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仁达娃《雪山的话语》评介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虽然解放了艺术，但却让艺术远离了灵性。以电脑作为写作工具，语言之中绵延的灵性常常在键盘的敲击声中消逝。藏族作家泽仁达娃是一个以灵魂进行写作的作家，身体的病痛让他不让用电脑进行写作，但却使他以古老的书写方式收获了久违的神性。十五岁那年，他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植入的金属头盖骨让他中年以后无法接近任何辐射源，也让他无法以电脑进行写作。对于他而言，稿纸上的艰难爬行，以笔来“丈量文学的天地”是他存在的方式，“通过文学的形式与世界进行互知与沟通”，这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召唤。《雪山的话语》是作者在病痛的折磨中，历时多年创作的一部关于康巴地区藏人的史诗，康巴大地壮丽与血腥的复仇，纯朴与剽悍的民风，凄美的爱情与原始的，虔诚的信仰与世俗的欲望在诗歌一般的语言中回旋流淌，奔突撞击。小说在丰厚的历史叙事中呈现了诸多形而上的终极悖论，它是作者用生命的语言和文字，对历史深处的藏区、现实中的藏区和心灵中的藏区的文化拷问。

《雪山的话语》是一部关于村落、族群、代际的苦难史与精神史。小说以处于历史漩涡中贝祖村为中心，用诗化的语言描绘了藏区神秘壮阔的自然风物，同时呈现了雪域高原生存环境的残酷与粗暴，以宗教的视野审视了因为连续不断的杀戮与复仇造成的生命悲剧和精神困境。因为牧场和财产的争夺而引起的杀戮，以及随之而来的复仇使贝祖村陷入了无休止的劫难之中，在有仇必复的信念和故土难离的的家园意识的指引下，血性勇武的康巴汉子一次又一次地在逃离之后回归贝祖村，村庄的历史在逃离与回归之间不断轮回。三位康巴汉子朗吉杰布、美朗多青、阿绒嘎都想结束这种永无休止的仇恨，却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又一轮的杀戮之中。阿绒噶的父亲被仇家所杀，临终前告诉阿绒噶不要像他的祖辈和父辈一样去杀人，为了逃离杀人与被杀的命运，阿绒噶远走他乡。“我不会让儿女走没完没了的仇杀之路”，带着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上路的阿绒噶游走在开阔的毛垭草原上，直到遇见了美丽的少女德吉。若干年后，阿融噶带着德吉返回了贝祖村，他注定逃脱不了长辈的命运。贝祖村的神朗吉杰布在村庄的一次浩劫之后取代了原来的土司，他想以杀掉所有仇敌的方式结束多年的仇杀，结果使村庄又陷入新一次的杀戮之中，自己也被杀身亡。土匪的儿子美朗多青不想卷入仇杀之中，但是嫉妒他本领的贡玛土司却决定置他于死地。

“为什么千年的佛教，阻挡不了仇杀的脚步？”这是作者借阿绒噶之口提出的一个文化命题，显然，作者把这一追问留给了读者和自己。在《雪上的话语》的创作谈中，作者说：“由于多种原因，近十年，我几乎在一个人的时光里，面对宗教祖先而后现实进行深层地认知理解和感悟……就这样头发落在地上，智慧进入心中。就这样孤独和寂寞是我的朋友，小说中的人物跟我作伴；艰难中有限的写作是我快乐的享受；就这样我多病的身子慢慢地丈量文学的天地……我希望向世界提供藏区的生存生活与精神的哲学与体验。”《雪山的话语》并不是对暴力的激情展示，它融入了作者的深沉思索，小说中三位康巴汉子以不同方式对无情的命运与荒诞的历史的抗争使这部作品具有了一种文化反思的精神向度。这种反思来自于作者深切的体验与冷静的思考。作者的祖辈曾经生活在一个“男人活不过三十岁”的艰难岁月，“那些史事和传奇像一枚枚燃烧的炭火，烙着他的心”，作者的反思并没有在小说中指向明晰的答案，不仅千年的佛教没能阻止仇杀，一心想改变康巴人命运的的朗吉杰布也无法抵抗膨胀的私欲，信奉“没有仇杀的日子就是好日子”的阿绒噶最后又举起了利刃，他们似乎都在被无形的巨手所拨弄。其实小说并不需要承担解答文化难题的道义，小说的魅力往往来自于文本阅读产生的困惑。

