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政治的女人们

如果韩国总统朴槿惠决定结婚的话，最爱三国时代赵子龙的她，一定会选择同样相貌英俊的演员李敏镐。在出访他国时，她会携李敏镐一起出行，当他们从飞机舱里走出来时，前来迎接的人群里会有国家政要，也有狂热的粉丝。朴槿惠面露微笑，昂首挺胸，走在前面，而李敏镐则紧随其后，表情别扭，显得极其不自在。

事实上，很难有一位东方男性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男人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他们无法容忍自己屈居女人之下。”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蓉对《时代人物》记者说。尽管亚洲出现了多名女性领导人，但无一例外的，她们往往与婚姻“绝缘”――要么牺牲家庭生活，要么干脆孑然一身。完全依靠顽强的意志去抵御生命的孤独，“大多数的亚洲女性登上权力高位都必须做出舍弃和付出代价。”

“放弃”与“代价”

“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这如雷贯耳的就职宣言就像是“婚姻进行曲”，伴随着可称之为韩国历史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近现代史上首位女国家元首的朴槿惠，正式“嫁”给了韩国。除此之外，在亚洲地区，台湾的洪秀柱、蔡英文，缅甸的昂山素季都曾经表达过同样的心声。

作为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的情感生活处处受到“干扰”。1970年，年轻的朴槿惠就读于首尔的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她是班上唯一的女生，难免引起班上男生的追求。有男生请她吃面包示好，但很快被安全情报人员通风报信，总统父亲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就派人给这个男生送去了一箱面包，且告知，“这是总统送的。”男生自知“高攀不起”，主动退缩了。

从此，男同学们都对她敬而远之。生在总统家庭，婚姻大事已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1974年， 母亲遇刺后，朴槿惠被迫放弃了学业，回国陪伴在父亲左右。22岁到27岁这5年间，朴槿惠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充任韩国第一夫人的角色。在朴槿惠当时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的最大的义务是让父亲和国民看到父亲并不孤单。洒脱的生活，我的梦想，我决定放弃这所有的一切。”

母亲生前，也曾为朴槿惠说过媒，但母亲的去世，让婚事也不了了之，之后，父亲又遇刺身亡，家庭的变故让弟弟也误入歧途，焦头烂额的朴槿惠再也无心婚姻。她下定决心继承父业。开启了一段注定孤独的人生旅程。

和朴槿惠一样，同样生于政治之家的昂山素季，也遭受了父亲遇刺的变故，但比朴槿惠幸运的是，在父亲昂山将军遇刺之后，她远离缅甸，在英国遇到了自己的爱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在结婚后的十几年中，昂山素季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昂山素季与丈夫阿里斯一起读书、野餐、和儿子玩耍。与家人在一起时，她总是陪伴在丈夫身边，显得传统而又柔弱。

一切结束于从缅甸打来的电话。1988年，昂山素季的母亲中风，她要回到缅甸照顾母亲。回到缅甸后，她投身于缅甸的民主运动，看似平静而美满的婚姻生活就此被打断。丈夫阿里斯多次要求到缅甸探妻，均遭到军政府拒绝。几经争取，几年间两人只短暂会面5次。

夫妻二人最后的相聚是在1995年底，此后阿里斯便不再获准进入缅甸。昂山素季一直被军政府软禁，1995年7月间她被释放，然而她很清楚，一旦离开缅甸赴英国探视家人，她很有可能永远不能再次回到缅甸。于是她选择留下，从此再也没有机会与丈夫见面。

1999年3月，阿里斯因癌症在牛津逝世，昂山素季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军政权催促她去英国，与两个儿子团聚。但她仍然选择留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争取一个自由的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与之对应的是，西方的女政客们并不承受这种压力，相比亚洲女政治家崛起时必然舍弃婚姻与家庭。在西方社会，女性有着明晰、可预期的上升途径。社会给予她们和男性领导人一样的认可与宽容，她们常常带着自己的丈夫出访各国，而她们的丈夫为此感到骄傲。

比男人更强悍的实力

尽管进入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口号不绝于耳，但整个东亚地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政治家”仍然被视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处境要比她们的男同事艰难得多，“她们要在那个位置上干得比男人们更出色，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赢得民心。反之，她们将遭受更多的骂名。”西北大学历史学教授刘蓉对《时代人物》记者说。

1988年3月，当昂山素季回到仰光时，正值缅甸人民发起反抗军政权的游行示威，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共有两百多名无辜民众死难，举国弥漫着恐怖气氛。很多受害者、激进分子和退役高级军官，要求她出来领导民主运动。

8月8日早晨的那一场演讲，成为了昂山素季生命的分水岭。在那之后，她从一个相夫教子的缅甸女人变成了一个无法回头的政治家。

“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在集会上，她一身雪白的长裙，宛如一只从仙境飞来的白天鹅。她那慷慨激昂的神态、铿锵有力的声调、掷地有声的言词，令所有在场的民众印象深刻，并让他们想起了她的父亲昂山，“父女两人如同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缅甸人民发现，他们盼望已久的领袖诞生了。

在父母先后遇刺身亡后，朴槿惠刻意地远离政治，她被安排在一个父亲创办的大学里做理事。然而她的回归奠定了其作为大国家党领导人的政治基础。2004年3月，大国家党因收受非法选举资金、弹劾总统卢武铉等风波陷入危机，民众的强烈不满使其支持率不断下降。在这种形势下，大国家党内对党代表崔秉烈的领导和决策能力提出质疑，并召开紧急全党大会。根据舆论调查和党员投票，朴槿惠击败其他4位候选人成为党首。

就任党首第二天，朴槿惠下令在国会附近一块空地上搭建帐篷，建立集装箱活动房屋，把党部搬到那里，兑现自己的承诺。同时，她不断奔走于民生第一线嘘寒问暖、体察民情。朴槿惠到首尔南大门市场了解人民生活情况时，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抓着她的手不放，倾诉景仰之情。这些都为朴槿惠赢得了民心。她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政治意志，把摇摇欲坠的大国家党从危机中挽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