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之否定”――生态农业的中国式进路之思

摘 要：明末西学东渐时期，传统农学自然观的改宗是中国古代农业向近现代农业范式过渡的分水岭与逻辑起点。衍至光绪初年，西洋农业科技新知转道日本再次舶来，并在随后的百余年间型塑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范式。一部20世纪中国农业现代化史，既是西洋农业科技的传播发展史，又是一部传统农业科技销声匿迹、生态环境破坏乃至传统文化没落史。作为近现代农业现代化范式原产地的西方世界，却在20世纪末迎来了一轮以精准、生态为基本理念的新农业科技革命。这一巨大的反差，不能不引起学界的关注与反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追根溯源，发现无论是作为西洋农业现代化逻辑起点的“重农学派”，还是以精准、生态为基本理念的农业科技发展新趋势，皆有一个有迹可循的中国思想渊源。近现代“科技文化”内涵的拓展、成熟以及由此引致的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史，同样雄辩地证明：探索“科技文化”与地方性知识最佳的契合点与契合模式才是避免“逾淮为枳”恶果出现的良方。在对以“精准”“生态”为基本理念的农业科技新动向进行整合、熔铸的基础上，这条由“借鉴”为主到“亦步亦趋”，再到“反思与回归”的“否定之否定”式中国进路，正日益获得世界范围内更多学者广泛而深入的认可。

关键词：无机农业；生态危机；精准；生态；中国进路

Abstract： The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al view on na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as the watershed and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aradigm shift. In the early years of Guangxu reign period， western agriculture technology was spread to China via Japan， and during the subsequent hundred years，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modern agriculture has formed graduall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re is both the spread of western agriculture technology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echnology， and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western world， the place of origi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has gone through an agriculture technology revolution with the basic concept of precision and ecology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contrast draws attention and introspe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Chinese philosophy in both the physiocrats and the new trend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e history of expansion and maturity of technology and the transfer of world technology center prove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culture and local technology is a recipe for avoiding the “inferiority in quality after having been replanted in another place”.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e approach of Chinese style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s gaining more and more consensuses worldwide.

Key words： inorganic agriculture； ecological crisis； precision； ecology； approach of Chinese style

一、 “o机农业”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性、不断发展的概念与进程，“农业现代化”的意涵丰富。概而言之，不外乎是对传统农业发展模式进行“工业化、科学化、组织化、集团化”2的过程。“无机农业”（又称“化学农业”），这一农业领域的“科技革命”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自然观的“改宗”作为逻辑起点，中经“范式”的确立、“常规”的积累与“反常”的出现等三个基本阶段。从时间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时期。

（一）明末清初时期

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山海舆地图》（1584）的译绘、刊行与传播，了传统农业“风土”说、“分野”说等赖以存在的形上学根基――“天圆地方”观念。以“地圆―日心”体系为新形上学根基的“寒暖五带”说以及《泰西水法》（1612）、《药露说》（1618）、《远西奇器图说录最》（1627）等西学译著搭载的水利、药剂、机械学等西方农学新知1，正式开启了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农业现代化”的征程，进而产生了以徐光启《农政全书》为代表、富含“泰西物理、化学”2新思想的系列农学专著（另文具论）。这一时期，基本处于自然观的“改宗”阶段。

（二）清末民国时期

明清鼎革之后，特别是康熙末年“中西礼仪之争”的不断激化、升级，最终导致了“雍正禁教”运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催生之“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即宗教，编者按]”的对外文化政策，基本阻断了西学入华的通道。西洋农业科技新知的输入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连带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维新时代方见转机。光绪初年至之前的近半个世纪中，搭载社会达尔文主义、新村主义等农业社会改造学说的西洋近现代农学新知，转道日本再次大举舶来中国。其中，农学总论、农业经济，农业化学、肥料学、土壤学、农业气象学等农业基础学科，植物保护、农作物、园艺、林业、畜牧兽医、水产等有关西方近代农艺的译著、专著约达190余部。3这批西学新知在当时国内思想界的持续发酵以及在农业实践领域的转化应用，不仅引发了20世纪20～40年代由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农业抑或工业立国”大讨论，还直接助力了“乡村建设运动”等农业现代化实践的开展。这一时期，基本处于“无机农业”范式的确立阶段。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

建国前后的“”运动与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农村的生产力，并最终确立了“无机农业”这一20世纪通行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在中国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前五十年，基本属于常规积累阶段；最近二十年，则陆续进入反常阶段。

