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的白话理论与白话文

在刘氏看来，文言与白话各有其短长，应同时使用，发挥各自所长，而不可偏废。正是有了文言与白话并行不悖、各有所长、各有所用的共识，清末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文学派别的新文学家和古文学家，才纷纷加入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新运动的时代大潮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搭乘上了正疾速行驶的民族与民主革命的列车，取“攘除清廷，光复汉族”之意，改名“刘光汉”，成为清末文坛和学术思想界的一匹黑马。1904年前后，以“激烈派第一人”自诩的刘师培，依托《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国粹学报》等革命派刊物，力倡“语言文字合一”主张，并躬身创作了40余篇白话文，成为清末白话文运动中革命派知识分子阵营涌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刘师培的白话文理论与创作实践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致使这道清末白话文风景线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

一

1903年，刘师培在《国文杂记》中痛诋“中国国文之弊正坐雅俗之分太严”，以为“今之编国文课本也，正所以革其弊耳”，[1]针对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文言为雅、白话为俗的正统观念提出了针砭，着力打破雅俗界限，对提高白话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语言雅俗界限之打破，对俗文学的兴起并最终取代雅文学的正宗地位，可以说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1904年，刘师培在《警钟日报》发表《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一文，誉白话报为“文明普及之本”，预言“中国文明愈进步，则白话报前途之发达，又可推矣”；对中国自古以来言文不能合一之弊有着清醒的认识，谓“欲救其弊，非用白话未由，故白话报之创兴，乃中国言文合一之渐也”。[2]他将白话报的长处总结为“二善”：一曰救文字之穷，二曰救演说之穷。文言艰深，仅及于上流社会，不利于文明普及；采用俗语之白话报体则感人之效大，易于达到振末俗、开民智、强国家、救危亡的社会文化功效。近世演说之风虽渐发达，然各省方言参差不一，故演说仅可收效于一乡，难以推行于极远；而“通俗之文，助觉民之用，上至卿士下至齐民，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以家置一编，而觉世之力愈广矣”。[3]刘氏还就以官话作为全国统一之语言，以白话报作童蒙之教科书等措施，建言献策。

1905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发表《论文杂记》，站在古今中外文学语言发展历史之高度，总结中国语言文字及文体演变的历史规律，力倡“语言文字合一”主张：

英儒斯宾塞有言：“世界愈进化，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及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繁趋简，何独于文学而不然？[4]

在刘氏看来，宋儒语录和元代词曲之兴盛，都是中国语言文学演进过程中“语言文字合一”这一发展趋势日益滋长的征兆；至于明清兴起的小说，更是“开俗语入文之渐”。他不仅援引英儒斯宾塞时髦的语言进化理论，而且从中国古代文学中找来“语言文字合一”的历史依据，进而痛斥轻鄙小说的读书人为头脑冬烘的无知“陋儒”。既有放眼世界的全球化视野和泰西圣哲的先进理论根据，又有“三代传经”的荣耀光环和无人敢小觑的深湛的旧学根柢，学贯中西的刘师培关于“俗语入文”的主张，其社会反响和影响力之大就非同一般了。

刘氏进而断言：“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此乃“文字之进化之公理”。[5]此番论述，与五四时期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概念”有不少相通之处，只是刘师培在循“天演之例”而主张“言文合一”的同时，并不偏废“古代文词”。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将“近日文词”分为两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6]在刘氏看来，文言与白话各有其短长，应同时使用，发挥各自所长，而不可偏废。正是有了文言与白话并行不悖、各有所长、各有所用的共识，清末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文学派别的新文学家和古文学家，才纷纷加入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新运动的时代大潮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二

陈平原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探讨“学问该如何表述”的问题时，敏锐地指出：“考虑到新文化运动中，论学文章（而不是叙事的小说或抒情的诗歌）之采用白话是个关键性的突破，我们对五四白话文的产生与演进，极有可能形成与《逼上梁山》（胡适）等传统论述不太一致的思路。”[7]其关于“学问该如何表述”的思考，既指向文体，也指向语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陈先生对初刊于《教育今语杂志》（1910）的章太炎的述学文格外看重，言其“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无意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8]

