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丁之歌》的厄运

(一) 华书记指示三小戏拍电影

在1972年11月我省举行的专业文艺团体创作节目分片会演中，产生了湘剧《园丁之歌》、花鼓戏《两张图纸》、《送货路上》等一批比较优秀的剧目。

1973年2月间，己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但仍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和省委第一书记的同志从北京回省，听取了文艺会演评选出了一批优秀节目的汇报，他知道喜欢家乡的地方戏剧，指示省文化组由湖南电影制片厂把《园丁之歌》、《两张图纸》和《送货路上》三个地方戏拍成电影呈送观赏。我们文化组的领导王庆章在组内传达布置，确定在省级剧团中另选演员重新排练再拍成电影。那时候，湖南电影厂还是处于“边建设”、“边试产”的阶段，省电影厂只能买得到保定胶片厂试产的“代代红”电影胶片，因技术未过关，洗印出来的影片色彩还原效果严重失真，经请示批报后，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一个摄制组来长沙拍戏，剧团的人闻此喜讯都欢呼雀跃。

(二) 突飞横祸两小戏遭厄运

新影厂把三个小戏拍成电影后，于1973年7月26 日将样片送审，审片时没有通知湖南派人参加。、和他们看了样片后，当即就对节目进行指责。

看到《园丁之歌》片名出现时，就批评说：“这个片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党的领导，怎能是教员呢？”、“这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当听到戏中的老师俞英的唱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时，又指责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看罢这出小戏拍成的电影就作出定论说：“这个戏是否定无产阶级”，“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是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对《两张图纸》这出戏，看后也加以否定。笼统地说：“这个戏里把年轻人说得一无是处，不修改不能往外拿。” 《两张图纸》是一出农村题材的小戏，剧中的四个角色是一家人，主角是儿子和父亲二位新老队长，配角有母亲和读高小的女儿。故事里讲的是这个生产队在获得连年丰收之后，新老队长各自绘制了一张建设蓝图，剧情是围绕对这个小村庄应该如何发展和建设的争论展开的，戏里是对老队长扩大再生产的规划予以肯定。由于新影厂拍摄的这个影片没能在全国发行和上映，且被等人封杀而没有再在舞台上演出，故人们对这个戏的剧情多不了解。

对《送货路上》这出戏，则拉一把地说：“这出戏同山东的一个小戏《半篮花生》一样，不是‘样板’也是‘榜样’。”后来还将《送货路上》剧组调京，由北京电影制片厂重拍，于1975年4月在全国放映，且在《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署名胡容《商品交换中的两种思想斗争 从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谈起》的文章褒奖这个小戏，虽然等人是在着意渲染，却并未在全国产生多大的轰动效果，“”更没有真地把这个小戏认定为“样板”，也没真的推崇这个小戏为“榜样”。这《送货路上》本是我省文艺会演中评选出的几个优秀剧目中的一出，在我们事后看来，“”不过是故意利用它来进行政治斗争罢了。

国务院文化组为传达等对三个小戏的评论，通知我省文化局派人去京，王庆章局长是请柯蓝副局长去听取传达的，后按柯蓝的记录由文艺处的黄世敏同志经办和打印成文字的汇报材料，分别报送省委宣传部和省委有关领导了。

对于等给这三个小戏的指示，省文化局只在小范围内作了传达，因当时尚末识破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只是停止了《园丁之歌》和《两张图纸》的演出，而对等人的批评是不满和不服的，所以并没有对《园丁之歌》的剧本和作者进行批评；从等人对《两张图纸》这个戏评说的语气中看得出，他们并不是真心想要作者对剧本进行修改后再“往外拿”，王庆章在局里开会时就讲：“怎么改？不改。”拒绝了对剧本进行修改后再“往外拿”的意见。我省更是没有违心地向或向国务院文化组作检查，以为整个事件可以这样了结。 (见湖南省文化厅编辑出版的《湖南文化工作大事记》第122页)

(三) 要批《园丁之歌》

1974年的6月，国务院文化组决定进行部分省市分批文艺调演，这时正值“”运动中的一次大反复的高潮，造反派们声称自己受压，还声称造反派是法家，上演了“儒法斗争”的大戏；他们又组织所谓“运动办公室”夺权，湖南的造反派们更是插手文艺调演工作，反对省委确定的由宣传部副部长张兰明任领队参加全国文艺调演的决定，还非法地将张兰明扣留在省文化局会议室，不准他回家。后省委决定若不由张兰明为领队，则湖南不参加此次调演，这才迫使造反派停止了反对张兰明的活动。