二、逾淮为枳：危机四伏的“拿来主义”

不可否认，化肥、农药、除草剂等预示“无机农业”4时代到来的技术发明，给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与此同时，农业思想与农艺的西化特别是化肥、农药、除草剂粗放型的施用模式，也让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付出了生态破坏（内涵环境与文化两方面）的惨痛代价。

（一）“环境生态”的破坏

除了在制备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并进而造成环境的一次污染之外，化肥在施用过程中据统计只有30%左右最终被作物吸收，其余部分不但会造成环境的二次污染，而且会引起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生态失衡，加速土地的荒漠化、江河湖海的富营养化等一系列恶果――这些现象远远超出了德国化学家Liebig发表“植物矿质营养学说”（1840）时农学界对其发现的乐观估量。就农药而言，其在靶标上的沉积有效利用率也不足30%，其余部分在进入土壤后会造成对非靶标生物的致命性伤害，并在生物体内富集，进而破坏整个食物链与整个生态系统。同样，这一结果必然也是瑞士科学家Paul Müller发现DDT杀虫作用时所未曾预料的。另外，集约化、机械化、单一化的大规模种养制度与农用化工药品的大面积施用、人类耕垦活动对森林草原等的强烈干预，导致生物物种、功能和遗传基因多样性的剧降，严重破坏了土壤―生物―大气之间的物质与能量循环，加剧了全球的“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的最显著表现形式是全球变暖。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AP4，2007）指出：1906―2005一百年间，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升高了（0.7±0.18）℃。预计2025年地球平均温度将上升1℃，并保持每10年上升0.3 ℃的增速。在“全球变暖”的诸多诱因中，CO2、CH4、N2O、O2和水汽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是罪魁祸首。1其中，农业生产排放的CO2、CH4和N2O分别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2.5%、50%和60%左右。“夂虮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气候变率”的不稳定性，即极端气候事件（极端高温、低温、水灾等）发生几率大幅度地提高。“气候变化”必然导致作物生育期的缩短（籽粒灌浆过快造成产量、质量大幅下降）、动物物候变化（昆虫越冬区域扩大、r-对策农业害虫成灾等）以及全球水、氮循环的变化等连锁反应，进而危及包括土壤、森林、草原、水域等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在联合国启动的首次对全球各类生态系统进行综合、多尺度评估的国际合作项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1―2005）研究中指出，全球60%的“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已经退化。2换句话说，地球这个生物唯一的生存机器已有60%的功能陷入瘫痪。在诸多诱因中，占全球可利用土地约50%的农业正日益成为全球生态系统泰否的主宰因子。这一问题在当前的中国尤为突出，在兹不赘。

（二）“文化生态”的破坏

化学农业科技的粗放型施用，不但让中国的农村、农业乃至国家社会的发展付出了“环境生态”恶化的沉重代价，而且更加超乎预料、难以估量的损失则是“文化生态”的破坏。与“内生型”的西方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在西方科技与制度文明冲击与影响下，伴随着社会制度变革而发生的“诱发型”社会激变。1与之相应，西方社会这一“从原型科学走向（近代）科学的文明只需要适应科学革命本身，而所有其他的文明则还必须适应对它们来说是属于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那些内容，所有这些越来越不像它们自己的或其他的农业文明，甚至也不像过去的欧洲的文明”2。因此，西方农业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对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逻辑地顺理成章。但是，“工业革命”的逻辑归根结底还是脱胎于西方“城邦文明”的逻辑。与以“城邦文明”为主体的西方文明不同，以“农耕文明”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困境则是迥异的。

三代以来，中国文明即崇尚农耕。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以《吕氏春秋》的“上农”篇最具代表性。篇中提到：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3

与西方不同，兼顾“地利”与“心志”的和谐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农业与乡村社会稳定发展的根基，传统农业与乡村社会的稳定则是传统文化的根基。20世纪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不但没有真正取得保护中国“文化生态”之根的实效，相反，科技与工业主导的“城市”经济持续地繁荣，进一步加速了对传统村落与农业的破坏――“一是个体化、个人主义拔去了家庭之根；二是城市化和城市信仰拔去了乡村社会之根”4。“拔根”后的传统村落与农业，剩下最多的群体是留守妇女、儿童与老人（俗称386199部队）。一代代新生的青壮年农民与知识分子持续不断地被抽离出乡村，“失魂落魄”的传统村落社会及其文化日益走向边缘化与真空化。

