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清王朝“起死回生”的奏折

大清王朝的本已指日可待，但一项重大策略的转变顿使它死里逃生，并因借“夷狄”之力镇压了太平军，使其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

在镇压太平军的血腥战斗中，洋枪洋炮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两次鸦片战争中外国侵略者给清军以重创，甚至攻下北京，迫使大清皇帝仓皇出逃，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与这些侵略者本应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曾几何时，侵略者枪炮的硝烟未散、不平等条约的墨迹未干，清政府却突然能“中外和好”以致“借师助剿”，昔日之敌成为今日之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究竟如何?在“外患”与“内乱”间清政府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对内对外方针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都须从头说起。

在对外方面，对洋人有所了解的郭嵩焘、冯桂芬一直就不和。冯桂芬曾明确提出要借兵“俄法”助剿，收复东南，但应者寥寥。而据守东南的一些封疆大吏多次向咸丰皇帝请奏，提议借“夷兵”助剿，认为若不如此根本无法剿灭太平军。对此提议，咸丰皇帝勃然大怒，一再强调不许也不需要借“夷”兵助剿，“若藉资夷力，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他认为，最可能进犯京城、最可能清王朝的“外夷”是最危险的敌人。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侵略军，清王朝岌岌可危：北方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南方天京久攻不下，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清政府显然已经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它的灭亡就在旦夕之间，然而没想到它却又“起死回生”。其根本原因是恭亲王奕诉的《统筹全局折》使清政府的战略方针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使其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

咸丰帝在英法联军攻克北京前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诉留下负责与侵略军议和，这实际是“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经过一番“谈判”，备受侵略者侮辱的奕诉终与侵略者“议和”成功，签订了《北京条约》。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诉对侵略者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前，他以为这些“夷狄”与中国以前面临的异族入侵完全一样，是要将清王朝而自己在中国称帝。现在，他认识到这些“夷狄”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仅仅是要租界、要开放口岸，一句话，为通商得利。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陆续撤军南返，为此清廷着实感到意外，对侵略者最终要“问鼎中原”的恐惧、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对外认识发生这种变化的不仅仅是奕诉一人。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此时也认为，侵略者的武器并非用于中国。

清政府对侵略者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奕诉于1861年初与其他几名重臣上奏了《统筹全局折》，正式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新认识。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夷狄”们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从此认识出发，他们自然要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与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危害两相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惠也。”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自然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逻辑，也就重新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

更为阴狠的是，他们以历史上的“三国”为模式，分析了当下的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彼此关系后，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

对这一将使清政府基本国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奏折，咸丰帝于1861年1月下旬颁发上谕，正式予以批准施行。新国策的正式施行，反映出清政府重新冷静审视国内外矛盾后摒除了“感情用事”，其对外基本国策发生了根本变化。

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来看，《统筹全局折》战略分析确实透彻，提出的具体建议可说是“刀刀见血”的狠招。这段历史再次说明，能否因时而变、冷静客观地制定“国际战略”，对任何政权来说都是生死攸关。

(据《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