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图腾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夏朝都城遗址，距今4100～3700年。二里头是我国文明进入青铜器时代的标志之一。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很多中国之最，如最早的宫城、最早的车辙以及中国龙的出现。二里头文明兴起于何时?衰落于何时?又曾经有过怎样的繁荣?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之前，考古学家们一直没有发现过任何与夏朝有关的遗址。既然夏朝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庞大国家，怎么会连一处遗址也没有留下呢?于是，很多人开始质疑夏朝的存在，许多专家也以这个问题为研究重点。

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对所有先秦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进行了整理，发现所有的文献记载加在一起也不过70条。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反复研究，他确定夏朝的活动范围主要是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尤其是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徐旭生认为想寻找夏王朝的遗迹就只有从这两个地方加强考古发掘。但是，相对于一处文明遗址来说，徐旭生圈定的范围还是过于广大，以当时的考古条件是不具备在这样大的范围内进行考古发掘的。他也意识到，要想进一步确定夏朝遗址，还需要对先秦文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直到1958年的一天，徐旭生突然对文献中的“伊洛竭而夏亡”有了某种特殊的想法。夏朝遗址尤其是夏朝都城会不会在古伊洛河畔呢?他对这突如其来的想法很兴奋，隐隐意识到夏朝的都城正在他面前展开。

第二年，徐旭生先生不顾70岁高龄，带着助手周振华正式踏上了寻找夏朝都城的漫漫长路。他们首先来到伊洛河附近的河南登封、禹县一带进行考察。可是，几个月内几乎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发现，他们只好不断扩大搜索范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长达数月的寻找后。徐旭生终于得到了一条线索。一天，他和助手正在二里头的田间低头搜索，奇怪的举动引起了附近一个农民的注意，他以为徐旭生丢了什么东西，就主动上前询问。当徐旭生说自己正在寻找一座古城时，那个农民笑了起来。他把徐旭生带到了二里头村东部的一个水塘。正当徐旭生为这位农民的举动不解之时，猛然看见了散布在水塘周围的陶片，因而明白了那位农民的用意。震惊中外的夏朝都城河南二里头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

二里头遗址位于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中，恰好坐落于伊河与洛河之间，证实了徐旭生之前的猜测，他和周振华当即就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初步考古调查和试探性发掘。这处遗址规模十分宏大，到处都是城墙、房屋建筑、道路、铸铜场所、陶窑、墓葬等遗迹。在遗址中，他们发现了只有贵族才有权使用的铜器、玉器等文物。但是，徐旭生当时并不能确定这是夏朝的遗址。

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了专业的考古队到二里头村进行更深入的勘察，最终确定这是一处面积400万平方米的遗址，并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发掘。在二里头刚刚发掘了一个月，考古队就发现了一座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这究竟是哪个王朝的宫殿建筑?

为了尽快弄清这个问题，考古队在宫殿建筑的基址旁进行了深入发掘，找到了夹杂着众多陶片的夯土层。通过对这些陶片的分析，考古学家确定二里头遗址在时间上应该比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郑州商城早些，但仍然不能确定这就是夏朝遗址。

在随后的4年时间中，我国相关部门对二里头遗址又进行了7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等文物。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遗址文明应该晚于龙山文明。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80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二里头先民铸造青铜器的遗址，并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还发现了墓葬以及众多铜器、漆器、玉器等随葬品。

通过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考古学家最终确定这处遗址的年代在距今4100～3700年，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1999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又一轮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到5000余平方米。此外，全国各地共发现了250多处与二里头遗址同期的文明遗址，考古学家把这些遗址代表的文明统称为二里头文明。

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与发掘还在不断探索之中，考古学家将慢慢为我们揭开夏都的神秘面纱。

我国最早的宫城

2003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一片古代城址。在随后的一年时间中，他们对整个城址以及出土文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搞清了它的年代、结构和范围，并确定这座宫城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宫城。

宫城遗址位于二里头遗址中东部，大体形状呈长方形，建筑得非常规整，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宫城东北角呈现出明显的直角。宫城建筑面积十分广大，东西宽近300米，南北长360～370米，面积达10.8万平方米。之所以说它是我国现在已知最古老的宫城，是因为它建于距今约3600年。在这之前，我国确认的最早宫城是商朝早期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偃师商城。

通过对整个宫城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确认宫城的宫殿区开始没有围墙。发掘出的围墙是在二里头文明早、晚期之交修建的，延续使用到二里头文明末期。整个宫殿区的四周有宽达10～20米的环城大路。宫殿区内部也被4条大路南北分割成9个区域，大体呈“井”字形。这4条大路是宫殿区的主要道路。考古学家从路土踩踏面的坚实致密程度看出大路应该由二里头文明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宫殿区城墙就是沿着这4条大路的内侧修筑的。宫殿区的城墙宽约2米，残存高度0.1～0.75米，整体破损严重，但东部和北部城墙保存得较为完好。城墙的四角只有东北角残存，其他3个拐角不是惨遭破坏就是被压在民宅下面。墙是由通过精选的较为纯净的土夯筑而成的，但夯筑质量稍低于宫殿内的大型夯土基址。

在整个工程内，考古学家发现并探明了两组宫殿建筑群。建筑群内部结构排列有序，分别以著名的1号、2号大型宫殿基址为核心。每组宫殿建筑群都有明确的中轴线。建筑群中大多都是坐北朝南的多进院落，显然经过统一规划。