三、他山之石：欧美农业科技发展新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生物、信息、工程、管理技术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缓解带来了福音。以“精准”“生态”为基本理念的农业新科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迅猛发展。

（一）大数据时代与“精准农业”

“精准农业”的概念，始于1997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发表的由多学科著名专家评估审议通过的Precision Agri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Geospati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Crop Management （National Academic Press，Washington，D. C.，1997）研究专著。这一专著全面阐释了“现代信息技术”在改善作物生产管理决策和改善经济效益方面的巨大潜力，为“精准农业”技术的整合、研发与推广奠定了基础。“化石农业”发展导致的资源匮乏与环境恶化压力，迫使人们展开对“粗放农作”的反思与“精细农作”道路的探索。20世纪初，个别科学家开始注意作物产量和田间土壤特性（N、P、K、SOM等含量与pH值）空间分布差异性的关系。1929年，Illinois大学C. M. Linsley和F. C.Bauer提出农户应绘制田区土壤酸度分布图，进而按小区需求使用石灰的建议。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微电子技术带动的机电一体化、智能化监控与信息采集处理技术在农机装备领域的应用，直接催生了80年代初期“处方农作”的兴起。120世纪末，“处方农作”更是整合集成了DGPS（全球卫星差分定位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RS（遥感技术）等3S空间信息技术与DSS（作物生产管理决策技术），发展成为面向大田作物生产、设施园艺、集约养殖、产品加工等现代农业分支领域的精准经营管理系统。

（二）现代生态学与“生态农业”

1970年，美国的William Albrecht首次提出“生态农业”（Ecological Agriculture，又称有机农业）的概念。2然而，对农业的“生态学”研究却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1904年，德国微生物学家Lorenz Hiltner首次提出“根际”概念（即由根系活动影响的根表土壤区域），开始注意“根际互作”过程及其对作物、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1935年，英国著名生态学家A. G. Tansley在其所著《植物生态学导论》书中首次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所谓的生态系统，包括整个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环境的物理化学因素（气候、土壤因素等）。它们是一个自然系统的整体，因为它是以一个特定的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的各个部分――生物与非生物、生物群落与环境――可以看做处在相互作用中的因素。而在成熟的生态系统中，这些因素接近于平衡状态，整个系统通过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得以维持。”11937年，奥地利科学家Molish第一次提出“化感作用”（Allelopathy）的概念。Molish发现作物自身或在与周围生物（包括微生物）发生种间互作的过程中，会持续向周围环境释放气态或液态代谢物，进而影响附近生物群落的物质与能量循环。1948年，Korner等学者进一步提出应将土壤、作物与大气作为一个“连续体”（即生态有机体）进行研究的理念。近年来，生态学界热议的“胁迫梯度假说”（Stress Gradient Hypothesis）及其相关的实验研究表明：除了因环境引致对光、热、水、肥等生活要素的种间资源竞争关系外，复合生物群落内的种间还具有协作控制病虫害、提高养分资源高效利用等的种间互补关系。2“多样性―稳定性假说”（Diversity-Stability Hypothesis）及其相关实验研究进一步指出：生物多样性越丰富，越有利于形成动态平衡与稳定的种群结构体系，进而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3

四、回溯与反思：“生态”农业的中国式进路

世纪之交的新趋向，预示着新一轮农I科技与现代化发展模式“范式转换”时代的到来。目前来看，新的范式仍处于艰难的探索期，而且与旧的农业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博弈远未结束。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智慧是否应该、是否能够具有它应有的担当与独特性呢？

（一）追根溯源：农业现代化思潮中的中国线索

以史为鉴，可以观兴替。数百年来的世界农业思想发展史并非一个完全西化的过程，其中内涵的中国元素源远流长。18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兴盛于法国的重农主义思潮（与工业革命同步），是西方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这一派农学思想“除了作为理论遗产被保留在斯密学说体系内，并随着斯密学说的扩展而得以间接流传之外，还对后代若干重要经济理论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贡献”4，并最终内化为西方农业现代化征途中的基本准则。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季德与利斯特曾在《经济学说史》（1909）书中论述其与中国的思想渊源。20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家谈敏“将此学派所有的各种独特贡献，如自然秩序、《经济表》、自由放任、重农主义、纯产品、土地单一税及其他观点等，与相应的中国古代经济观点一一进行对比分析，并分别指出前者受到后者思想影响的痕迹”5；此外，即便是目前欧美世界以“精准”“生态”为基本理念的最新农业科技思想，也都可以追溯它们的中国渊源。“精准农业”的理念与在中国农业史上传承数千年的增加单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之“精耕细作”技术，可谓一脉相承。1作为“生态农业”的前身，“有机农业”2理念最早由美国农业部土地管理局局长Franklin・H. King在《四千年的农民》（1911）书中提出。然而溯其本源，这一思想的形成可以说完全归功于Franklin・H. King20世纪初在中国等东亚国家游历中学到的传统农业思想与农耕技艺。

