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欧阳修的王道理想

摘要：欧阳修作为北宋仁宗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政治生涯重在以德为先，再调和人、事、天三方面的关系。他节义昭著的君子世界，与其政治生涯紧密相关，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君子的内在修持，另一个是君子的外在作为。内在修持的部分是欧阳修理想的“内圣”表现，而外在作为则是欧阳修“外王”的积极态度，他也是透过这两个进程，来实现他的王道理想的。

关键词：北宋 欧阳修 王道理想

1 欧阳修君子的内在修持

欧阳修的内在修持是一个中心所守的世界，是构建君子意识的根本。他守的是“道义”、“忠信”与名节，修持的原则是依循圣人之道。“明道”是欧阳修追求的目标，对于北宋中期的学术文化及政治生态有着重要的影响。

1.1 中心有所守 欧阳修从政历程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当属庆历新政时期，改革派大刀阔斧的施政，毫不顾虑守旧派或是既得利益的感受，当政绩不如预期，政敌们就会伺机而动，并以排山倒海的态势，毫不留情地挞伐新政，犀利的言词中，指以“朋党”是最迅速且可“一网打尽”的方法。此刻的欧阳修被视为“朋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朋党论》上呈仁宗，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直指反对派的卑劣之处。

在道德层次上，欧阳修兼重“德”与“业”，在曾巩落榜之后，欧阳修曾赞许他“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1]欧阳修期勉曾巩能努力进德修业，以待来日有所用，说明他对曾巩“广其学”来充实其“德”的肯定。

欧阳修中心有所守，也表现在他的文学主张上。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针对文人习于奇险怪诞之文，决定大刀阔斧改革一番，于是凡是章棘句者，一律不录取。之后，那些落榜者甚至还挡路拦截欧阳修“聚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而场屋风气自此大变。这次贡举不只让文坛开始有复古风潮，也诞生了几位旷世文豪，比如苏轼、曾巩、苏辙等，从此一股波澜壮阔的古文复兴运动也由此展开，汉唐古文、韩愈文集又重获人们的青睐。

1.2 尊明道术 嘉佑二年（1057），仁宗赐给欧阳修“文儒”封号。曾巩曾以“儒宗”概括欧阳修，并赞美身在庙堂的他能“尊明道术”，他为了解下民疾苦，反对儒者空谈性理“务高言而鲜事实”，于是对“道”做了世俗化、实际化的解释。尊明道术其实就是“尊德性”，而尊德性之首要工作就是“畜德”，欧阳修在《答祖择之书》中也有相似的想法。

尊明道术的第二个重点是“先道后文”，内涵比外在的形式更值得称颂。此说即是欧阳修在文学史上“道胜文至”的主张。就思想层面而言，欧阳修生命中的焦点始终围绕在“切于人事”之上，冥漠不可知性理乃是存而不论。他批判那些为文而文的学者，看重如孔、孟、荀等圣贤穷其一生关怀生民、宣扬政治理念、戮力于“人事”的学者。

尊明道术的第三个重点是“严其师”，他认为，“严师”高于一切，能“严师”才能“道尊”，才能“笃敬”，而“中心有所守”的节操在这样的灌输之下才能彰显其价值。概括欧阳修一生的成就，就包括明道和为道这两个层次。“尊明道术，清净简易”是“明道”的层次，“仁民爱物，敛不烦苛，令无迫猝”是“为道”的层次，最后以“仁民爱物”作为终极关怀。

1.3 通经学古 宋初经学大多依循唐代形式，笃守古义，无取新奇，这种局势直疑经惑传风潮的到庆历期间，参与学政者，属于文化政策的制定者，他们不只怀疑官方权威的注疏，甚至直接怀疑经典本身。欧阳修是疑经惑传风潮的领导人物之一，他对儒家经典的质疑，涵盖面甚广，如《诗》、《书》、《易》、《礼》、《春秋》等，都有所涉猎。欧阳修能大胆提出问题点，进行辩驳论证，进而发展出独特的读书法，不愧是庆历革新的大将之一。

欧阳修透过“通经学古”的淬炼，构建了他的君子意识，最常采用的方式就是“疑经辨伪”。他质疑儒家经典中的怪妄之说，认为伪说足以乱经，因此屡次提出质疑。除此之外，“舍传求经”也是欧阳修在学术路途上常采用的方式。他认为毛、郑二家的训释，有的过于疏略，有的流于谬妄。宋代经学新义日增，欧阳修对宋代学术思想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采取舍传求经的路径，大胆跃过毛《传》、郑《笺》的注解，仔细诠释诗人之本意，其目的是希望能达圣人之志。何泽恒有一段话，正可说明欧阳修对宋人疑经风潮实有开路之功。他说：“宋初以还，学术之渐趋更新，固不止于文章之一端，他若说经之不守传疏、史学之归宗义理，皆可谓当时学术之崭新风貌。欧公于经，发明甚多，说《诗》摆脱毛、郑，直求经之本义，而疑《十翼》，疑《春秋》三传、疑《周礼》，尤开宋人疑经之风气。”[2]

