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璋先生对当代外语教育的贡献

【前言】许国璋先生对当代外语教育的贡献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二、英语教材编写的典范 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国璋这个名字已是家喻户晓。许国璋几乎与“英语”成了同义词。这与他主编的教材《英语》有着直接的关系。许国璋先生编写的教材《英语》，曾风行全国40余年而不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英语学习。这套教材的质量和价值不言...

摘 要：许国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外语教育家、语言学家。他早年“读书自觉进行”的习惯被无数英语学习者奉为座右铭。他编的教材《英语》自20世纪60年代问世以来，历时40余年而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英语学习者。他的学术创新精神为外语科研找到了新的发展平台。他一生治学严谨，重视外语教育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外语界的顶级学术刊物《外语教学与研究》就深深体现着他的教育思想和学术风格。

关键词：许国璋;外语教育;贡献

一、“读书自觉进行”的榜样

许国璋先生1915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考入美国南长老会创办的嘉兴秀州中学，1930年考入美国监理会创办的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在此期间，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名师的导引，自觉自律的学习态度使许国璋先生在中学期间就养成了“读书自觉进行”的良好习惯，为其一生从教、问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

当时的秀州中学，英语是仅次于国文的主课，其他课程的专有名词都使用英语。英语老师对学生的学习也“不逼不催”，重在培养学生的自觉性。在东吴附中，主干课程都使用英语教材，且用英语教学。良师吴献书的指引更是他养成自觉读书，步入英语的关键。吴献书“用启人的智慧，教育哲学的原理，引导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学得那样轻松愉快，而那样成功”[2]。吴献书教导学生“多看多读”，“视急于求成为教学之愚妄。”他还非常重视英语朗读，认为“朗读好坏，可知理解之深浅”[2]。吴献书的教学思想对许国璋的学习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阅读《莎士乐府本事》之初，常借助于字典，以致于“每页注的生字密密麻麻” [2]。这种阅读方式在当今的英语学习者中比比皆是，不仅速度慢，读完后对原文仍一无所知。但是，许国璋先生却能及时跳出囹圄，先是不查字典，只看注释，之后甚至连注释也不读，直接阅读。在读完多个悲剧故事之后，许国璋“不查书，不读注”，“更不顾生词而观句子全局”，对于无法读懂之段“亦不停留，读可懂之段”[3]。读完后再重读整本书。读书获得了乐趣，也掌握了良法。许国璋先生的“读书良法”对于今天的英语学习者而言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学习良法。但现在的学习者难有先生的读书耐心，难有读书获得知识的乐趣。在功利心的驱动之下，用英语阅读何其难！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甚至有少数的英语教师视“立竿见影”的效果为学习之良法。对于自学，许国璋先生还提出“在心情愉快的时候学习”。[4]学习是一种脑力劳动，良好的心情能使学习者注意力集中，做到事倍功半;心情低落时，满心杂念，数小时仍停留于一页，这只是在消磨学习时间。在秀州中学，许国璋先生还获得了学习英语的另一种良法――背书。背书是秀州中学记录平时成绩的重要依据。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许国璋先生发现了自己学习英语的潜力。至今“多看多读”“朗读而能背诵”，努力培养自觉学习习惯仍是外语学习者，尤其是外语基础阶段学习者的良法。许国璋先生便是这一“良法”的典范。

二、英语教材编写的典范

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国璋这个名字已是家喻户晓。许国璋几乎与“英语”成了同义词。这与他主编的教材《英语》有着直接的关系。许国璋先生编写的教材《英语》，曾风行全国40余年而不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英语学习。这套教材的质量和价值不言而喻。许国璋先生对于教材的编写曾说过，“我的课文，都不是拿来原封不动就用的，都是要改写的。我是篇篇都改写过的，而且改过多遍。教材不同一般材料。不可发给学生二流的货色。课文必须是头等材料，一流的文字。要反复推敲，反复polish。编者要做到语不惊人誓不休。”[5]在编写第二套教材时，他又说：“不仅课文要精，second to none，而且插图也要是一流的，练习也要是最地道的，例句是最吸引人的。”[5]在编写的过程中，先生曾反复修改课文，推敲一个个问题，书中处处闪耀着他编写教材的思想，体现了他对学生、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许国璋先生对于教材编写的要求可谓外语界教材编写的典范。试看几十年后的今天，很多编写者们已没有了先生当年的这种“负责任”的精神。在名利的驱动下，市场成了教材编写的方向标，剽窃、用材料堆砌的教材屡见不鲜。

许国璋先生的教材也深刻体现了他“多看多读”“朗读而能背诵”的自觉学习思想。他将“语音”和“语法”的学习编写在4册教材中，引导学生在四个学期的不断练习使用中逐渐掌握，坚决反对“今日教一句，明日即希望学生活用”的做法[2]。教材的第1册，对于朗读的要求最为广泛，第2、3、4册中则有背诵课文、背诵诗歌或谚语等要求。此外，许国璋先生对课文材料的选取也体现了他反对“重日常操练，轻文化素质”的实用主义倾向[3]。他提倡通过阅读提高学习兴趣和英语文化素养。因此，《英语》中除了课文外，还补充了相应的寓言故事、希腊神话故事、小说名篇、名人轶事、作家传记、新闻等阅读材料，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对英语的感性认识。许国璋先生重文化素养的指导思想与现在大学英语改革提出培养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的精神不谋而合。许国璋先生在教材编写中体现的远见卓识以及负责任的精神是外语界教材编写的典范。

