿：归还、补偿、恢复原状、和解、保证不再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也为被害人赔偿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在被害人界定上，主要是指因受到法院管辖内犯罪损害的自然人，但由于某些战争犯罪也以袭击法人为目标，因此被害人还包括相关组织和机构，如专用于宗教事业目的的财产受到直接损害。在赔偿方式上，被害人可要求犯罪人归还、补偿及恢复原状。

尽管国际刑事法院未明确地将“和解”和“保证不重犯”等补救措施排除在外，但由于不能对国家行使管辖权，因此，其无权就犯罪行为要求国家承认并道歉。然而，下面笔者将探讨的集体赔偿制度类似于这些方式[4]。

国际刑事法院为被害人提供了两条赔偿路径：被定罪人赔偿或信托基金援助。法院可以直接向被定罪人命令，也可以通过信托基金交付判定的赔偿金，这些赔偿金主要来自被定罪人的罚金或财产、资产、收益等的没收，除此以外，信托基金还可通过自愿捐款资源帮助被害人，并且对大多数被害人来说，该资源是实现赔偿的最重要途径。

（一）被定罪人――罚金和没收财产

除判处监禁外，法院还可对被告人处以罚金或没收直接或间接通过该犯罪行为得到的收

益、财产和资产。然而很多被判有罪的人往往借口贫困而逃脱赔偿责任[5]，或虽通过抢劫、黑市交易、贩卖、枪支、妇女或儿童等非法手段，积累了大量的财产或资产，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资产在犯罪嫌疑人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时就已被其挥霍或隐藏。而且，被告人往往将剩余财产全部用来辩护。因此，被定罪人很难提供充足的赔偿资源。进一步分析：

首先，即使相关国家根据国内诉讼法迅速、有效地执行被定罪人直接或间接的从犯罪行为中得到的收益、财产和资产，也不得妨害善意第三方的权利[6]，并且前提是假设审判后仍有可供执行的资产或财产。

其次，对罚金的执行也是有限的。假设被告人不能主张贫穷，且规约明文要求相关国家必须根据国内法执行罚金刑，但一些国家仍不愿意这样做。在规约起草阶段，谈判代表们就对罚金刑是否具有强制力争论不休[7]，法院也在考虑罚金是否是监禁的必要保证，即监禁是否为足够的刑罚。即使对被定罪人处以罚金，实施起来也是困难的。法院应考虑行为人是否为了个人经济利益之目的和犯罪造成的损害、损失、伤害，及在犯罪所得中所占的份额。若法院确需判处罚金，那么在扣除适当数额以满足被定罪人及其受扶养人的经济需要后，其总额不应超过被定罪人的可确定资产和财产所余价值的75%。

最后，针对被定罪人代表国家从事某种非法活动，罗马规约的谈判代表们强烈反对对国家判处罚金。因此，对被告人个人没收财产和判处罚金很难有效地使得被害人身心康复。

（二）被害人信托基金

罗马规约引导缔约国大会建立信托基金，用于援助法院管辖内犯罪的被害人和家属[8]。为此，它需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1）信托基金管理体制具有独立性吗？（2）如果是，援助资金如何得以保证？（3）谁能成为受益人――个人抑或集体？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及程序和证据规则，信托基金主要具有以下功能。首先，当向每一位被害人立即、直接交付赔偿金不可能或不切实际时，该基金可以对罚金或通过没收所得的资产、财产进行存储；其次，当法院决定被定罪人通过信托基金交付集体赔偿金，或赔偿金交付给经信托基金核准的相关组织时，该基金还扮演中间人角色[9]。程序和证据规则也规定，信托基金可以利用“其他资源如自愿捐款”实现被害人利益。缔约国大会已对规则中的赔偿金范围做扩大化解释，这意味着对被定罪人的赔偿处罚可通过“其他资源”实现。

二、被害人赔偿：来自信托基金的“其他资源”

根据缔约国大会通过的有关标准，信托基金实行理事会管理模式。理事会接受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个人、公司以及其他实体的自愿捐款，并就潜在项目和被害人及其家属、专家磋商，确立和指导信托基金的各项活动和项目，对可支配财产或资产进行合理分配，核实自愿捐款是否符合信托基金目标。理事会最初只有五名成员，分别来自约旦、哥斯达黎加、波兰、法国和南非。为了协助其更好地开展工作，缔约国大会于2004年在理事会下设被害人信托基金秘书处，秘书处具体负责信托基金的日常管理，如捐款的核实、被害人身份的确定、集体赔偿的分配、相关组织财物执行的监督等。

