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红色女杰”

女性，从来都是谍战故事中的传奇。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曾经闪耀着众多娇媚多姿、智勇双全女特工的身影。做一名特工非常不容易，而做一名女特工更是难上加难！先天的生理条件决定了女人不如男人身体强壮，而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女特工就得比男特工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我们的红色女特工除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刻苦训练，还要穿上华装，强颜欢笑地周旋于行行的敌人之间，受保密纪律的约束，还要承受昔日战友、家人、亲朋的误解和骂名。但他们依然十分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为我党和我军的重要决策和重大事件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支持。限于篇幅，在此我们不可能一一记述所有英雄，只能把这个群体中几个典型加以介绍。

沈安娜：“按住脉搏的人”

抗战时期，延安窑洞里的中共中央总能及时准确地掌握在政治、军事上的种种企图；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各地转战的中共中央对的军事部署更是了如指掌：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身边的卧底到底是谁？她就是潜伏身边十余年的美女速记员沈安娜，被称为“按住脉搏的人”。

1938年初，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找到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这位只有23岁的女孩就是沈安娜。原来，朱家骅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安娜曾在他手下当速记员。但朱家骅并不知道，沈安娜其实是共产党的情报员。

沈安娜是江苏泰兴人，在上海读书时，结识了在中共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华明之。在华的动员下，正学速记的沈安娜考入浙江省政府做了速记员，为共产党搜集情报。这次她来找老上司，是按董必武的指示，想打入心脏。

朱家骅很高兴，因为他正缺速记员。但他问沈安娜是不是员，“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须是党员才行呢！”沈随机应变说：“我现在加入可以吗？”朱家骅随后便给沈办理了“特别入党”。很快，沈安娜成了中央党部秘书处的速记员，并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

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做梦也没想到，埋头记录的沈安娜竟会是中共情报员。在高层决策会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总会突然下令：“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必须停下笔来。于是沈安娜就努力在心头默记，一到休息时间，她就佯装去厕所，并速记在草纸上。在这次全会期间，精心策划消灭我党我军的新阴谋，并炮制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沈安娜悄悄将两份文件传递出来，党中央立即将其编入《磨擦从何而来》小册子公布，揭露了的阴谋。

1946年3月，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这些重要的战略情报都被沈安娜记录并迅速送到延安，受到“迅速、准确”的口头嘉奖。

但年轻的沈安娜也向往直接杀敌的战斗生活。她秘密找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提出要去延安。专门找她谈话，要她从大局着想甘当无名英雄：“别人没法像你这样能在的核心部门工作。”于是，她继续着自己的潜伏生涯。她家里从不放进步书报，穿着打扮入时，常看美国电影，过年过节总要去拜访上司。每次为宋美龄做速记，她都会穿上最好的旗袍，因为“这样去见她才得体”。她还把居正、于右任等写的条幅挂在屋里，外人都以为她与“元老派”交情很深，上司也更信任她。

就这样，沈在心脏潜伏了十余年，为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没有露丝毫马脚。直到解放后撤回被安排到国家安全部工作，也无人怀疑过她是共产党。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张露萍：出鞘利剑插在敌人心脏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被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的需要，决定派她到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此二人之前已组建中共潜伏在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伺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是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中央南方局对外办公地址），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假抗战真”的具体罪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何人，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刚回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这就是当时震惊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内部，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地主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得。

“军统电台案”也使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1945年6月下旬，用尽种种手段，策反无果，军统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一同处决。

1948年7月，随着人民进军江南和西南，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被逮捕，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交中国人民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人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黄慕兰：被赞为“女诸葛”

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批准，两人正式同居。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否定了她的请求，并让她与陈志皋结合。可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监狱，出狱后多次上诉。直到1980年，冤狱才得以。

鲜为人知的是，黄慕兰是第一个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的人，使等得以及时转移，使当时的党中央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1931年6月22日下午，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师陈志皋与热恋之中的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便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老同学相见，聊天的内容自然很随意。曹炳生感慨地说：“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坐了片刻，没聊几句，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说罢，向黄慕兰笑了笑摆摆手，便匆匆离去，消失在人海里。

言者无意，听着有心。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黄慕兰一直低着头，喝着咖啡，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50多岁的湖北人，他会是谁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慕兰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是他。”潘汉年站了起来：“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住进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了。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确实是向忠发。自从1931年4月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以后，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经中央决定，担任总书记一职的向忠发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为了安全，临走以前特别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时一再关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过夜。谁知6月21日夜里，向忠发从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来，到姘妇杨秀贞处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顺风车行要车，被人认了出来，刚抓到巡捕房就扛不住了，做了可耻的叛徒。

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红队的队员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当晚，只见一队特务，押了一个人用钥匙打开了他的寓所搜查——的住所只有三把钥匙，除了与邓颖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发的手里——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在黄慕兰的机警报信后化解了。

此外，黄慕兰还曾智救我党早期杰出领导人关向应和成功反击“伍豪脱党”谣言。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月20日、2月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通过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我已经叛变自首了。你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的伎俩。”黄慕兰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觉得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作为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看后很满意，夸奖说：“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

关露：身背“汉奸”骂名的忠诚战士

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左联”。她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担任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副部长，广泛地和女工交朋友，组织诗歌小组，宣传革命道理。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其主要任务是搞上层统战、情报、策反和宣传党的政策、出版书刊工作。