然而，清末白话述学文的撰述并不始于章太炎。早在1904年，搭乘上民族与民主革命列车的学术新星刘师培，就在《中国白话报》上连续发表了《学术》《中国理学大家颜习斋先生的学说》《黄黎洲先生的学说》《王船山先生的学说》《刘练江先生的学说》《中国思想大家陆子静先生学说》《泰州学派开创家王心斋先生学术》《西汉大儒董仲舒先生学术》等一批较为典型的白话述学文。“光汉”时期的刘师培，其述学之文均非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有着谈学术而兼涉革命的显著特征，其白话述学文的撰述用心尤其如此。

1904年，刘师培依托《中国白话报》刊发的40余篇白话文，题材大都涉及国学领域，思路均以讨论学术而隐喻民族主义和排满革命思想为旨归。其中，“学说”和“学术”专栏刊发的11篇白话文，属于较典型的述学文；“历史”专栏的6篇讲史之文和“传记”栏目的《孔子传》，也大体属于述学之文。而刊于《中国白话报》第9期“历史”栏目的《学术》篇，不仅讲述了中国历代学术之大略，而且为当下学术之发展制定了宗旨，指示了方向，可谓透视其白话述学文的绝佳门径。

《中国白话报》之“历史”专栏，以放眼世界的全球化眼光，从《人种》《政体》《交通》《学术》《兵制》《田赋》《刑法》《宗教》《教育》《中国历史大略》等方面，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专题探讨。前三种为林獬所撰，后七种为光汉演述。其《学术》篇，将西人学术日有进步和中国学术日有退步的原因，归结为思想、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之有无；把中国历代的学术分作八期：第一期为神学盛兴时代，第二期为官学盛兴时代，第三期为诸子竞争时代，第四期为儒学专制时代，第五期为老释杂兴时代，第六期为理学盛兴时代，第七期为考证学大兴时代，第八期为西学输入时代。对每一时期各家各派学说的述与评，均见源知流，鞭辟入里，言简意赅。以不足5000字的篇幅，容纳如此丰富的学术知识和思想见解，将中国历代学术之大略演述得原原本本，深入浅出，非有思想的学问家和白话文写作高手，焉能胜任？

该文的可注意之处，还在于其卒章所显之“志”：

中国到了现在，那守旧的人，不晓得看新书，又不能发挥旧学的大义。这维新的人，得一点儿新学的皮毛，无论甚么旧学，他都一概看不起，把中国固有的学术，就弄得一点没有了。所以现在中国的学术，跟共种田的遇著青黄不接的时候一般。这学术一门，真真是不能不懂的了。但现在弄学问的人，新学固然是要紧，由我看起来，还要立三个宗旨：一桩是讲国学，一桩是讲民族，一桩是主激烈。中国弄学问的人，果能抱定这三个宗旨，中国的前途，就渐渐的可以有望了。[9]

正是基于对中国学术不振之现状的深刻反思，刘光汉左右开弓，对新、旧两派痛下针砭。与此同时，他对症下药，高调标出当前从事学术建设所应遵循的三大宗旨：讲国学，讲民族，主激烈。这“两讲一主”三大指针，可说是解读刘师培白话述学文的“九字真经”。

刘师培的所有白话述学文可以说都是“讲国学”的典范。其所演述与表彰的颜习斋、黄黎洲、王船山、刘练江、陆子静、王心斋、董仲舒诸先贤的学说，以及以“学术”之名行“警语录”之实的《论责任》《说君祸》《讲民族》《说立志》诸篇，乃至考察中国历代学术、兵制、田赋、刑法、宗教、教育及中国历史大略的“历史”专栏的白话论说文，其题材和内容都属于“国学”范畴。其“讲国学”的基本动机和目的，主要是从先哲身上发掘出中国本土学术蕴藏的具有革命性或建设性的思想源泉。之所以如此定位，是基于对中国现状的一个基本认识：外国输入的自由、平等、民权、种族等观念，“还怕我们中国人不相信；到了中国人说的话，就没有一个不相信了”；[10]因而讲道理“就是有凭据还要引证中国古书”[11]。