（一）信托基金自愿捐款

信托基金条例对有利于扩大资金来源和为被害人带来利益的任何捐款都表示欢迎（2），但如何合理地启动自愿捐款机制？

首先，捐赠者能否指定捐款用途？例如，反暴力组织能否要求该项捐款仅由遭受战争罪或反人类罪的被害人享有？对于奴隶的赔偿，捐赠人能否指定该笔款项仅援助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奴隶的直系血亲？根据信托基金条例相关规定，若能使被害人及其家属受益，或不因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等因素而造成歧视（除非特定群体根据国际法享受特殊保护），其他捐赠者能指定不超过三分之一的捐款用途。

其次，信托基金理事会对于在不同被害人群体之间造成明显不公平分配的捐款予以拒绝。例如在达尔富尔地区，若非国家捐赠者将捐款的三分之一指定用于援助遭受的被害人，而致使其他被害人群体无法得到救济，那么该项捐款很可能被拒绝，此种情形下，理事会将提醒捐赠者，建议其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做出改变。若被指定用途的另外三分之二捐款不仅用于达尔富尔地区的其他被害人，而且也用于法院管辖内其他犯罪时，该项捐款将被支持。

最后，根据该条例，理事会应对影响信托基金独立性的捐款给予拒绝。例如，若一国国家工作人员正在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或追捕，那么为了保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信托基金可能拒绝来自该国政府的捐款。除此以外，理事会也将拒绝那些被视为不符合信托基金目标和活动的捐款。虽然对于何为信托基金“目标”，学者们有不同观点，但从国际实践看，信托基金将对来源不合法的，以及可能破坏社会重建目标的财物排除在外。

（二）被害人身份的确定

国际刑事法院赔偿机制将被害人分为两类：一类是遭受犯罪影响并且被告人已被法院追究的被害人；另一类是在同样冲突或情势下遭受犯罪影响但犯罪人并未被的被害人。法院判令被定罪人直接给付赔偿金只能使得受个人犯罪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一小部分被害人获得救济，其他被害人仅能通过信托基金的其他资源――如自愿捐款获得援助。

以乌干达情势为例。首先，国际刑事法院只能规约生效后（2002年7月1日后）的犯罪；其次，为了避免案件久拖不决，检察官办公室仅对国际犯罪中负有主要责任的主体，因此，即使每名成员被指控多项罪名（3），这些也仅仅是其众多暴行的一小部分，这就致使部分被害人无法获得经法院命令要求被定罪人向其交付的赔偿金。最后，虽然检察官办公室宣称，他们在该地区将调查包括被国家行为者侵害的所有国际罪行，但事实上并没有向其发出逮捕令（至少未公开地）。

无法从被定罪人那里直接获得赔偿的被害人只能寄希望于信托基金的“其他资源”，因为规约规定，对于因法院管辖内的犯罪而遭受身心、物质伤害的自然人及其家属有权获得自愿捐款的援助[10]。

但理事会如何确定被害人主体资格？法院管辖的某项犯罪是否已经发生？被害人是否遭受了足够的伤害？这些问题迫使我们综合以下方面审视：如关于法院管辖内犯罪的罗马规约，关于法院判令给付赔偿金的信托基金条例，以及为实现被害人参与调查之目的，预审分庭如何运用相关机制确定被害人地位。

1.法院管辖内的犯罪

缔约国大会并不希望信托基金的其他资源用来补偿法院管辖内的任何犯罪的被害人，对于国家或安理会提交的情势，规约要求检察官办公室需考虑立案调查是否有合理根据。若检察官办公室自行开始某项调查，必须得到预审分庭的授权。因此，针对某个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情势，理事会将根据先前检察官办公室或预审分庭做出的决定，判断该项行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提交到国际刑事法院，唯有如此，信托基金才有可能履行其职责。

若理事会认为确有必要对被害人个人和家属提供身心康复计划，或物质支持，其须以书面形式正式通知法院，同时应阐述如何利用信托基金的“其他资源”开展某项活动或实施某个项目。法院须证实，该项活动并未预先决定任何将由法院确定的问题，如案件可受理性、管辖权、无罪推定以及被告人权利等。但随之而来的是，谁应被看作这些犯罪的被害人？

