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黄埔军校十二期生活回忆(下)

“纪念周”和星期天

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那时，全国各级单位每周都要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我们军校规定每周星期天的上午8时举行。这天，早晨六点钟就要提前开饭，六点半在大操场上徒手集合。全校军官、学生人人服装整齐，一律白手套、呢绑腿，脚穿带口钉的牛皮鞋，站得挺直，等待检查。检查过后，再按连排顺序，浩浩荡荡地走向校本部的大礼堂。

军校大礼堂能容三千余人。因十期、十一期各招收了两个总队，故把礼堂全部挤满了。我们这期新来的，只好站在礼堂外面的操场上“听”纪念周了。直到半年以后，十期的一总队毕了业，我们这个总队才被安排在大礼堂楼上。

大礼堂里没设座位，开会、听报告都一律站着。讲台上虽然摆了几把长靠椅，但是，许多高级首长光临也总是站着不用，这样做大约是表示“官兵平等”吧。

举行总理纪念周时，蒋校长本人如果在南京的话，他一般会亲自参加的。当行完纪念仪式后，他都要对我们作一番训话。训话内容都是一些孔孟之道和曾、胡治兵语录。他一口家乡奉化腔，讲话中间总夹杂着“这个是”、“这个是”的口头语。奉化方言本就很难听懂，而讲的又是一些空洞无物东西，所以听起来确实有些乏味。可是，列队站在既是校长又是领袖的面前，谁都得毕恭毕敬地站着，聚精会神地听着，谁也不敢有半点懈怠。加之，蒋校长身材颀长，虽显削瘦，两眼却炯炯发光，那时，他上唇蓄了一撮小胡须，肃而有威，望之令人生畏。

来参加“总理纪念周”的高级官员，通常有校务委员何应钦、程潜等人，另外还有于右任、孔祥熙、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孙科等人间或参加。记得当时被人称为“五木主席”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来过两次，对我们作过一次训话。至于蒋校长的夫人宋美龄，通常是陪同蒋校长前来参加的，她从未讲过什么话。

在军校生活的日子里，星期天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做完“总理纪念周”，就可放假。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口袋里面，都装有星期六晚上预支的一元津贴费。出了校部大门，大家便各奔东西，有亲友在南京的即去探亲访友；而大多数人则是邀同三五知己，乘车到玄武湖划船探胜，或去中山陵瞻仰孙总理陵墓和灵谷寺的谭墓。

谭墓是谭延闿的坟茔。他生前过国民政府主席，又当过行政院长。他是茶陵人，曾担任湖南省长兼督军，那时我父亲谭镜莹曾跟随他当过一段时期的秘书长。后来先父在衡阳遭仇人杀害，遗下寡妇孤儿，生活艰辛，谭对我家特别优恤，屡有周济。为此，我每次去灵谷寺时，总要带些香烛向谭墓供奉一番，以表敬悼。

星期天的中饭，同学们各自奔赴具有自己家乡风味的饭馆进餐。我是湖南人，自然爱进湖南馆子。那时，三角钱一份的客饭，有一荤一素一汤，大米饭管你吃饱。到了下午一点半至两点，南京各戏院、电影院都有一场演出。当时南京最好的电影院要数国泰、大光明这两家，影片大都是英美两国拍制的五彩新片，内容多以爱情、武侠为主题，有时也有国产片上映，票价一般是三角钱。那时普通电影院只有一、两角钱的票价。喜爱京剧的，可以到黄金、南京两个大戏院去看名角演出，但票价高，至少是五角，最高达两元。我限于经济条件，很少去看京剧。

同学中有的既不看戏，又不看电影，他们就到南京路、太平路一带去遛商店、看看热闹，你愿意到那儿就遛到那儿，但只有一个地方被视为“”，那就是纸醉金迷的六朝胜地——秦淮河和夫子庙一带，军校学生是不能随便涉足的。那里经常有宪兵巡逻，如遇上穿军服的，就要被扣押到宪兵队，再通知你的所在单位去“领”人。这是犯纪律，而且是丢脸的事，老实安分的人谁愿触这个霉头呢？

