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六岁的杨绛用读书和写作忘记悲伤

在朋友帮助下，我把电话打到她的家，电话那边的声音温和而清朗。我说找杨先生，她说：“我就是。”我暗暗吃惊，这是九十六岁老人的声音吗？不过，接下来就有问题了，我说话太快，杨先生在电话那头说：“我是个聋子啊，我得找个人来听。”是呵，杨先生患严重的重听，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我就这样来到了杨绛先生的家。照顾杨先生起居的小吴对里屋说：“奶奶，客人来啦。”话音未落，杨先生笑吟吟地走了出来。这是怎样一个晶莹剔透的小老太太呵――一双清澈的眼睛，雪白的皮肤，雪白的头发，还有黑色圆弧小西领外套，多么优雅、娴静而有书卷气。这让人想起了钱锺书先生赠她的诗：“取雪白，取花红，与儿洗面作华容。”

杨先生家的客厅，素粉墙、水泥地，木门框的漆旧了，杨先生一家在这里住了三十年。杨先生家藏书不多，他们夫妇读书主要是去图书馆借，他们把图书馆最珍贵的藏书都藏在自己的脑子里了。书柜顶上，摆放着钱锺书和杨绛夫妇的作品全集，还有钱先生和女儿钱瑗的遗照。杨绛先生的全部世界都浓缩在这小小空间里了。

杨先生的椅子在窗边，靠近沙发。我们就这样紧挨着坐下，促膝交谈――

老人当聋子是一种福气

记者：您能听得到我说话吗？

杨绛：我戴了助听器了。戴了助听器，才知道当聋子的福气，因为不管外边多么闹，我耳根清净，啥也听不见。《走到人生边上》我写了两年多，好多次都想放弃了，因为干扰太多。配了耳机后也老不戴，来了客人才戴一戴。

记者：我刚读了您的《走到人生边上》，您在探讨一些人生哲学的问题，同您过去的作品不太一样。

杨绛：我九十多岁了，在等着“我们仨”相会的日子。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一些问题。以前遇到想不明白的事情，可以问问人，可是现在，可以问的人都已经走了，我决定自己来思考。《走到人生边上》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

记者：我最喜欢您的《我们仨》，它让人默默流泪，现在很少有文学作品能这样打动人心。您将生活中的平常事情，写得这么有震撼力，很难相信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还能有这样的思想和情感爆发力。

杨绛：钱锺书和女儿去世后，我写过三本书，一本书是翻译作品《斐多》，还有《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我翻译《斐多》是因为我非常悲伤，需要工作来忘记。我在《斐多》的后记里写了，我要投入我的全部身心，做力量所做不到的事情，也包括后面这两本书。

记者：您是为数不多的还在写薄书的人。现在的人都觉得自己学问很大，要写大部头。可是现代社会需要薄书，您都走在时代的前头了。《走到人生边上》８月才出版，已经印第三次了吧？

杨绛：商务印书馆是第五次印刷了，台湾版是第四次印刷。里面还有一些错字，希望下一版都能改正。

《走到人生边上》关乎精神世界

记者：读了您的《走到人生边上》，以前也读过钱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你们两个人的“人生边上”，意思一样吗？

杨绛：不一样的。他的“人生边上”，说的是人生就像一本大书。他的时间是“当时”，他年轻着呢，那是他最早的一本书，我给他编的。而我的这本，却是九十六岁才出的书。我都走到人生边缘上了，往后看看，就要想一想我活了一辈子有什么价值；再向前看看，他们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灵魂呢？灵魂不死吗？我想看看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记者：您的这本书谈到灵魂，谈到灵与肉，您能告诉我您在探索着什么吗？

杨绛：我是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还是晚清末代的遗老呢。可是那些为我们这些“老先生”改造思想的“年轻人”也老了，他们显然代表了这个时代的风尚，都看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更加偏离“形而上”的境界，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他们的见解是否正确呢？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够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我想通过一步步自问自答，看看能探索多远。

记者：您在书里面讨论“灵魂”问题，我就想，灵魂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杨绛：不能不承认灵魂的存在，灵魂就是生命呵，名称不同，所指却是相同的。我为什么不用“生命”，而用“灵魂”？我书上讲了，因为命运也称命，生命也称命，这样它会搅乱您的思维。名称不同，所指却是相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看得见的身体，又有一个看不见的灵魂。灵魂虽然看不见，可是一个人有没有灵魂，却显而易见。没有灵魂或没有生命的肉体，不是尸体吗？灵魂尽管看不见，它的存在是肯定的。

记者：您过去的作品都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可是现在您却讲起道理来。

杨绛：对，我都走到人生的边上了，但是我不要用哲学的理论，不谈高深的学问，我写的都是很家常的事，用的都是家常话，要求说出来人人都懂。

现在每天写写字、看看书

记者：您现在的生活规律是怎么样的？

杨绛：原来我写《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时间非常宝贵。我有很多小辈的好朋友，他们对我很好，经常来看我，可是也很占时间。现在书写完了，心也放下来，松松散散地，客人来了可以聊一会儿天，这样客人也高兴。

记者：您还打算写书吗？

杨绛：老人还能有什么“打算”吗？当然，老人可以不负责任地吹牛，若问他要成果，他人都保不定活到几时呢！我就写写字，看看书。

记者：看什么书呢？

杨绛：看看从前读过的旧书。我刚刚仔细用功地读完了《世说新语》的笺注。书的笺注是余嘉锡撰写的，注得非常好，令我大有收获。目前我在读《庄子》，老人读《庄子》，别是一番滋味呢。

记者：读您的书，您把《论语》解读得充满了趣味。

杨绛：《论语》是古书当中最有趣的，你读到的是一句一句的话，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人。那里面全是问答，怎么问，怎么答，每个人的性情全都不一样呢。

记者：您练的什么字体？

杨绛：我临王羲之的字，写成了方的；临褚河南的字，又写成了圆的。钱锺书说：“你写字怎么这么笨，不像你的人。”我说：“正像我的人呀！我就是又笨又拙的。”

记者：您很爱美呢，看您穿衣多得体呵。

杨绛：我这件是古董，穿得很旧了。时髦的立即就过时了，过时的又会时髦。我不求时髦，安居中游。时兴长，我就略微短些；时兴短，我就略微长些。不敢为天下先，也不太落后。

记者：您太聪明了，就是说您永远都不会过时吧。

杨绛：差不多（笑）。

他们都喜欢在行距中写小字

与杨先生促膝交谈后的第二天清早，我带着稿件再次来到杨先生的家。这回她没再戴助听器，小吴说她一直都很适应“聋子”的状态。杨先生说：“我们笔谈好吗？”我当然非常乐意。于是，她取过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擦，在椅子上坐下，稿件搁膝盖上，一边读着，一边就在行距空白处写起小如绿豆的字来，又不时用橡皮擦去写过的字，再一笔一划重写。

这种在行距中写小字的习惯，让我想起了钱锺书先生。钱先生去世之后，杨先生整理了他的全部文稿，相当一部分是以蝇头小楷写成的读书笔记。钱先生读书喜欢读很多遍，笔记的行距空白处就会不断添补上新内容。行距写满了，又密密麻麻延伸到纸边空白处。这些手稿零散而残破，特别残破的部分要一张一张地粘衬起来。经杨先生整理出来的手稿就达七万多页，有四十卷之多。她戏称自己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是她使钱锺书先生在去世之后，仍然不断有作品出版。

【原载2008年第3期《中国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