2.法院管辖内犯罪的被害人

一旦信托基金基于理事会或法院赔偿命令被启动后，其应进行必要的外延和宣传活动，尤其应阐述活动或项目的基础，以及发出自愿捐款的呼吁。条例对被定罪人如何向潜在接受者给付赔偿金给出了原则性规定，类似程序也将适用于为被害人提供的其他活动。如果法院命令通过信托基金给予赔偿，该理事会下属的秘书处应就赔偿范围和性质草拟一项方案，该方案应列明犯罪行为、损害事实、证据、被害人姓名及住所地。若法院确定了被害人身份，秘书处须对受益人和资金支出方式做详细说明。若法院未确定受益人，秘书处应列出如法院命令所规定的、所有有关被害人群体的人口/统计数据。而且如有必要，其可与有关国家、政府间组织以及各国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采取这些行动。

参与法院诉讼，请求判令被定罪人直接给付赔偿金的被害人须证明其是适格主体，赔偿请求书应包括：a.关于损失、损害或损伤的说明及证据；b.事件发生地和时间，如有可能，提供犯罪人的身份；c.复原（包括资产、财物等说明）、补偿、恢复原状及其他救济形式请求[11]。对于受犯罪影响但犯罪人未被法院的被害人也需提供以上文件。然而这些规定并未说明如何评估受损程度、证据的证明标准、救济种类和人数。

预审分庭准许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并根据以下条件考虑是否属于规则85（a）项下的被害人：（1）是否为自然人；（2）是否遭受损害；（3）犯罪行为是否属于法院管辖内的犯罪；（4）犯罪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预审分庭和信托基金理事会很容易判定。紧接着预审分庭需考量被害人是否遭受足够明显的伤害，如身体损害、精神痛苦（包括尊严受到侮辱）、财产或资产损失等。只要满足其中一项，分庭认为就已构成“足够”要件。同样，理事会也应采纳以上对“受损”认定的观点。第三，预审分庭和理事会可根据特定国家提交的情势及检察官调查过程，认定被害人权利是否受法院管辖内的犯罪所侵害。最后，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预审分庭只需有理由相信所受损害是由犯罪行为造成，而无需犯罪者明示承认。

关于举证责任，无论预审分庭还是基金会都给出了最低门槛――调查阶段“有理由相信”。对此，预审分庭建议认真审查比较被害人陈述和联合国官方报告，同样，理事会也需关注联合国及其他专家或专家性组织的报告。但对被害人这种宽泛的解释又将可能出现两个现实问题：“非真正”被害人和资源的稀缺性。

3.“非真正”被害人

国际刑事法院赔偿体系未合理对待“非真正”被害人问题，也未意识到是否需要为赔偿建立一种标准，这就会出现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一富有土地所有者其财产因被犯罪人劫取或毁灭而受到损失，但其生活境况仍远远好于其他被害人，此时他是否应和其他被害人同等需要接受赔偿？再如，在乌干达北部地区，儿童年幼时就被LRA绑架加入特遣队，并逐渐成为该反叛团体的主力军。毫无疑问，他们是被害人，但同时也是犯罪人。由于未满十八周岁，法院对其不具有管辖权[12]。心理受到创伤的儿童兵极度需要精神康复治疗，才能重新适应社会，他们能否作为被害人享受信托基金“其他资源”机制的救济？很难想象，受到LRA儿童兵暴行侵害的被害人及家属，希望信托基金将稀缺资源分配给手上沾满鲜血的那些人。

4.资源的稀缺性

假设信托基金理事会和秘书处确定了法院管辖内犯罪的被害人，那么信托基金该如何选择赔偿方式――交付给个人还是集体？修建纪念馆还是医院？执行现金赔偿还是社会项目？投入基础设施还是教育设备？给予身体康复还是心理矫治？或以上活动的结合？

刚果民主共和国情势已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被害人群体的庞大，若不加限制将会有大量平民有权请求参加诉讼，成为法院管辖内犯罪的被害人。正因如此，检察官办公室拒绝被害人在调查阶段就参与任何活动。假设信托基金现有捐款全部用在该种情势，且仅有10万被害人（包括家属在内），那么平均下来每个被害人也只能得到30美元的现金赔偿。即使信托基金健康且持续运转，长期、直接地给付赔偿金也将无法完全满足所有被害人需求，甚至可能出现受到最小损害的平民将得到超过30美元的物质和精神赔偿的情形。