刘光汉着意从中国先哲留下的学术遗产中打捞的，主要有经世思想、民权观念、法制精神、夏夷之辨等理论资源，以及独立、自强、平等之精神源泉。评述理学大家颜元的学说，弘扬的是其经世务实的学术精神，称赞其经营的是实实在在的学问。演述黄宗羲的学说，表彰的是其民族气节，发掘的是其民权思想、独立精神及法制观念，言《明夷待访录》“句句是说自由平等的”。[12]高度评价西汉大儒董仲舒先生之学术，力排指斥董子迂阔与迷信之众议，是窥破“《繁露》的大旨，不外限制君权”，策略是“以天统君”“以民统天”，精神实质是“伸民权”。[13]揄扬泰州学派开创家王心斋先生之学术，看重的是其独立不倚的人格力量。具体说就是无所凭借、晓得怀疑、教育普及三桩好处，以及兼善天下、求真务实的精神志向。而其针砭的，是彼时扬州学界看古人太重、看自己太轻、看百姓太卑的三大弊病。视陆子静为“中国思想大家”，发扬的是其学术思想中自立、自强、平等的精神，表彰其强立、主动、贵刚的进取意识，批判国人思想中因循、退弱、主静、贵柔的惰性因子。[14]

《中国白话报》第11期“学术”专栏《说君祸》一文，辑录中国“通人”抑君权而伸臣权、伸民权、讲民约之言论，包括朱晦庵、陈子静、叶水心、王伯厚、刘练江、黄漳圃、王船山、黄黎洲、唐铸万、胡石庄、戴东原、王兰泉、全榭山、余存吾、魏默深诸先贤，可说是集中国历代大学问家“民权”思想之大成。《论责任》一文，辑录中国历代“大通人”有关经世济用、先觉觉人、以天下为己任等思想的言论；《说立志》一文，辑录中国历代贤哲关于立志的言论———都是着意从中国先哲留下的精神遗产中打捞能够疗救时弊的灵丹妙药，达到“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15]之目的。

“光汉”时期的刘师培，其所谓“民族”，乃狭义的大汉民族。《中国白话报》第14期“学术”专栏《讲民族》一文，可说是集中国历代大学问家“讲民族”言论之大成，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本土学术思想史上可谓源远流长。他褒扬王夫之，看重的是其作为“排外大家”的一面，言其“一生的学问，都是攘夷的宗旨”；演述船山先生的学说，着意阐发的是其“攘夷宗旨”的两个层面：攘夷的道理和攘夷的法子，称其为“王先生顶大的学问”。[16]他阐发《春秋公羊传》之大旨，称“大半都是言内夏外夷的”，“所以夷狄乱华，是董子最伤心的事情”，“可见董子的宗旨，还是主张攘斥夷狄的”。[17]至于其论政之文和讲史之文中体现出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更是不胜枚举。

《刘练江先生的学术》一文，则是践履其“主激烈”宗旨的范文。他追封明朝万历年间的扬州同乡刘练江先生为“中国激烈派”和“绝大的学问家”，言其平生以“恨人平和”“恨人中立”为宗旨，举凡乡愿、中庸、圆通、持平、模棱等态度，都是他痛恨和反对的，视之为患得患失、趋利避害的表现。[18]刘光汉最后发挥道：“这种没有知识的人，叫做下等动物；这种没有热心的人，叫做凉血动物；这种没有风骨的人，叫做无肌骨动物。现在的中国，都不外这三种的人，哪里能够独立呢？”[19]守旧派、维新派与革命派，官场与学界，被其一口骂尽，全是些下等动物、凉血动物和无肌骨动物。“光汉”时期的刘师培，大张革命排满之帜，主张激烈的破坏主义。在他看来，“中国的事情，没有一桩不该破坏的：家族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风俗、社会上的束缚，没有人出来破坏，是永远变不好的”。[20]