专家认为二里头宫城遗址是我国古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它表现出的缜密的规划性和严整的布局，首开我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二里头宫城是我国古代宫城的祖源，我国后世都城以及城市的建筑样式大多是从二里头遗址发展来的。

我国最早的车辆

二里头遗址的很多发现都有“我国最早”的称号。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我国现在已知的最早车辙。车辙也就是车轮轧过路面形成的明显的轮痕迹。二里头遗址的两道车辙位于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呈大体

平行状。车辙整体长5米多，并有继续向东西延伸的趋势。从车辙的形状来看，辙沟呈现出凹槽状，两道车辙之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两道车辙形成的时间在距今3700年前左右，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提早了约200年。

二里头遗址车辙的发现使考古学家联想到很多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国古代马车是何时起源的?在对马车起源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国学术界有着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马车是我国先民独立发明的，有人认为马车是从外国传入的。于是，这两道车辙一经发现就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

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出土了铸造车用青铜配件的陶范，说明在商朝早期，我国不仅已经出现了车，而且车上已使用了青铜配件。所以马车的源头显然不应该直接追寻到外国去。那么，我国的马车最早的源头又在哪里?史书记载，夏朝时已经有了政府设置的专门用来管理车政的官吏。这表明，夏朝时我国的车辆以及用车制度就已经较为发达了。但这些都是历史记载，考古学家一直都没有发现有关的实物证据。这两道车辙的出现无疑填补了这一项空白。

不过，马车的起源还在进一步探索之中。虽然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车辙的痕迹，但并不能确定这两道车辙就是马车留下的。因为这两道车辙间的距离较小，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车体也较小，与殷墟中发现的宽达2米的车轮差距比较大。因此，这种车子究竟是依靠人力牵引还是依靠牲畜牵引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发现“龙图腾”

在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一件距今至少3700年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后来被正式命名为“中国龙”。专家认为它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由2000余片各种开关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体长70.2厘米，制作得十分精致，每片绿松石的长度仅在0.2～0.9厘米之间，厚度仅0.1厘米。龙巨头蜷尾，身体曲伏有致。龙头被安放在由绿松石片组成的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绿松石组成富有层次和变化的图案。

龙形器色彩艳丽，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十分罕见，很可能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那么，考古学家为什么将其命名为“中国龙”呢?早在红山文明时期。我国的古代先民不是就已经发明了龙形器物吗?

这是因为“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早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那时“中国”的范围比较狭小，只包括洛阳平原。“中国”也就是天下之中的意思。二里头遗址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夏朝都城，也就是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红山文明虽然也发现了龙形器，但红山文明与夏商文明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关系并不很紧密。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才与中华文明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因此，考古学家把这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龙形器称为“中国龙”。

二里头遗址还有一些与龙相关的其他器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这些图像有的似蛇，有的已经脱离了蛇的形象，演化成有爪有鳍的龙形物。专家认为，在二里头文明时期，龙形物是显赫尊贵的象征。那时，龙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龙图腾观念在以后的历代王朝中代代相传。直到今日，龙依然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都城废弃之谜

二里头遗址的时间跨度相当大，考古学家根据遗址不同的土层将二里头文明按先后顺序分为一、二、三、四期。那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在什么时间被废弃的，又是因为什么被废弃的呢?

在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中，一直有在二里头文明四期也就是晚期阶段二里头文明已经出现衰落迹象的论断。很多专家认为就在二里头遗址衰落的同时，偃师商城开始建设。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兴一废”来形容。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学术界也把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作为夏商的分界。

然而，二里头遗址的最新发掘结果却对二里头遗址的衰落时期提出了一些新的疑问。二里头四期文明遗址中，建筑中心区分布十分密集。虽然中心区建筑四周的附属建筑比二里头文明最兴盛时有所减少，但整个都城的规模并未有丝毫减小。四期文明发现的遗址数量与三期文明遗址数量基本相同。考古学家还发现。在四期文明时，二里头宫殿仍然有继续使用的痕迹，使用的范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那些在三期文明时建造的大型宫殿、宫墙、大路等，在四期文明的晚期还没有见到被破坏的现象。四期文明的宫殿区东部还发现了庭院围墙等新修筑的大型建筑。此外，在宫殿区南侧，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修筑于二里头文明四期偏晚的长度达200余米、宽度达2米的夯土墙。这道夯土墙基本与宫城南墙平行，夯筑质量比宫城城墙还要高。

二里头四期文明出土文物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三期文明。考古学家在宫城南墙外发现一处制造贵族奢侈品的专用场所――松石器作坊和一处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出土的绿松石有很多带有明显的切割痕迹，还有一些因为钻孔不正而报废的石珠。二里头四期墓葬发现的青铜器、玉器十分丰富。大型青铜兵器也大多是在四期文明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形体较大、纹饰精美的陶器在四期文明中也屡有发现。

从这些新发掘的结果可以看出，二里头四期文明的繁荣程度并不比三期文明逊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三期文明，四期文明遗址应该仍是都邑性质的大型聚落。这一时期是二里头都邑的持续发展期，虽然政治上出现了王朝更替现象，但并没影响到二里头的发展。所以．二里头遗址究竟荒废于何时至今还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