由此推知，在“中西交通”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西化历程，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现代科技文化内涵的拓展、成熟以及世界科学中心在意、英、法、德、美等国转移的经验”，同样雄辩地证明：寻找现代农业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最佳的契合点与契合模式，才是其落地生根的关键法宝。3

（二）不约而同：学界反思的殊途同归

西欧科技的产生是否存在中国的影响这个谜题――越来越多的科学史家开始关注中西交流史上“丢失的环节”――暂且不论，一个更加诱人深思的焦点在于科技之西欧模式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在科技发展的未来进路设想中，“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提法屡见不鲜。其中，日本科学史家伊东俊太郎曾提请我们：“必须从整体上重新认识西欧所产生的所谓近代科学。现在的自然科学是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性以及限制的。比如由此产生的公害或由此导致的资源枯竭等等。”4在西方学界，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儒家、道家与道教的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农业间存在着“幸运地互补”5，甚至有的学者更是确信二者之间在基本观念上也“存在着某种历史的渊源关系”6。比如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R. A.尤里达曾指出：“当今科学所选择的某些方向，统一整体世界观的某些方面具有中国的（而非别国的）特点。中国自然哲学和中国科学求索千年的主旨在于把有机的统一性、自发性、有序性、和谐相关性作一完整的理解。”7对于这一渊源关系论证最多、最具影响力的是英国生物学家、化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在《朱熹、莱布尼兹和有机论哲学》（1956）一文中，李约瑟指出：

“知识的发展需要这么一个时代，它采用的哲学是比原子论唯物论高明的自然论，但又有更多的有机论成分；这个时代已经到来。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Frazer）、巴斯德、弗洛伊德、施佩曼（Hans Spemann，1869-1941）、普朗克、爱因斯坦的时代。当这个时代到来时，人们发现一大批哲学思想家已准备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再往后灵感就毕竟不是欧洲的了。或许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要更多地受惠于像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些人，比世界所认识的还要多。”1

从逻辑上分析，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主张将“科学精神和黄金法则一致起来”，科学精神即西方，黄金法则即马太福音7：12和路德福音6：31所谓的“你们愿意人们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即道德精神，亦指东方。在萨顿看来，东方与西方的差异不过就像同一个人的“两种面貌”、“两种姿势”，又或者“不同神态”而已。因此，他说：

“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以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该傲慢，不应该气势汹汹，因为和全部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圆满的。人类的统一包括东方和西方。东方和西方正像一个人的不同神态，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基本和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在任何情况下，若不同时考虑对立的双方（东方与西方，科学与学术），都同样意味着精神智力的畸形和缺陷。”2

同样，精神分析学家荣格也指出，“意识心理具有集中于相对少数的内容并将其提升至最高透明度的性质。一个必然的结果和前提是排除意识的其他潜在内容。这种排除注定会引起意识内容的某些片面性”，也就是说科技“可能带来诸多令人愉悦的意愿实现，但是它也会积聚起同样巨大的一宗普罗米修斯式罪过，而这宗罪过必须以骇人听闻的大灾难的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偿还”。因此，榱吮苊饪萍嘉笥么来的生态破坏，我们需要唤醒人类沉睡的“集体无意识”中那些符合生态美学、生态伦理的部分――其中荣格特别提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思考”，进而在其“原型”的投射过程中“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平衡或者矫正意识心理的不可避免的片面性与过度”3。

五、结语

建构一种更理性的现代农业范式，需要对以精准、生态为核心理念的农业科技发展新动向进行梳理、反思、整合4，将农业科技的“求真”与传统人文的“求美”“求善”巧妙地融汇，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追求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在中国，从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十五大（1997）到首提“建设生态文明”的十六大（2002），到将“绿色发展”纳入“十二五规划”的十七届五中全会（2010），到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突出地位的十（2012），再到将“生态文明建设”首次写入“十三五规划”的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以符合“生态伦理”“生态美学”基本理念为核心，同时整合两大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的“生态文明”新政，正日渐由观念和政策的边缘走向中心。

[作者简介：张庆伟，山东农业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