就在国务院文化组筹办此次调演期间，又于6 月14 日宣布要对《园丁之歌》进行公开批判，指示：“《园丁之歌》电影应上映，上映的同时发表批评文章。” 此时相隔1973年7月等人审查《园丁之歌》等三个小戏拍成的电影已经一年之久了。7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按照的指示，向北京、天津、上海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经中央批准，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湖南四省市组织工农兵和各阶层革命群众开展对《园丁之歌》的革命大批判。”

从形式上看，批判只在三个直辖市和湖南省开展，《通知》仅抄送其它省、区，而实际上全国各地都对批判《园丁之歌》作了广泛的报道，为何用这种非常规的做法，真是奇怪和不知何用意。在开展这项批判活动的初始，《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初澜《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长文，湖南是这个戏的“原产地”，当然只得硬着头皮违心地搞批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等有意地安排湖南代表团参加第一批的调演，（6月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举行部分省、市、自治区文艺调研的通知草稿，安排湖南参加第一批调演，张平化同志批示有关部门拟定方案送省委常委讨论。6月10日，省委常委研究同意省文化局提出有关参加调演的请示报告。湖南代表团由432人组成，领队为张兰明，副领队张瑞同、贾学思、唐登鳌。省委书记李振军应国务院文化组特邀去京观摩，在京期间过问代表团工作。参加调演的剧目有：花鼓戏《沙家浜》；话剧《枫树湾》；舞蹈《阿妹上大学》、《炉火正红》、《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以及京剧《挑战》；湘剧《心红眼亮》等。湖南代表团于8月7日抵京，调演于12日开幕，9月11日结束。《沙家浜》、《枫树湾》以及歌舞《阿妹上大学》等留京参加国庆二十五周年演出。(详《湖南文化工作大事记》第125～126页)）还特别邀请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去京观摩和过问湖南代表团的工作。8月12日全国第一批省市调演开幕。调演办公室组织了各代表团观看和批判《园丁之歌》的活动。《园丁之歌》的主要演员左大玢，被迫在几千人的批〈园〉大会上作了“检讨”发言。这实际上是精心策划的一场把湖南省委和湖南省文化局以及《园丁之歌》的作者、演员摆到那个大舞台上进行批判的大会。

读者已经在前面的叙述里看到了，等人和他们把持的国务院文化组全都知道，是书记同吴德讲了湖南要拍摄三个优秀小戏的电影而请他协助解决进口彩色胶片和摄影器材的，是国务院文化组改由新影厂来湘拍片的。知情人也都会记得，1972年11月我省专业文艺团体创作节目分片会演时，国务院文化组曾派员指导，很多兄弟省、市的文艺团体来人观摩，有关新闻单位也派记者到场采访，行家对《园丁之歌》等几个小戏普遍是持肯定意见的，会演的简报都有向北京报备，若由我湖南制片厂拍成影片径直呈送观赏，也无须经等人审查。正是你等控制的那个文化组派新影厂来拍片的呀？样片送审即遭否定并未由中影公司收购发行呀！把一个审查时不予通过又并未上映的影片拿来公开批判，这若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罕见的了。

(四) 说：“我看是出好戏”

后来，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1974年的10月下旬至1975年2月初，在湖南视察和休养，有一天，观赏了湘剧《园丁之歌》这个舞台纪录片，前年，书记指示由湖南电影厂把这三个地方小戏拍成电影的初衷，就是为了呈送观赏，当看完这个电影并热情鼓掌时，在旁的宾馆服务员便讲了这个电影是被批判的坏戏，说：“我看是出好戏”(中央文献出版社《传》第1715页有记述)，观看了《园丁之歌》后热情鼓掌和给这个戏的评语，在我省高层领导中迅速传开，这个消息从天而降，给省委和省文化局等以极大的欣喜和鼓舞，后经省委授意，省文化局于1975 年8月29日向国务院文化组呈送了《关于湘剧〈园丁之歌〉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讲，《园丁之歌》是符合的思想的一出好戏，要求继续上演、放映、出版、发行，在这份正式的文字报告中，没有辩白说原拟由湖南电影厂把《园丁之歌》等三个地方小戏拍成电影的初衷是为了呈送观赏而不曾想到要在全国发行放映，报告使用了《园丁之歌》是符合的思想和路线的一出好戏这样肯定的语言，可能是因为“天机不可泄漏”的缘故吧，报告虽然没有讲已观看了这部电影，“是出好戏”是对这个戏的评语，但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若不是“通了天”，湖南省委、省文化局怎么会向国务院文化组呈送这样内容的报告(《湖南文化工作大事记》第132页)。

