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中国民营报业发展的政治环境

摘要　1927年至1937年中国民营报业的发展达到鼎盛期。本文通过重新梳理和审视这一时期民营报业的政治环境，试图从历史情境中还原当时民营报业与政治的多维关系，从而把握和洞悉中国民营报业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规律。

关键词　民营报业　政治环境　弱势独裁政治　租界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9级博士生，上海200433；浙江财经学院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杭州310018

中国民营报纸诞生于清末，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开始初现繁荣，其鼎盛期当属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7年抗战前夕这一时期。从报纸销数来看，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申报》、《新闻报》进入稳定发展期，销数急剧上升：《申报》1921年销数为4.5万份，至1926年底达14.1万份；《新闻报》1921年销数近5万份，1929年销数达15万份，达到该报的历史最高水平。从经营规模来看，从1912年10月20日到1934年11月13日，《申报》从单纯一份报纸发展到拥有四家报馆，从二层简陋馆舍发展到世界一流的五层欧式报馆大厦。1924-1925年成舍我在北京先后创办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是“完成沿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报纸的做法创办起来的报纸”，由此形成了一个日、晚、画三报同时出版的“世界报系”。这一时期中国报界还产生了报团的雏形——“四社”，经济实力相当雄厚，被誉为“报业托拉斯”。影响力方面，《申报》原本只是一份仅限于国内的权威报纸，后影响扩大到欧美，并与世界一流报纸《泰晤士报》并驾齐驱于世。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时代”。当南京政府取得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后，民营报业暂时取得了没有战争侵扰的环境条件，军阀混战使政治上受到的威胁相对解除，而执政的暂时又控制不严，新闻事业在1927—1931年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基础十分脆弱，终究是难以持久的”。置身于这种起伏变幻的“统一”政治格局中，中国民营报业依然生机勃发，且不时闪耀出不凡的亮点。本文通过重新梳理和审视这一时期民营报业的政治环境，试图从历史情境中还原当时民营报业与政治的多维关系，从而把握和洞悉中国民营报业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规律。

一、弱势独裁政治：“消极的自由环境”

南京国民政府就其发展的阶段而言，大体上遵循了孙中山生前所提出“建设之程序”，即军政、训政和三个时期。1928年军政时期结束，国家建设由此进入了训政时期，至1947年12月开始实行，训政时期历时19年之久。训政期间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等党的机构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政会)实现对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在地方，党的组织通过国民政府实现对政府的间接领导。这种权力架构使得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党治只发生在中政会领域，而在省市基层，政府行政权力架空了党权。即使在中央层面，中政会也成为点缀，军权逐渐超越党权，从而使党治成为无根漂萍，沦为军治合法性的图章。诚如有学者指出，这种政治体制客观上削弱了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的强势独裁从来没有成为政治现实。如果有，也仅仅是的个人军治独裁，而不是政党独裁。的弱势独裁政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新军阀派系争斗；第二，与反抗的党团之间的争斗；第三，内部的继承权与党统之争。“这导致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是一个统一国家的政府，实则不过是一个地方割据各派仅奉南京政府为正朔的政府”。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长期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开始着手削平各方军阀，实现国家实际上的统一。但这种以讨伐军阀为名的“统一”之举，交织着种种利益冲突和政见分歧，派系斗争愈演愈烈。历史学家郭廷以曾总结道，“北伐完成后，旧的既未尽去，新的继之而来，意识如故，行为如故，不及已年，内战再起，历史有如重演，此伏彼起，为数之频，规模之大，更是后来居上。居中央者说是求统一，在地方者说是反独裁。不论是何种名义，要皆为的内部之战，其由来并非一朝一夕。”的派系斗争主要集中在1928-1935年之间，以中原大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地方实力派军事反蒋。第二阶段主要是政治反蒋，包括蒋汪(即与)斗争的延续，以及蒋胡(即与胡汉民)矛盾的激化与展开。实际上，中央的势力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控制过全国，或通过政治谈判，或金钱收买，或武力进攻，或数者并用，刻意吞并、整合各地军阀地盘；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则一面对之应付周旋，一面积蓄力量，合纵连横，形成各种地区性反蒋联盟，于是，地方实力派和中央进行了连绵不断的激烈的整合与反整合斗争。这种斗争在空间上遍布全国，在时间上则贯穿整个在大陆统治时期。

内部的派系和党团之争反映到新闻宣传领域，则出现思想言论极不统一的现象。除了以党营名义建立的中央新闻机构、CC系控制的报刊系统和军队的报刊系统外，内部还存在反蒋独裁的各派报刊，比如以、陈公博等人为首的改组派报刊《革命日报》、《硬报》等，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再造派报刊《民众日报》等，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报刊《行动日报》等。此外，各地军阀控制的报刊亦为数不少。这些代表不同派系立场的报刊发出的不同声音令中央深感头痛，尽管其中一些唱反调者亦常常遭到查禁，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扫除这些不同派系的报刊。总之，1927年至1937年的弱势独裁政治客观上给政治权力之外的民营报业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这种新军阀间的大规模内战代替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便是从一九二九年初到九一八事变前夜中国政治生活中左右全局的突出内容。”因而，民营报业在北洋政府时期获得的“消极的自由环境”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了延续。北洋军阀之争“所制造的分裂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元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为之盛行一时。”1927年后的民营报业亦面临着相似的政治环境，因而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对此，林语堂曾总结道：“一个政府越‘强大’，报刊就越弱小，反之亦然。”当然，随着新闻统制政策的实施，中国民营报业便开始了一场又一场为争取生存空间的反控制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