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退出

下海，上岸。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

2012年，毛振华在约旦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春节。

约旦显贵亲自驱车带着毛振华去看那里的难民营，瓢泼大雨，道路泥泞，难民们没有雨具，拥堵在路上。警察拉起警戒线，他们才得以脱身。他是应邀前来走访的，这与不久前他写的论文有关――《宏观经济和经济转型的问题》。约旦显贵向他提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改革那么成功、社会那么稳定？

“中国改革第一个重要的年份是1978年，第二个是1992年。但是最有价值、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是1978年到1992年之间，这14年发生了什么？”毛振华说，如果没有1980年代各种思想的碰撞、突破，并形成改革的共识，就不会有1992年之后20年的高速发展。

他的名片上，正面印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背面还有6个社会职务，唯一一个跟公司有关的职务是“中诚信首席经济学家”。1992年，毛振华辞去了中南海政策研究室处长职位，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20年后，他再度转身回到书斋，中诚信似乎在他的事业中开始隐退。

20年前，他的选择被形容为“下海”；如今，他拔脚“上岸”了。

“我在商业上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兴趣做财富英雄。”毛振华说，“我的商业生涯基本上是这样的：有一点经验，当一个观察者，一定意义上当一个思考者，就差不多了。”他是中诚信的创始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但他的目光已开始移至别处。

毛振华的身上保留了很浓重的知识分子气息，这是很多“92派”企业家的特征。“当初下海也不是奔着钱去的”，毛振华说，中国那时还没有评级公司，如果可以搞一家像穆迪那样“能给其他国家评级的公司”，成为市场的风向标，他觉得“是件很骄傲的事情”。

1992年，当他去游说相关领导批准中诚信的金融业务许可证时，很多领导还不知道评级是什么。当毛振华带着要做“中国穆迪”的使命感成立中诚信之后，方才发现，自己的热情多少有些盲目――他必须面对一个先天不足的市场。

美国是世界上债券市场最发达的国家，因此才会诞生为这个行业服务的评级公司，才会出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制定者；但中诚信成立时，中国的债券市场尚未成型，只有国债，且国债的利率被严格限定不能低于银行利息。

毛振华很无奈：“在这个行当里，你居然不能够通过你的努力来扩大市场！”

在公司成立的前14年，中诚信的评级业务基本不赚钱，毛振华只能咬牙苦苦坚持。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开放了银行间的债券市场，市场迅速扩容，评级才成为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创办19年后的2011年，中诚信税后利润第一次突破1亿元。在这19年里，不知多少后起企业的年利润早已是十亿乃至百亿规模。

“做了20年才到这个规模，其实很失败，因为你选择了一个被动性增长的行业。”毛振华说。这种失败感在公司成立10周年时更为强烈，因为那时中诚信没什么积累，而互联网的财富英雄们正在星光闪耀地登上舞台。当时毛振华的人事关系还在机关里，依旧有机会回到体制内做局长，但他还是放弃了。

在郁闷徘徊期，喜欢研究宏观经济的毛振华发现了一个秘密：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的中国，正在进入资产增值的时期。投资业务成为毛的第二次尝试。相比评级业务，中诚信旗下的投资业务要成功得多。中诚信的第一笔投资是1999年收购北京长安街上的泰康金融大厦――它曾经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烂尾楼，经过包装处理，中诚信获利甚丰。这些年以股权的方式参与房地产开发，中诚信没有失过手。但毛振华说：“搞投资是被迫的，如果做评级有好的市场，我肯定不会去做投资。”

如今，中诚信已是中国评级行业里的龙头企业，但离毛振华定下的“穆迪”的目标还相去甚远。于是，他的离去也多了些悲怆意味：很多事情，注定是无法通过个人的努力去改变的。

当然，选择淡出中诚信的日常经营管理，并不意味着毛振华淡出评级事业；相反，他非常密切地关注着行业的变化，这个行业承载了他的价值感和荣誉感。对他而言，中诚信是一个不算成功但“基本正确的选择”。

虽然这是一个“以保守为生命”的行业，谁说得对就活下来，说错了就死了，但它还是向着“神圣的方向”前进。中国评级行业发展了20年还没有完全定型，只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金融风险，市场才会重视评级的作用。

1999年，中纪委对毛振华进行调查，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中诚信成立之初是国有企业，有12家国企背景的股东，毛振华虽然是筹建者却没有股份。在1998年“国退民进”的大潮中，中诚信的12家国企股东选择了逐渐退出。中诚信改制过程中是否牵涉国资流失，正是中纪委调查的原因。虽然没有发现问题，却让毛振华成为惊弓之鸟。他最终选择了退出。

在转型做学者之后，毛振华曾私下说过，“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商人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主控权，中国企业家的死亡率太高了。中国不具备把企业做大的环境，特别是金融性企业。我现在退出来，有一种解脱感。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企业发展了，而我也不是一个负面人物。”

2006年，穆迪入股中诚信，毛振华的感觉是“悲愤”。穆迪入股是认为本土评级企业不行的监管部门要求的。毛振华说：“穆迪的进入没有给中诚信贡献什么，它的窍门就是一个财务分析方法，我早就摸透了。”虽然当时穆迪以昂贵的价格买下中诚信49%的股权，但在毛看来依旧是个“错误的交易”，虽然那还是个“成功的谈判”。

在做中诚信时，毛振华经常被人追问：你给人评级，谁给你评级？言外之意，是不是政府授权的？即便完全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评级行业，人们还是愿意相信政府的权威。这些年政府的影响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1992年公务员下海是一种潮流，这些官员是牺牲了自己利益的，他不认为官位有那么尊贵，愿意下来，现在经过这几年的回潮，重新回到了改革前的状态。其实，一流的人才应该做企业，去创造价值，二流、三流人才才当公务员。但是现在一流的人才都去参加‘国考’去了。”毛振华说。

他怀念1980年代的启蒙岁月――年轻人都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僵固的思想被接连颠覆，整个民族焕发着蓬勃的、向上的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