可是，事情并不是按常理那样发展，我省的报告并未引发对这个戏进行重新评价的研究和讨论，也不是不了了之，国务院文化组收到我省的报告后，的亲信文化组副组长刘庆棠竟说我们的报告是“明目张胆的翻案，气势汹汹，最后通牒……”。更是谁都万万不曾想到竟还有下面的故事。

(五) 斗争仍在继续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于28日正式提议任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传》下集1767页)，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传》下集1768页) 在这时期，1975年10月间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引发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己被定论，最初，是要邓小平“向一些同志打招呼，免犯错误”，但后来又将邓小平说成是偏袒刘冰而与“右倾翻案风”链接，发展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传》下集1753～1761页)

按照指示，从二月下旬起，由主持的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第一批有十二个省、市、区负责人参加，我省第二书记张平化、书记李振军出席了这第一批的会议。于2月25日在第一批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经政治局讨论、审阅同意后的讲话，讲话后，还征求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是否讲话，但在座的其他人包括都没有人要发表讲话。(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在印发《重要指示》的同时，也转发了这个讲话。)但不料利用这个机会，未经批准，于3 月2 日擅自召集了这十二个省、市、区负责人的座谈会，并发表了讲话。她指名道姓地诬邓骂邓，也同时点名指责湖南张平化为湘剧《园丁之歌》翻案，点着张平化的名说：“你还欠我两笔账，一笔是《海瑞罢官》（《海瑞罢官》问题是指1966年在上海组织，由执笔所写攻击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后来，此文被作为“”导火线显得极为重要(毛传1396页)，当时北京和全国各地区都在最高层的压力下转载了姚文化元的这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只有湖南省没有转载。这是最记恨的事情中的一桩事。）；一笔是《园丁之歌》。” 张平化当即回答说，《园丁之歌》是出好戏，这是我们省委常委的意见。接着又指着李振军说：“振军同志，《园丁之歌》是你炮制的，是毒草，你们知道吗？”李振军回答说：“主席看了这出戏，主席说是好戏。”说：“你们强加于主席。”李振军说：“主席是伟大领袖，我们强加于主席，就贬低了主席。”气愤地说：“你还强词夺理，要继续组织批判。”（引文出自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回湖南纪实》第300页编写组对李振军的采访记录。另请参阅《湖南文化工作大事记》134页。）当事人都知道，和湖南省委对《园丁之歌》等三个小戏是持肯定态度的，当时仍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在中央的地位有这样的变化，仍执意地把矛头对准湖南，对准同志，实质上是在挑衅同志，在中央借机发难。足见这场政治斗争之激烈，足见“”对形势估计的错误，还有的利令智昏、胆大妄为和蛮横。三月十日，得知二日的讲话后批示：“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是不对的。”对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详《传》第1771 ～1773页)

(六) 李振祥揭秘围绕《园丁之歌》斗争内幕

去年三月的一天，我和老同事黄世敏、李可庄等相约到省委大院去看望王庆章、李振祥和周季平三位老领导，他们都是本文所述的这场政治斗争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这次我们去看望老领导，更是使我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当我们到了李振祥副部长家里刚刚落座，李老就拿出他刚撰写的一份稿件给我，说是看了我那本《回忆录》中有关《园丁之歌》的叙述，就想到要写一篇披露省委如何针对等“”扼杀湘剧《园丁之歌》的斗争内幕的文章，这篇题为《围绕湘剧〈园丁之歌〉的尖锐斗争》的论述，已在《湘潮》2007 年5月号刊载。以下就是李部长披露的鲜为人知的主要内幕。