刘师培的白话述学文，可说是篇篇贯注独到的学术眼光和精警的思想见解。国学根柢深厚的刘光汉，开口演讲，落笔为文，均有着借述学而反省中国传统学术本有的文化价值之显著用意。他从富饶的中国本土学术思想资源中着力挖掘的，是那些仍然充满理论活力，能够适应新时代现实需求的真金和宝藏，尤其是与强势东渐的西方近代文化思想中相吻合的部分。虽然观点不无偏颇，议论爱走极端，言辞故为激烈，但无疑眼光敏锐，思想犀利，见解独到，极富冲击性和感染力。很多精警的识见，无革命家之胆略不敢言，无学问家之智识不能言，无文章家之笔力不善言。集革命宣传家、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文章家于一身的刘光汉，其述学文可说是做到了敢言、能言、善言。上文所举践履其“讲国学”“讲民族”“主激烈”宗旨的范文均能证实这一点。

刘师培的白话述学文在整体上有着全盘的布局。综而观之，《学术》篇演述中国历代学术之大略，提出当下学术发展的三大宗旨，总领其余各篇；其述学文大体围绕讲国学、讲民族、主激烈三大宗旨展开；体例上分两类：一类以古代大学问家为考察中心，一类以各种专门问题为研讨中心。以人物为中心者，先联系当下中国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再着意发掘演述对象学术思想中符合时展潮流的合理内核，在反思现实中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资源，凭借本土学术资源提出因应之道。以各种专题为中心者，或梳理各种专门问题的发展大略，或辑录历代学问家对某一问题的种种言论，要皆围绕发扬国粹、采撷西学、排满革命、文化再造、民族复兴之思路。

排满革命的宣传家的激烈，思想敏锐的学问家的识见，根柢深厚的文章家的笔力，共同建构了刘师培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的白话述学文。

三

近代白话地理游记文的出现，大概肇始于1904年1月《中国白话报》刊载的白话道人的《黄河游》。此后，光汉的《长江游》《西江游》等篇章亦刊载于该报。这些白话地理游记文带有向国民普及地理知识的教育目的，有意模仿说书口吻，内容较为驳杂，显出语体和文体观念上的含混状态，却也有多方面的开拓之功。

白话道人的《黄河游》将中国地理凭水道分做三部：黄河、长江、西江，这为其后的中国地理游记指示了取材的门径。刘师培接着写了《长江游》和《西江游》。《长江游》从青海昆仑山麓，说到境内的布騇楚河、云南境内的金沙江，接着对长江流经的省份及其重镇重庆府、夔州、宜昌、沙市、岳州、汉口、武昌、汉阳、黄州、田家镇、九江府、安庆府、芜湖、江宁府、镇江、江阴、吴淞等一一道来，叙写其主要历史沿革、地理军事乃至商贸形势、物产风俗等，丰富的地理、历史、风俗、文化常识任其驱遣，冶为一炉，兼顾了文章的知识性、思想性和文学性。较之《黄河游》，该文的可称道之处，还在于取材更为集中、篇章结构意识有所提高、语言更为洗练，以及注重地理特征与风物习俗、人民性格之形成之间的关系等。《长江游》开篇几句简短的交代之后就进入正题，行文中没有了与记游关系不大、出于宣传目的的随意性“插叙”。即便是出于加强思想性动机的反帝爱国和民族主义宣传，也都融入对该地历史沿革和现实形势的叙写与评议之中，并无“跑题”现象。说到湖南人性格中的执著，从反面说是“顽固”，“但他一明白起来，无论那种事情，他都能够实实在在去办，这也是地理上的关系”。[21]至于语言的素朴与洗练，相对于刘师培同期的骈体文，可说是铅华洗尽，显示出朴拙而凝练的白话语体特征。

