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两代人,两世同志情

那时友情――

同患难，共理想，手足般情深

与血缘之爱、男女之爱不同，友爱最大程度地剔除了生物属性。越高层次的友谊，越贴近意向性一致的精神交往，越需要双方在感情、精神、物质、能量上的互助互利。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革命战友情深意长。为了同一个理想，人们抛弃个人欲念，在奋斗中结下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

这张黑白照片上的三位女战士，都是在四十一年前从南京入伍的女兵。它是我（右）和老班长王继红（中）、副班长冯敏（左）在江苏宜兴川埠695野战医院时拍摄的。

每当看到这张老照片，就会勾起太多回忆。1969年12月12日，16岁的我参军到部队。冯副班长与我同年同批入伍，形影不离。

刚到条件艰苦、设在农村的野战医院当兵，感觉任务很繁重―――高强度的战地救护系列训练、开荒种菜解决部队给养、每周登一次医院旁的青龙山进行体能素质训练、参加千里野营拉练急行军和夜行军等。这一切对于我们从南京大城市来的小女兵而言，真是一个极限挑战。

1971年冬，我们从江苏宜兴一路行军，去往浙江奉化。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们肩背六斤重的被子，上面还架着四斤重的手术药囊包，随着大部队往前走。冯副班长走在我前面，沉重地喘着气，却不时回头，问我累不累。她让我盯住她扎在脖子上的白毛巾，说千万别掉队！望着那一跳一跳的白毛巾，

我咬紧牙关，坚持一夜走完了九十里路。

1973年夏，医院来到宜兴张渚农村，做大号双顶手术帐篷的快速支撑固定演练。在王继红班长的指挥下，我们仅用了七八分钟，就将帐篷支撑安装好，架起了活动手术床和器械台。那一刻，田野里回荡着畅快、清脆的笑声。

1973年―1976年，受上级指示，部分同志赴新疆参加核试验后的三防工作。我和老班长、副班长都被选出，一起来到西北吐鲁番盆地，在戈壁滩上拥有了另一段难忘的记忆。

1979年2月至5月，我们随医院赴广西某部，参加对越反击战二线医院救护任务，抢救、治疗从前方运转的374位伤病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些有意义的经历，在和平年代不容易碰上，我们却能有缘分作为亲密的战友同进共出。野战医院的艰苦磨练，是我们最宝贵的共同财富。

老班长王继红1980年5月患癌症，住在总院，接受手术治疗。那时，我们野战医院十多位女兵正巧在总院的各个病区学习或工作，一有空，就会拥到病房探望和鼓励她。在战友深情的簇拥下，老班长乐观地与病魔拼搏，不仅坚强生存了30年，还坚持全天优质工作，直到退休离岗。

今年4月，老战友再次聚会，翻看老照片，畅谈战友情。在爱摄影的老班长王继红的提议下，按照原照片的位置，我们又拍了一张合影照。

如今，我们又叶落归根回到了南京。大家都有同感“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遗憾”。

谈起同志情，我的母亲季桂芳的故事更让人感动。

母亲1923年出生于启东正诗乡。抗战时期，母亲在苏中四分区启东二区参加了革命，并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地第一批农村女干部、女党员。

1941年初春，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遭受日伪军残酷的大扫荡。1942年初，我军主力开始反击，一举获胜。

海启县委决定开辟新区工作，工作组有十多名干部，由县委书记陈国权率领。

1942年1月4日上午，县区乡干部们正在久隆镇附近开预备会，突然传来“敌人来了”的呼喊声。情况万分危急，陈国权命令干部们北撤。而在敌人的包围中，陈国权却被叛徒指认出卖，遭到枪杀。

我母亲也参加了预备会，分散在群众中撤离了。事发后，她组织群众调查情况，发现了陈国权的遗体。绝不能让同志的遗体落在敌人手中，母亲怀着朴素的情怀，当夜冒着生命危险，动员农民兄弟借了一辆独轮小车，避开敌人的岗哨，又在敌人的封锁线内绕道行走数十里，黎明前终于将陈的遗体运送到县委。

母亲这一壮举，惊动了整个县级机关，地委机关报《江海报》专题报道了这一事迹。

母亲常年为革命奔波，我们却对她的事迹知之甚少。印象中，母亲虽不善言辞，但她宽厚慈祥、真诚博爱、不为名利的品德深深影响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