按规定，到了下午五点三十分谁都要按时回到营房。由值星官点名，谁迟回来，谁就要被罚“禁足”。所谓“禁足”，就是下个星期天做完“总理纪念周”后，你得乖乖地跟随值星官回到你自己的营房枯度一日了。

灌输崇敬“领袖”的思想

总队部设有一个政工室，这是专门抓学生思想动态的机构。上校主任周上璠，湖南常宁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各连都配有一名政工员，我们连的政工员姓张，七期毕业的，也是湖南人。他每周兼授我们的政治课一小时。政治课本来是讲授三民主义。但他丢了这个本本，经常向我们讲述蒋校长的生平事迹。他还讲到孙总理在广州就任大总统以后，广东陈炯明叛变时，说蒋校长在炮火纷飞中，怎样不顾个人安危、护卫孙总理，后来怎样护送孙总理到兵舰上避难的，总的一句话，蒋校长对孙总理是忠诚敬仰的，孙总理对蒋校长也是无限信赖的。有一次，这位张政工员还拿了一张照片给我们看。这张照片是孙总理在广州蒙难时在兵舰上拍摄的。我们从照片上看到，孙总理坐在兵舰走廊上的藤椅上，蒋校长身着军装站在孙总理的后面。照片两旁有孙总理的亲笔题字：“安危他日终须仗，艰苦来时要共尝。”见到这张照片及题字，就会使人坚信孙总理对蒋校长的信赖和寄托之殷，无形中会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对蒋校长的敬佩和爱戴。

记得在那段岁月里，我们穿的军服上第一颗纽扣，就是一颗蒋校长的胶质肖像。这颗胶质的像扣和军服上的另外几颗大小相同。但是这颗肖像纽扣必须钉正，不许歪斜，以示对蒋校长至高无上的崇敬。遇到开会听报告时，凡是提到蒋校长或者蒋委员长时，坐着的要马上起立，站着的要双脚并拢立正。这也是表示崇敬最高领袖的一种礼节。

正式学生阶段

1936年6月，我们入伍一年期满，都转为了正式学生，生活津贴费增为每月12元。军服上佩带着军校学生的符号，番号由入伍时的连、排、班，改为中队、区队、分队。原来设的几门普通学科，因在入伍一年内已全部学完，所以在后两年里，主要是学习军事学。

我们工兵队的军事学科，除原设的筑城学、爆破学外，还新开设了土木工程学、桥梁学、战术学、公路建筑学、测量学。教官都是校部派来的，军阶都是中校以上，大部分是保定军校毕业的。他们的教学经验相当丰富，但年岁大了，又不是蒋校长的学生，若要担任军官实职，未免“高不成、低不就”，故只能当上个军事教官。他们的薪资待遇按当时的物价还算不错，以一个中校来说，每月底薪是175元，如果是上校就有240元。有这么高的月薪，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是绰绰有余的。他们这些人虽也感到内心苦闷，但为了生活，也只好打起精神，端着教官这个“饭碗”以了终世了。

转正为军校学生的授课时间，较之入伍时也有所变动。上午全部为课堂教学，下午基本上是操场教练、野外勤务和工兵作业的实施。工兵作业最苦的要算筑城作业的实施。我们使用的工具是大号圆锹和十字镐，每把有四、五斤重，挖土、铲土都要使大劲。这种作业没干到半小时，就会满身大汗而且两臂酸疼，手起血泡，如果没有强壮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的确难以坚持。至于爆破、操舟、渡河等作业，虽感惊险，但也有乐趣。所以工兵生活，总的来说有苦也有乐。

（本文由黄埔后代谭安利根据舅父谭玠生1989年写的回忆录整理）