小说呈现了藏地神奇的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在宗教精神的指引下，世俗的生活，苦难与死亡因此获得了神性的光辉。小说在叙述世俗的纷争与战乱的同时，常常伴随着对苦难神圣化和仪式化处理。“作者笔下的受难者普遍具有殉道色彩。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民族、活佛、头人、至亲是作为人的存在的血缘载体，而信仰、勇气、尊严和荣誉则是人的存在的价值立场。这些圣洁的词语和超越性的概念具有重要的功能，既是英雄和他的跟随者坚守的信念，往往也是他们转嫁日常焦虑的象征性能指。”任何宗教都无法回避对于死亡的言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人类才创造了宗教。在宗教精神的烛照下，世俗的欲望与个体的死亡获得了超越性的意义，“它使人们获得了向远处眺望的勇气、力量、自信，并由此而带来崇高的感觉和体验。”在小说中，无论是格西真珠吉佩的圆寂，还是德登、叶尔巴的牺牲，都具有一种宗教性的崇高。即使是匪首亚松迪果和情人央美的死亡，也具有一种热烈的生命质感，在火光包围中，他们迎着火焰骄傲地起舞，等待灵魂的永生，“这样的匪首和他的情人，真应该还活在世上。”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们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与许多取材于藏族文化的小说一样，泽仁达娃以诗性的语言，写出了藏族的神秘文化。这首先表现在隐喻性的语言上。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小说的语言是转喻的，诗歌的语言是隐喻的。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雪山的话语》的隐喻性语言却颠覆了这一理论，他以诗人的写作方式写作小说，每天最多一两百字的写作速度保证了小说语言的诗性特征。这种诗性的语言还来自于母语的滋养：“藏语里多有特别好听又极富深意的谚语，他在这些谚语中提炼出了思维，用创造谚语的方式叙述自己的小说。”作者在作品中，以藏语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一系列空灵神秘的意象体系。那泛着绿意的草原，放牧着绸缎一样云霞的天空，火一样耀眼的骏马，墨绿的林海，神圣的雪山等康巴地区特有的景观，都具有一种神秘的隐喻性。不仅如此，人物的对话也经常以神秘的隐喻方式进行，这样的例子在作品中俯拾皆是。比如母亲在给阿荣噶送行的时候说：“你的口袋里躲着一头豹子、几只水獭和一只狐狸。”手下的人劝土司复仇时说：“土司啊，燃烧的柴火倒进深水的时候到了。”当美朗多青表示愿意侍奉贡玛土司时，土司说：“我心里的痛飞到云里去了。”匪首亚松迪果在大火中闻到同伴被烧焦的气味时，情人央美说：“你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他俩像石头一样把痛苦爆裂在体中。”小说中人物的这一类言说方式，被作者熟练地通过通感、隐喻等修辞手法表达出来，“不仅充斥着叙述的灵性，在神秘主义的贯穿中，更突显出小说人物的非凡智慧。”

小说的神秘性也来自于作品中大量的征兆叙事，作为一种小说修辞艺术的征兆叙事使“故事的时况”变为“叙事的时况”，“打通了在此世界与原始神秘世界的深层沟通。”小说中桦树皮上神谕一般的文字预告人物的未来，格西珍珠吉佩准确地预知自己圆寂的日期，邓登喇嘛从婴儿朗吉杰布的后脑勺的形状看出他今后的命运等等。这种征兆叙事来自于作者长期体验的藏区的神秘主义文化，地域和民族的神秘主义文化的注入，不仅使作品增添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而且也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审美意蕴。

《雪山的话语》是泽仁达娃以自身的病痛触摸先辈的苦难的史诗性作品，也许正是因为病痛的折磨，他才能以一种切肤之痛感受那块土地上曾经不断上演的受难与献祭，他以最原始的写作方式让自己的辛苦的劳作神圣化，他把自己的灵魂安放在自己营构的诗性空间之中，他曾经说：“从什么时候爱上文学，记忆常常不能给我准确的答复。平常的日子里，有时会梦见自己在某篇小说中行走，或者在某章散文中吟唱。”在当下商业化写作的时代洪流中，泽仁达娃的意义在于坚守了写作的神圣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具有灵性的文本，他的思索与追问远没有终止，他将继续他的精神之旅。

魏耀武，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王海燕，文学评论家，湖北文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