(1) 省委制定应对“”批《园丁之歌》的策略

李振祥副部长在文章中叙述，省委收到这个通知之后，于7月28日召开常委会专题讨论批判《园丁之歌》问题。毛致用、李振军、赵处琪、罗秋月等参加了会议，听了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后一致认为：国务院文化组的通知是中央批准的，我省是产生《园丁之歌》这个戏的地方，应该积极开展批判。但批判的口径、规模要掌握好。只批这个戏，不涉及电影；说它是坏戏，不讲大毒草；批判要体现教育路线；涉及面不要过宽，批判的口径和规模不要超过“人民日报”。这个工作在省委领导下由宣传部具体抓，可从有关部门抽几个人组成办公室。并指示“湖南日报”派编辑专程到“人民日报”去摸底，待“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一发表，就开个电话会议，发个通知，布置批判。另外，还需向中央写报告作个检讨，说明出现这个问题，责任不在下面，不在作者、演员，责任在省委常委觉悟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同时表明我们对批《园》的态度。

从这个会议的情况可以看出，名为研究批《园》，实际上主要是研究如何控制批《园》。省委常委会后，省委宣传部马上开部务会，研究贯彻省委的指示。同时决定尽快从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抽人组成批《园》办公室，在部务会的领导下，分工一名副部长抓组织批判文章，一名副部长管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8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初澜（“”控制的国务院文化组的写作组）的批判文章《为哪个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接着又发表了湖南省委安排撰写的署名湘晖的文章《评湘剧〈园丁之歌〉》。

(2) 开了个电话会布置批判 以敷衍塞责

李振祥的文章中说，为布置批《园》工作，省委于8月3日晚上召开电话会议，由我主持。为电话会议起草的省委领导讲稿己审定。在开会之前，我早早地赶到省邮电局电话会议室。省直各有关单位的领导陆续到齐，各地区分会场巳经联通，应出席会议的负责人也都己到位，开会时间到了。我见省委讲话的领导还没来，有些着急，马上打电话催问。他说有别的事不能来了，要我赶快打电话请省委宣传部的主要领导来讲话。我赶紧打了电话给省委宣传部的主要领导来，没想到他也借故不愿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知道这些领导内心有说不出的苦衷，深知这个戏是符合教育路线、反映人民心声的，是不应该批判的，“”对这个戏的批判是错误的，将来肯定要。他们为了不给省委今后在政治上、工作上造成被动，谁都不愿在这个大会上违心地说些动员大家搞批判的话。这反映了省委对“”批《园》的不屈斗争。他们不愿来讲话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现在原定开会的时间己过，参加电话会议的同志都在等着，怎么办？我只好向大家宣布，首长有要事不能来了，请办公室的同志代首长念一下讲稿。

电话会议后，省委领导又指示，已开了电话会，原定向下发批《园》的文字通知不发了；《湖南日报》送审的《社论》，可以改为署名文章发表。全都降格了。

以上这些，都体现了湖南省抵制“”批《园》的尖锐斗争。

(3) 为讨回公道 省委将《园丁之歌》呈观赏

1974年10月13日，来长沙，住了114天，这次来长主要是休养的，除了处理一些国家大事之外，还常游泳和通过电视观看湖南地方戏等。

李振祥的文章说，11月的一天，从省委提供的节目单中圈定要看湘剧《园丁之歌》。由于这出戏当时正受批判，给湖南省委造成很大的压力，省委把它列入节目单是想请审看一下，听听他的指示。在看《园丁之歌》时聚精会神，看到精彩之处还不禁鼓起掌来。在他一旁的服务员曾彩谋见到这个情况，连忙告诉他这是正在受批判的片子。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受批判？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批判？你们讲讲看。”工作人员回答说：“听说教育界争论很大，我们是外行，看不懂。”肯定地说：“我看这是一出好戏。”

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听到称赞《园丁之歌》是好戏的消息后，兴奋不已，连忙转告其他省委常委。的话不多，但对因此陷入困境的省委领导们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经过开会研究，省委准备找适当时机为《园丁之歌》。

