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昭光热”的另类思考

一夜之间，他从医学专家变成大众偶像。

他有“经纪人”甚至“经纪公司”。

他的走红，凸显出专业健康教育的局限。

他引发了关于健康教育能否产业化的思考。

记者有一个在外地做医药类广播节目的朋友。不久前，他给记者打电话，打听一位很“火”的专家―――洪昭光的联系方式。

没几天这位朋友又打来电话，告诉记者他遇到了很“那个”的情况――洪昭光有经纪人，请他讲公共课要与经纪人联系。朋友说：“这在北京大概不算什么，可是对我们这种地方来说，太‘那个’了！请他要先给经纪人发传真，写明事由、地点、多少人听课，再盖上公章。根据情况谈条件……哦，他们还告诉我，我排在496号，按‘正常情况’，我得等到2006年！”

医生有“经纪人”，记者也闻所未闻。记者开始关注在大众中走红已经有一段时日的洪昭光了。

洪昭光，北京安贞医院医生，全国心血管病防治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曾任安贞医院副院长。在百姓眼中，洪昭光不只是医生，更是明星―――健康教育明星。

北京地铁书报摊被看做畅销书的晴雨表。在北京地铁的每个书报摊都能看到洪昭光写的健康教育读物：《登上健康快车》、《洪昭光健康忠告》……据说，最先出现的《登上健康快车》已经发行了100万册，慕名去找洪昭光看病的人怀里常常揣着一本他写的书，不少单位甚至把听洪昭光的讲座当做给员工的福利。洪昭光在书里和讲座中提到的健康“顺口溜”更是被很多读者（听众）反复记诵，比如餐桌上的“一二三四五，红黄绿白黑”；健身运动的“三个半小时、三个半分钟”；“适量运动三五七”；保证健康的“一个中心、两个基点、三大作风、四项原则”等等。记者认识一位老人，听洪昭光说黑木耳有降低血黏度的作用后，每天吃饭都必须有黑木耳。洪昭光在书里和讲座里说北京某地的燕麦质量不错，这个企业门口就会排起长队。总之，仿佛一夜之间，洪昭光从一位医学专家变成了一个大众偶像。他的讲演及文章正在影响着众多百姓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观念。

从医学专家到健康教育明星

以前的洪昭光和普通的医学专家没什么两样。有两个转变将他推上了人生的不同阶段。一次是1992年，他从副院长的岗位上下来重新成为一名普通医生后。一次查房时，洪看到一位患心血管病的病人花费了5万元的治疗费，仍在经受病痛的折磨。他对病人说，其实如果你以前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的话，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接着洪就讲起了防治心血管病的健康知识。病人和家属都围了上来。洪昭光话音刚落，大家的掌声就响了起来，他们说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些。后来别的病房也请洪昭光去讲。会讲健康防病知识的“洪教授”的名气在医院里传扬开来。再后来，一些中直机关的老干部局开始请洪去讲课，听众的听课笔记开始在民间传抄、复印，据说民间手抄本多达68个版本。这时的洪昭光完成了从临床到科普工作的转型，而很多人在介绍他的时候除了说是心血管病专家外，还会加上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头衔。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2002年8月《登上健康快车》这本书的面世。该书主要集结了《北京晚报》从1995年起与北京市卫生局合作推出的《健康快车》专栏中的一些健康科普文章。这些文章是根据洪昭光和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糖尿病专家向红丁的讲稿和文章编成的。该书一面世就热销大江南北。洪昭光接着又推出了一系列不同版本的健康科普书籍，得到他认可的有8本书。请洪昭光讲课的人蜂拥而至。到记者采访洪昭光的时候，据他本人说已经有近500家单位在排队了。这个时候，洪昭光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健康教育明星，获得了“全国科普先进个人”称号。