《西江游》将白话道人撰《黄河游》的作法扩而大之，托言刚从贵州、云南、广西、广东过来的四位朋友的“说话”，将西江流经四省区的地理情状一一道来。该文的反帝爱国议论比《黄河游》和《长江游》大为增强，那是因为中国的南部和西南是英法等列强觊觎已久的重要地域，到处可见殖民主义势力对当地交通、矿产等经济命脉的控制与渗透；对满清的抨击更烈，民族主义情绪更浓，那是因为明清易代之际，这一地区的抗清斗争坚持最久，战斗尤为惨烈，出了不少汉族的“大英雄”，以“光汉”自励的刘师培自然要多花些笔墨。何况，50年前“光复了十几省”的“几个绝大的英雄”洪秀全、杨秀清等，就在浔州旁边的金田村起兵。[22]不过，思想性的强化，挤压了地理知识的表达空间。

刘师培的游记文以时间为序，以空间转换为线索，随着游踪采用移步换形法，层次清晰，井然有序。所到之处，举凡当地地理沿革、名胜古迹、历史名人、军事交通、乡风民俗、物产商贸等材料，顺手拈来，穿插其间，颇富知识性和趣味性。摹景状物，虽非表现重心和兴趣所在，却也时有点染，莫不形神兼备。山川形胜和重镇名城的自然风光，并非刘师培着意描画的重点；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与山河破碎、异族侵凌、沦丧、国家危亡、生灵涂炭的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所激发的忧患意识、种族思想、反帝倾向、排满情绪、革命精神、爱国情怀，才是其游记文的灵魂所在。丰富的知识性和鲜明的思想性，为其质朴浅白、铅华洗尽的白话语言，平添了几分厚重与凝练。

刘师培的白话文属于典型的经世之文、警世之文、觉世之文。语体上，从语汇、语法到结构都体现出鲜明的口语表达特征。刘师培的白话文语体，既与文言文表达判然有别，也与成熟的古白话书面语有着明显差异。大体而言，接近模拟官话写作，不避古语、俗语和外来词，言简意赅，平易而丰富。从语体和文体层面来看，其白话述学文、游记文、传记文等，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文坛均具有重要的开拓之功与探索意义。

刘师培是清末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先驱人物之一，其着力打破雅俗界限，循“天演之例”力倡“言文合一”的同时并不偏废“古代文词”的主张，以及站在古今中外语言文学发展历史之高度总结出的文学进化史观，对清末蓬勃发展的白话文运动及文学革新思潮，均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刘师培的白话文内容丰富，主题鲜明，思想激进，极富时代气息和批判精神，且种类多样，语言简洁；其白话述学文、游记文、传记文等，在清末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类价值，与现代白话文之间存在着不可抹杀的历史关联。

注释：

[1]刘师培：《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P1658。

[2][3]《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日。

[4][5][6]刘光汉：《论文杂记》，《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2月。

[7]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P159。

[8]陈平原：《章太炎的白话述学文体》，《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P227。

[9]光汉：《学术》，《中国白话报》第9期，1904年4月16日。

[10][12]光汉：《黄黎州先生的学说》，《中国白话报》第6期，1904年3月1日。

[11]《说君祸》，《中国白话报》第11期，1904年5月15日。

[13][17]光汉：《西汉大儒董仲舒先生学术》，《中国白话报》第21—24期，1904年10月8日。

[14]光汉：《中国思想大家陆子静先生学说》，《中国白话报》第18期，1904年8月10日。

[15]《演说辞》，《民报》第6号，1906年7月。

[16]光汉：《王船山先生的学说》，《中国白话报》第7期，1904年3月17日。

[18][19]光汉：《刘练江先生的学术》，《中国白话报》第9期，1904年4月16日。

[20]中国激烈派第一人：《论激烈的好处》，《中国白话报》第6期，1904年3月1日。

[21]光汉：《长江游》，《中国白话报》第5期，1904年2月26日。

[22]光汉：《西江游》，《中国白话报》第8期，1904年3月31日。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