(4) 王震怒斥“”扼杀《园丁之歌》

李副部长的文章披露，1975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来湖南，是到湖南出席黄金生产会议的，当时省里正在举办省直局以上干部学习班。22日，王震从学习班抽出10多个有关同志召开座谈会，我是其中之一。座谈会上，王震在对发展黄金生产问题作了些指示之后，话锋一转，讲到“”批判湘剧《园丁之歌》的问题上来。他问：“当初你们看了《园丁之歌》是否点头了？”省委书记于明涛回答说：“在省文艺会演总结时，我代表省委讲话，表扬了12部戏，其中就有《园丁之歌》。”王震说“写批判文章的人给这个戏扣的‘帽子’，实际上是攻击省委的。那些批判文章，把戏里的两个教员骂得狗血淋头，为什么不听听群众的意见？群众都鼓掌了，看时也拍了巴掌，这些情况报社内参已向国务院领导反映了…… 王震说“我不管他是文化部什么部的，我有话就说。一批判这个戏伤了多少人，教员们都不敢管了。以后要有民主作风，多听听群众呼声。我是有点火气。有火在房子里发发可以，上不了文件。”王震讲完后，张平化指示说：“把王副总理的话整理出来在群众中传达一下，把这个片子解放出来吧！这个片子看过，鼓了掌，当时我们没有得到中央批准，没有向下传达。这片子是符合思想的。”

(5) 省委授意文化局写报告为《园丁之歌》翻案

李振祥说，8月24日省委宣传部召开部务会，研究给《园丁之歌》恢复名誉问题。大家讨论后一致认为，应积极地、慎重地逐步争取给《园》剧恢复名誉，宣传部先研究个意见向省委口头汇报一次。后省委听了宣传部的汇报决定由省文化局向发出批《园》通知的国务院文化组写个给《园》剧的请示报告。这就是前面叙述的省文化局于1975 年8月29日向国务院文化组呈送了《关于湘剧〈园丁之歌〉问题的请示报告》故事了。

(6) 揭批“” 为《园丁之歌》彻底

1976年9月9日，逝世。10月6日 “”被粉碎。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迅即展开揭发、批判“”，同时也揭批“”扼杀《园丁之歌》的罪行。

李副部长的文章披露，为了进一步深入揭发、批判“”扼杀《园丁之歌》的罪行，省委决定专门召开几次批判大会。11月9日，由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主持的省直揭批“”罪行大会，书记李振军发言，揭发、批判了“”扼杀湘剧《园丁之歌》的罪行。

12月6日，的秘书曹万贵从北京写信给振军同志转平化及省委书记各同志：转来《报》、《北京日报》批判“”扼杀《园丁之歌》的文章，建议省委组织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8日，省委召开省会批判“”扼杀《园丁之歌》的大会，李振军、省文化局长王庆章等10多人先后发了言。张平化在总结讲话中说：“‘’为什么扼杀《园丁之歌》？是为了反对…… 平化同志讲，今年3月2日，私自召集12省市领导开会，点名批评湖南为《园丁之歌》翻案，把状告到那里去了。这就说明她已知道肯定了这个戏是好戏，她还要批判。她的矛头是指向谁，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9日，按平化同志指示，宣传部组织撰写的题为《“”扼杀〈园丁之歌〉的居心何在？》的文章交常委讨论。11日、18日，常委会两次讨论通过。第二天即派刘思平乘飞机送往北京，《人民日报》刊登了湖南省委撰写的这篇重要文章。

1977年，《红旗》第三期刊登教育部大批判组写的批判““的文章，文章指出：“应该使我们的干部和教师都像《园丁之歌》里的女教师俞英那样，满怀无产阶级深厚感情，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培养好我们的革命后代，争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好‘园丁’。”

1977年刚复刊的省委机关理论刊物《新湘评论》第二期，也刊登了省委大批判组的文章《篡党夺权的丑恶表演――批判“”扼杀〈园丁之歌〉的罪行》。全省其它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也都发表、播放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节目，一时在全省形成了批判“”扼杀《园丁之歌》的高潮。

11月12日，湖南省会长沙文艺界再次召开批判“”扼杀《园丁之歌》的大会，省文化局长王庆章等4人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省委书记董志文作了讲话。

1979年3月13日至17日，在省直宣传系统落实政策会议期间，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和省剧协召开的昭雪大会上，正式宣布给受了错误批判的《园丁之歌》等剧目和受牵连的同志彻底。

史无前例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围绕《园丁之歌》的斗争，只是那场大的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小小回合，我在省文化机关工作三十余年，从未间断，我在任省文化厅政策法规室主任时，还和《文化志》编辑室共同编印了《湖南文化工作大事记》(1949 -1989)印发全省，这是根据档案文献编写的史料书籍，因此我能够占有很多真实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撰写这篇回忆文章。

围绕《园丁之歌》同“”的尖锐斗争，有各个方面的人物登场，有最高层的，有省里高层的、中层的，我这小人物见证了这段过程，现整理成文奉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