2 欧阳修君子的外在作为

宋代儒者关注群体的生活，关注政治议题，关注教育文化，他们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关怀。在此关怀之下，宋代儒者对于朝政、人民生活或是教化事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参与，在众多参与者中，欧阳修关怀生民的磅礴豪情，最受人民崇敬。在君子的外在作为方面，欧阳修是透过荐贤推善、廷议朝政以及德被生民三个方面来体现的。

2.1 荐贤推善 欧阳修乐贤好善，热衷于举荐人才，凡有才有德者，他总是不遗余力擢拔。《宋史》记载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3]，求才若渴的胸怀伴随着他的一生。放眼北宋中期的古文大师或是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很多都是得力于欧阳修的推举，比如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甚至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1018-1089），欧阳修也不念旧恶举荐。

欧阳修举荐曾巩，曾巩也效法他举荐王安石。欧阳修处处展现出他对王安石的欣赏之情，他对王安石有伯乐之恩，而王安石也常以尊崇的态度回敬欧阳修，而二人在学术观点上，也颇多相同之处。比如主张儒生要通经学古，推原六经之本，师法孔、孟，重视礼乐教化等。

欧阳修举荐的对象还包括其他有学行有特殊长才者，比如辞学优赡，经术通明，长于诗歌，得风雅之正的梅尧臣；精通兵法，深知用兵取胜之术的姚光弼；有吏才、能施惠政的李允；应变有谋、晓达军情的张旨；学术通明的司马光等等。在欧阳修不断地荐贤推举之下，俊良贤士纷纷投向朝政，由于知识分子的汇集，对于北宋中期的学术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2 廷议朝政 欧阳修的政治生涯里，“廷议朝政”一直是核心所在，欧阳修透过公言廷诤而不私的方式，实现君子外王的理想。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首次上奏即抛出择吏为先的建议，尤其对膏粱子弟滥居清职的现象，也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用人唯才，精简人事的理念，屡次出现在廷议朝政的札子中。例如对于文官的选拔，欧阳修提出于前朝的做法，那就是先策论、后诗赋，经世致用重于文辞藻丽。策论先于诗赋的措施，与欧阳修切于人事、明古今治乱之源的想法是一贯的，他将范仲淹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透过科举的力量，落实在每一个士人的思维里。

边疆事务是此时期的“廷议朝政”的重点之一，欧阳修上奏很多奏议，都表明了不可与西夏议和的立场。欧阳修所提倡的廷议朝政，是针砭国君施政的直接利器，宋代不杀言事官的政策，谏官得到了空前的廷议权，而欧阳修在这样宽阔的廷议权之下，提出了很多卓见。综观欧阳修廷议朝政的内容，有阔伟难解的边防事务，有高妙的用人之术，甚至连谣言流播及纷纭小事，欧阳修总是细大不捐，全部包罗在他的奏疏里，他那尽忠职守的态度，三两天即上呈一奏折的态度，使得他在谏官群里表现得相当不凡。

2.3 德被生民 宋儒看人，是德行的观念。这是顺先秦儒家的思想而来。他们心目中的人品人物，不是名士，不是英雄，也不是才子佳人，而是圣贤，圣贤栖栖遑遑宣扬他们的德治思想，揭示“为政以德”的原则，把保民、养民、安民、惠民等作为施政的主轴，这些也深深影响着欧阳修。

欧阳修在“德被生民”这个问题上，先修己以敬，再推及至“外王”事功上，所有政策的拟定要围绕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个基础上。他的德治思想萌芽得很早，景佑元年（1034），欧阳修二十八岁，在《答西京王相公书》中提及为政之术，曾言：“某闻古之为政者，必视年之丰凶。年凶则节国用，振民穷，奸盗生，争讼多，而其政繁。年丰民乐，然后休息而简安之，以复其常。此善为政之术，而礼典之所藏也。”[4]为政要以德，年丰民乐，才能推展其他政令。为官者须时时刻刻视民如伤，一切事务以简安为原则。

综上所述，欧阳修是通过君子的内在修持和君子的外在作为这两个进程，来实现他的王道理想的，从而成就了欧阳修节义昭著的君子世界，对当时北宋儒者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

参考文献：

[1]李逸安.欧阳修全集・第四十四卷・《送曾巩秀才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1：625.

[2]何泽恒.欧阳修之经史学[D].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80：37.

[3]（元）脱脱.宋史・欧阳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381.

[4]李逸安.欧阳修全集・第四十四卷・《答西京王相公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1：980.

作者简介：杨敏（1979-），女，陕西三原人，讲师，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