再假定信托基金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用于赔偿被害人，仍会出现其他并发症。当某类被害人持续受损而由信托基金不断向其提供帮助时，应考虑其他潜在索赔者的利益。理事会应根据需求、损害类型、被害人种类等确定赔付优先顺序以及按比例分期付款直到有更多的资金注入[13]。因此，个人赔偿金无法满足所有被害人需求。

三、集体赔偿：实现恢复性司法的最好路径

由于法院管辖内的犯罪的被害人大量存在，因此，通过信托基金的“其他资源”实现集体赔偿是较好的路径选择。根据被害人人数以及赔偿范围、赔偿方式和形式，当集体赔偿更为合适时，法院应判令被定罪人通过信托基金交付赔偿金。

相比个人赔偿而言，集体赔偿更易于实现“恢复性司法”。首先，恢复性司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立足点和价值导向，而集体赔偿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康复。其次，根据被害人需求，优先发展社区也是个人康复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不仅使更广范围内的社会受益，而且有利于被害人和其他群体间的和谐共存。例如，加害方通过修建纪念馆或博物馆来缅怀在暴行中失去生命的被害人，这种方式不仅表明犯罪人承认侵害事实的存在，而且对后人起到了警示作用。

虽然个人赔偿也可能实现包括恢复性司法在内的正义，但由于信托基金的“其他资源”机制并未严格区分个人赔偿还是集体赔偿，这就会出现哪类被害人应接受何种性质的赔偿等方面的困惑。因此在实践中，信托基金很难维持该混合机制，即同时启动个人赔偿评估体系和集体性项目。

除上述原因外，集体赔偿还能援助未确定身份的被害人，尤其是受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影响未能通过个人赔偿体系主张权利的被害人。集体援助通过最大程度地利用资金及整合资源带动了一定区域的经济发展。集体援助还可和相关组织合作。例如，信托基金有权寻求并核准政府间组织、国际组织或国内组织执行经法院命令由被定罪人给付的赔偿[1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长效合作机制是依托某种项目，并对已有成果的补充而非简单复制。此外，该合作应有助于对超出信托基金“其他资源”赔偿能力范围的部分提供长期援助。

集体赔偿还可避免因个人赔偿带来的种种风险，无论何种赔偿计划，个人赔偿体系都将使得被害人“崩溃”[15]。首先，由于该体系下须证明受损事实，那么可能最需要获得救济的村民便被排除在外，而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易于最先并最佳取得进入该体系的机会，他们更有能力明确、清楚地表达诉求。其次，个人赔偿评估根据损害、损失及伤害的范围和程度做出个别赔偿，对不同被害人划分不同层次，破坏了“平等关注”理念。

除此之外，集体赔偿很少被认为与国际刑事法院活动相抵触。信托基金向被害人提供援助，并不意味着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是非曲直表明立场，也不意味着对法院命令被定罪人向被害人个人赔偿主张做出预判。同样，没有理由指控信托基金唆使个人与检察官办公室合作（或向检察官办公室说谎）获取来自自愿捐款的救济。

集体赔偿拨出专项资金用于援助在种族灭绝罪中被犯罪人渴望消灭的群体或社区，而像每年的纪念日朝拜、参观纪念堂和博物馆等象征性赔偿既无需国家支持，又使得该群体至少在记忆中继续存在。但像官方道歉或承认则需要国家的参与，中央或地方政府应同意批准具有“回忆性质”的赔偿，如修建以被害人姓名命名的公路。如果行为人实施的犯罪是在先前政府的支持下完成，或新任领导阶层来自被害方群体，那么国家可能愿和信托基金合作，履行为赎罪悔过、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等而给予的一定象征性赔偿。

其他集体援助类型将视被害人需求及可支配的资源情况而定。例如在乌干达北部地区，代表被害人一方的一些群体（尤其来自于阿乔利人部落）并不希望法院对LRA头目，他们认为应采用传统的悔过方式。由于仅有五名LRA成员被指控，其他犯罪人仍活动于该地区，所以信托基金逐步为犯罪人创造空间，促进其与被害人达成和解。集体援助方式还包括启动遍及全社区的医疗救援培训项目，它将有利于被害人和整个社区的共同康复。同样，信托基金还可将资源用于孤儿院的修建，若条件允许，其并不仅限于向被害人开放。另外，开展岗前培训、建立学校和社区服务中心以及其他以重构社会为目标的活动都可成为信托基金的援助类型。