1937年9月，潘汉年任“八办”主任，12月25日潘汉年离沪赴香港后，刘少文接任“八办”主任。抗战期间的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是日伪特工总部，日伪特务们在里面设下刑讯室和地牢，乱捕滥杀爱国志士，怒骂声、惨叫声日夜从“76”号里传出，人们称之为“魔窟”，它的头子就是后来成为江苏省伪主席兼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

1939年冬，一名眉目清秀、衣着时髦的30来岁女子走进了“76”号，她就是受党组织派遣深入“76”号魔窟的关露。

那时关露正借住在中共党员王炳南家里。一天，关露忽然接到“八办”负责人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小廖”即廖承志，住在香港九龙。身为老党员的关露懂得党的纪律，便没有再多问什么。

几天后，关露来到香港，通过复杂的关系，终于见到了廖承志，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对她说：“党组织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什么任务？”关露认真地望着他。“听你妹妹胡绣枫说，你认识李士群，是吗？”关露点点头，“现在党组织要派你到李士群那里，去了解他的动态。”“我？！”关露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时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错综复杂的斗争并不少见，担当这样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不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念和胆识，毫无疑问，关露是具备的。

关露在香港接受任务后返回上海，并开始同李士群接触。第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关露对他说：“我失业了，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做。”李士群夫妇一听就笑了，说：“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钱呢，每月来拿好了。”说完，就在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元钱。

关露连着去了两三次，还没有把真正的目的告诉他。这时党组织希望她向李士群挑明。于是关露再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就说：“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她说，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问你要不要做？”

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和妹夫李剑华都是共产党员，当时被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1938年春被派到武汉。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关露的意思，他发了一通牢骚。为谨慎起见，关露不接他的口，只用耳朵听，渐渐听出他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点可以沟通的意思。

经过反复的工作，关露成功地利用李士群的关系，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这其中就有关露的功劳。李士群后来还曾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他的职权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等。

为了和敌人周旋，当时关露不得不穿着入时，但长期在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工作，她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淡。

1939年秋，戴平万问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这里说的“活动”，指的是地下党领导的诗歌组活动。锡金说：“参加的。”戴平万说：“不要她参加了。”“为什么？”锡金不解地问道。“现在她的关系有点复杂，最好还是把她隔开。”被误解后，关露向党组织提出要去延安。不久，由“八办”的陈家康带信给胡绣枫，信中说，上海方面不同意，要关露不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胡绣枫按照党组织的意思给关露写了封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关露接信后，完全明白党组织的意思。共产党员的信仰及忠诚，使她把个人的安危、委屈一股脑儿抛弃，仍然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

解放后，因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关露因“汉奸”罪曾两次蒙冤入狱，前后长达10年。在潘汉年昭雪一年之后，国家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1955年6月后关露受到了错误的逮捕审查，应予，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可惜的是，这份通知来得太晚了，关露已于1982年12月5日默默告别了人世。

陈修良：曾任女市委书记的红色女杰

南京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反动统治的中心，曾活跃着一支秘密力量，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取情报、瓦解敌人、策动起义、策应人民渡江作战……这就是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的地下情报组织。

作为1933年即参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队伍的陈修良，深刻理解情报的灵通、准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的重大意义。1946年5月南京市委建立伊始，她就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在市委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1948年又专门设立了以沙文威为首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她单线联络，由她直接向上海局报告。换而言之，市委书记亲自领导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她靠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临危不惧，胆大心细地深入敌人内部搞情报。

有一天下午，她戴着一副墨镜，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一见面，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的军统特务，他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出于职业习惯，陈修良当即询问了那特务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休告诉她，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并且提出想把房子挪一挪，与一个特务长住一起总不大行，万一出个破绽不是闹着玩的。

陈修良毫不犹豫就否定了方休的提议。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造访方休。见面伊始，方休就迫不及待地说：“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妻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这事该怎么办？”

陈修良当即郑重地说：“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方休自然允诺，让妻子把提包拎了出来，一看，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军事密码！

“方休同志，这份东西我需要借用一下，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一抄，你看行吗？”“可以。不过只能用半天，下午他就要回来。”她紧紧地握了握方休的手，她知道方休做出这个允诺需要多大的勇气。

南京市委负责情报的卢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帮助下，连续抄了3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下午陈修良将密码“完璧归赵”的同时，卢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几个月之后，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中央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作用。

1947年末，策划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之后，中共的领袖们把目光投向“策动党政军人员起义”这一战略目标上。南京市委负责策反的主帅是陈修良，其中具体组织指挥策反的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大将沙文威。陈修良和沙文威使用丰富的地下斗争艺术，成功地策反了南京地区的空军、海军起义。

南京解放后，当陈修良乘坐一辆吉普车来到三十五军驻地时，当时穿着旗袍的她告诉哨兵想去见三十五军政委何克希。哨兵满腹狐疑，他不了解这位穿着旗袍的老百姓凭什么资格要见军首长。可是，当他把中年妇女通报的姓名转报值班室后，何克希却立即跑了出来：“陈修良同志，我正在到处找你。好啊，我们胜利会师了！”

会谈结束后，将军又立即派两个警卫员护送陈修良到寓所搬取行李。当军用吉普停在一间普通的民居前时，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穿着朴素、一天到晚外出“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共产党的南京市委书记！

4月27日，、邓小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南京市委：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组织部长。不过陈修良没在这个岗位上干多久，1950年她被调往上海，从此就离开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