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粗鄙我怕谁

就是不要脸

很多人现在说别人也说自己是[尸][吊]丝，惹来冯小刚抨击说，这是蔑称，中国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抨击的对呀，不料引来一些人围攻。中国人这是怎么了，看看徐贲的这篇文章，你当会有所领悟。

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不久前，某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阵势。

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该羞耻，什么不该羞耻。粗鄙是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别容易发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

绅士消失

例如，在一般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自然而然要求自己的行为。但在一些时期，绅士成了革命对象，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荣为行为准则，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就出现了新型的“有面子”与“要脸”的关系：粗鄙不仅不再是不要脸，而且是有觉悟、混得开的事，不仅如此，甚至还能为粗鄙者带来特别有面子的头衔、荣誉称号、地位或职位，让他们成为“成功人士”。

这种“成功人士”的传人之后会把施展才能的领域从政治转向经济。祝东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粗鄙者有胆儿、拔份儿。”

在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气是很难混的。粗鄙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成为当今时代一种集体无意识。

竟敢笑话人

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越发大胆地发之言、行之事。去年12月8日在广州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4900元假币，引发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在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是丢中国人的脸。针对这样的指责，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称，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领事馆人员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

对假币是非不辨，反倒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为国家争面子，也是一件粗鄙事。这位官员事后称不后悔，令人想起不久前一名教授为替争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这位教授也是事后称不后悔。

死不认错，其实是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色厉内荏。

任何社会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对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于是，粗鄙也就更加猖狂。

自我矮化

粗鄙的有恃无恐印证了邵燕祥在《普遍粗鄙化：当代的社会病》中说的，中国粗鄙化已成为文化病和社会病。在粗鄙化社会，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就像在污染的环境中，人会变得特别能抗毒一样。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调适能力，但未必是好事。中国有一段时期，千千万万的人随时都被羞辱，在丢脸，以至丢脸成了稀松平常的事，结果差不多整个社会都变得不要脸。不少人因为要脸，忍受不了无端羞辱而自杀。那些能经受不公和羞辱而活下来的，都是特皮实的。他们的皮实恰恰帮助积淀了中国文化中的逆来顺受和隐忍苟活。

个人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粗鄙化如影相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强梁的权力粗鄙地对待，无处说理也无理可说，久而久之便会因人格贬损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自鄙变态。这种变态常常表现在自鄙者的自我称呼上，如黑鬼，本是一个侮辱性字眼，但这个字会频频出现在地位低下的黑人们的相互交谈中，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弱者群体维系。在中国，屁民、草民、[尸][吊]丝也成为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称谓来自嘲和自我矮化，许是为了寻求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它可以使当事人用适应和习惯矮化的方式，来把矮化的实际伤害降到最低。然而，这种对矮化的游戏性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

责编/永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