尽管集体赔偿给出了以上允诺，但问题仍然存在。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来自人的本性：即便集体赔偿已将个人利益考虑在内，一些被害人还是对此并不满意，他们仍希望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获得，只有如此，才能感受到其权利得到维护。可现实是，哪怕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也无法完全真实地复原被害人身心健康和物质损失。因此，对集体赔偿的认可越来越成为一种公认的趋势。例如，在美国为奴隶寻求赔偿的活动中，起初，双方以40亩土地和一头驴达成协议，到20世纪90年代，以40亩土地或一辆雷克萨斯轿车作为赔偿请求，如今他们希望获得利于更广范围社区受益的经济支持和教育项目等集体性权利。

如上所述，命令被定罪人直接给付赔偿只能满足一小部分被害人利益（前提是假设被告人剩有财产），而且尽管信托基金能援助较大范围的被害人，但其也无法完全弥补因大规模国际犯罪造成的所有损害，若这些情形让被害人感觉到赔偿仅是一种虚假承诺时，国际刑事法院判决的法律效力将得到质疑。所以，从一开始，信托基金就应对被害人广泛宣传，以期控制潜在接受者预期，使其意识到个人赔偿金的有限性和集体赔偿的积极属性。

由于大多数被害人认知能力较低，为此，信托基金应努力寻求当地组织的协助，尽可能采用各种宣传方式使其了解运作程序，同时信托基金在广泛宣传时必须考虑到集体性项目的类型，在此过程中，信托基金应询问被害人需求，并据此安排分配方式，若被害人在决策过程中能发出自己的呼声，他们对信托基金项目将更有可能“买账”（buy in）。随着象征性赔偿和其他集体赔偿方式在被害人内心得到有效认可，信托基金将有信心做出持久的贡献。

四、结语

对被害人权利的确认及对恢复性司法的强调是罗马规约的重要成功之处。重建那些被战争破坏的社会、承认所犯罪行的严重性等象征性或集体性赔偿方式，不仅对被害人，而且对他们的家属以及所在社区甚至更广范围的社会都产生深远影响。对于大多数被害人来说，获得救济的唯一现实路径是接受来自信托基金自愿捐款的援助。若信托基金能合理控制被害人心理预期，并向其广泛宣传集体赔偿的运作程序，则有助于因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受到侵害的被害人和社会的共同康复。

注释：

（1）待一定数量的国家批准后，规约于2002年7月1日正式生效，截止2010年6月，已有114个国家加入（我国未加入）。

（2）截止2007年1月22日，信托基金已收到自愿捐款数额23.7万欧元。和早期捐款主要来自社会名流和名人创设的组织（如著名影星Janeane Garofalo，苏珊・萨兰登年代慈善基金会）不同，最近大多数捐款来自各国政府（如法国、芬兰、比利时等国各捐赠10万欧元）。

（3）Tony Kony，LRA头目，被指控有12项反人类罪及21项战争罪。

参考文献：

[1]Marieke Wierda & Pablo de Greiff，Repar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 Prospective Role for the Trust Fund for Victims 1，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http：///Publications/02/ICTJ%20Trust%20Fund%20Paper.pdf（last visited Feb.27，2007）.

[2]See，e.g.，MARTHA MINOW， BETWEEN VENGEANCE AND FORGIVENESS：FACING HISTORY AFTER GENOCIDE AND MASS VIOLENCE 91 （1998）.

[3]See，e.g.，TIM ALLEN，TRIAL JUSTIC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LORD’S RESISTANCE ARMY 96-100 （1988） （discussing alleged bias of the prosecutor in favor of Ugandan government）.

[4]See infra，Part IV.

[5]Thordis Ingadottir，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The Trust Fund for Victims：A Discussion Paper 16 （2001），http：///Publications/02/PICTTrustFundFeb2001.pdf.

[6]Rome Statute，supra note 10，art.77，109，at 43，58.

[7]See Claus Kress & Goran Sluiter，Fines and Forfeiture Orders，in 2 THE ROME STATUTE：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 COMMENTARY，supra note 1，at 1823，1826-27.

[8]Rome Statute，supra note 10，art.79，at 44.

[9]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supra note 24，Rule 98，at 107.

[10]See Rome Statute，supra note 10，art.77，at 43；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supra note 24，Rule 85，at 101.

[11]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supra note 24，Rule 94，at 105-06.

[12]Rome Statute， supra note 10， art.26，at 16.

[13]See Shelton & Ingadottir， supra note 25，at Part Two，n.16-18.

[14]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supra note 24，Rule 98，at 106.

[15]Wierda & Greiff，supra note 7，at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