三、外语学术创新的实践者

许国璋先生受人尊敬，不仅仅是因为《英语》的畅销，更重要的是他在语言学科上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以及在这一领域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许国璋先生的学术创新在于他扎实的基础和正确的科研方法。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哲学、史学、文学等多方面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因而他独具慧眼，写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论文。另一方面，许国璋先生不断汲取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因而具有牢固的创新基础。许国璋先生对新知识、新理论的执着追求，在其晚年仍热情不减。晚年，他仍每天坚持听国外的广播，记新单词、看新书、汲取新知识、新思想。他的学生王克非教授曾叙述过他是如何完成“《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这篇论文的写作。为了完成这一课题，他曾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通读《马氏文通》及相关的国外语法书和国内资料，再深入理解和分析马氏的语言观。许国璋先生对科学研究的严谨过程也正是他学术创新的过程。对于学术创新，除了要有扎实的基础和正确的方法，还需要有创新的勇气，有不惧权威的精神。许国璋先生就是这种勇气和精神的体现。他曾反复强调“不以权威而护短，不以宗师而慑服”，“不要人与亦云”[6]。例如，对于语言的定义，当时国内外许多语言学家都发表过看法，有些几乎已成定论。但是，许国璋先生认为这样的定义还不够科学，或者至少不够严密。因此，他将语言定义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7]又如，许国璋先生对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在理论建树上的“突破”精神十分推崇。他曾向中国读者介绍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精华。但是，对于大师，他并不盲目地崇拜。在后来的研究者中，他对索绪尔的某些提法进行了补正。由此，许国璋先生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的学术精神可见一斑。

对于外语科研，许国璋先生认为不能只停留在对国外理论的译介上，将国外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即与汉语言研究相结合，才是外语科研创新的可行之路。对此，他本人身体力行，运用西方语言学新理论、新方法研究我国古代和近代的语言学著作，尤其对《说文解字》和《马氏文通》有着独特的见解，为中国语言学界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在21世纪的今天，在国家大力倡导文化走出去的政策下，许国璋先生的思想更具前瞻性。

四、目光犀利的主编

对于编《英语》教材，编《现代语言学丛书》，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语言学、世界诸语言”分支学科的条目，许国璋先生花了不少功夫，却很少提及。他引以为豪的是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主编。他以独具的见识和风格深刻影响着这本学术刊物。他强调，办刊一要扩大知识情趣，不能只是教学，要有更多的文化内容。一要增强学术性，尤其是多一些现代语言学研究，不可停留在某词某句式用法的描述的层次上;而且外语研究也要注意有益于本国语言研究。再一点是要注重第一手材料，外语教学的文章要有调查材料，有实验数据，有理论指导;经验体会类的文章是没有价值的[8]。许国璋先生的敏锐、勇敢、坚定，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成长中留下了印记。这本刊物所涉内容范围广泛，触角很长，与海内外学者有联系，稿源特别丰富，为学术界尤其是外语学界学者所称赞。在当时每期刊载数量有限的情况下面，先生提出设立“学术论点摘登”栏，为更多的学术研究者提供了发表学术见解的机会。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外语学术刊物中是首创。作为主编，许国璋先生不仅对稿件的质量严格把关，对于刊物的编辑也有独特要求。他要求刊物，字体醒豁，天地充分;版式不可太花哨，也不可太死板[8];参考书目要严格参照国际最新格式进行编制。许国璋先生的远见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编辑者，最终使这本刊物成为国内外语学术刊物中的佼佼者，并成功走向世界，彰显着中国人的学术思想。

五、外语学界的伯乐

作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重要的语言学家，许国璋先生还特别重视外语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他关心这支队伍的建设，为他们的进步而高兴，为他们的困难而忧虑。他曾说：“目前，我国英语本科的教师队伍是一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有上进心，有事业心的队伍;同时，这支队伍存在知识断层，年龄断层，后继无人的危险;这支队伍是在生活条件差，工作条件艰苦，图书资料欠缺的情况下，超负荷的为国家培养着外语人才。”他希望各级教育部门的干部深入到他们当中，为他们切实排忧解难[5]。在担任《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时，他说“我不可能去给知识分子提高工资收入，但是我要尽自己可能，为他们增加稿费。”[8]许国璋先生确实这样做了。当时《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稿费水平是国内同类刊物中最高的。担任《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期间，他还特别关心来自基层的撰稿人。他认为师专中专的教师身处小地方，图书资料、信息缺乏，写论文不容易，所以只要他们下了功夫，论文有见解，就应该帮助他们提高并发表。很多人的文章就这样在许国璋先生的关怀下得以发表，一批批学术人才就这样成长起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外语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许国璋先生的远见卓识、高瞻远瞩值得业界后辈们认真借鉴学习。

许国璋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和语言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后继者，我们应该认真继承并让这笔遗产在今后的外语教学中继续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顾卫星. “读书自觉进行”――许国璋早年英语学习轨迹[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4）.

[2] 许国璋. 许国璋文集（2）[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许国璋. 回忆学生时代 [A]//李良佑等. 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4] 李新烽. 许国璋教授谈英语自学[J]. 外语教学，1985（2）.

[5] 刘润清. 许国璋教授与英语教育[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1）.

[6] 王克非. 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7] 许国璋. 许国璋论语言[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8] 王克非. 培养高层次的文化心态――记许国璋教授与《外语教学与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