“经纪人”其人其事

洪昭光变得异常繁忙。对洪昭光的采访很困难，记者和洪之间很少能完整地完成一次问答。他的电话太多了，有要求采访的，有要他上节目当嘉宾的，有请他出席各种会议的，更多的是请他讲课的。每次有邀请讲课的电话，洪昭光都会让他们打另外一个电话找一位“陈大夫”谈。这位“陈大夫”就是传说中的洪昭光的“经纪人”。

“陈大夫”叫陈玉琴，她属于一个叫“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的机构。陈玉琴为洪昭光处理到各地的讲课事宜已经两年多了，洪昭光去作讲座多半由陈玉琴跟着，很多事都是陈出面与邀请方谈的。她的名片上印着“社会交流部主任”的头衔。随着记者对洪昭光和“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的了解，一个颇具规模的营利性机构和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也浮出水面。

“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洪昭光是首席研究员。要探究这个民间研究所，就不得不提起“好乐士健康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管理者―――陈冬牛。陈冬牛当过公务员、经过商、拍过电视片，他最后把立足点放在了健康产业上，成立了“好乐士健康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在健康领域闯荡，商业嗅觉敏锐的陈冬牛发现了洪昭光，为洪昭光成立了“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陈自任执行所长。陈冬牛说他们的研究所不研究高精尖，就研究怎么把深奥的医学知识传播给大众。可以说，研究所就是为洪昭光量身定做的。

“洪昭光热”的本质

记者向《登上健康快车》一书的编者、《北京晚报》资深记者关春芳询问：“‘洪昭光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位主持了《健康快车》专栏8年之久的新闻人立即回答：老百姓对健康知识的渴求。

关春芳回忆起编辑部第一次请专家给老百姓作讲座的情景―――当时就在报纸上发了个小豆腐块的消息，可是那天下午，本来只能容纳3000人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竟然卖出了1万多张票！这么多人一下子涌进公园惊动了警察。后来，公园只好破例将讲座专家胡大一请进了广播室，老百姓就在公园的各个角落听大喇叭。“老百姓对健康科学知识的渴求让我们始料未及”。关说。后来，他们又请洪昭光、向红丁等也来开了健康大课堂，每次都产生了轰动效应。后来，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策划出了《登上健康快车》，又给了关春芳一个没想到―――这本书居然不靠行政命令发行、不用花广告费就在市场上销得这么好。

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分析说：这种情况要是放在20年前就不会发生。现在，中国老百姓吃好了、穿好了、玩好了，就注意到了慢性病的问题，就还想更健康地生活。据经济发达的美洲和西欧等地的经验，“慢病”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富裕了之后，人们缺乏保健知识形成不良生活方式的恶果。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已经认识到，与其花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治疗疾病，不如“防患于未然”。保健品的热销就映衬了百姓对健康消费的物质需求，洪昭光的“走红”则从另一方面满足了百姓对健康理念的渴望。

“健康”能否产业化

就在洪昭光热遍大江南北的时候，他也开始受到医疗圈内的一些非议，非议针对着“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的成立和一些与经济问题有关的传闻。一些人想不通―――搞健康教育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业为什么还有经纪人行为？说白了，就是接受不了健康教育的市场行为。这些非议也让洪昭光对“市场”二字感到晦涩。他说这叫人怕出名猪怕壮。他告诉记者，他把稿费都交到医院党委了。而陈冬牛却时常在各种场合为洪昭光喊屈：“正常劳动所得为什么不敢拿！”记者无意调查传闻中“经纪公司”要的“后面好几个零的讲课费”是否属实，但是却想探讨一个问题，有更多的市场行为加入到健康教育中来有什么坏处吗？

有一种声音认为健康教育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健康教育有市场，可以让政府来投资，而不应鼓励营利性机构来参与，这样才能保证健康教育事业的纯洁性和对老百姓的公平性。这种观点也是非议“洪昭光经纪公司”的根源。而当前经济学家们都在谈论要进一步启动民间资本的问题，他们认为应该进一步向民间资本开放的领域不仅是金融、城市基础设施等垄断行业，还可以是公共事业领域。政府要做的是把好准入关，对这些领域的市场行为加以规范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